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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世纪70年代欧洲国际体系经历了地缘政治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统一，维也纳体系的重心进一步东移，中欧成为欧洲协调的关键。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试图构建大陆联盟体系缓解德国统一对欧洲体系的冲击，同时改善德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巴尔干半岛的起义以及随后发生的战争将德国推上了风口浪尖，声称在巴尔干半岛没有利益的德国召集了解决近东危机的柏林会议。柏林会议重建了“大国协调”，但是带来的问题远远比解决的问题更多，柏林会议是欧洲列强最后一次不顾巴尔干国家的意愿而试图主宰巴尔干国家的命运。巴尔干民族国家的构建、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欧洲体系内部矛盾的挤压和积聚，最终让巴尔干半岛成为“欧洲火药桶”。巴尔干半岛最终成为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中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柏林会议开启了“东方问题”的“巴尔干化”的进程，国家构建、区域秩序开启以及欧洲地缘秩序重构的三重压力和逻辑，让“东方问题”成为无解之题。 关 键 词：大陆联盟体系/东方问题/巴尔干化/柏林会议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5FSS005)；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培育项目(2018ZDPY01)。 作者简介：孙兴杰，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巴尔干化，这个词汇出现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之后，用来描述族群暴力、政治混乱以及任意专断的领土划分，将来自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的愤怒的人民塞到不同的新国家之中。巴尔干化还指巴尔干国家之间发生的无休无止的领土纠纷，这源于迁移而来的民族取代了那些曾经的土著、邻国之间的军事行动、族群暴乱以及国际协定或者任意的领土划分。[1]v，xvi巴尔干化与其说是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巴尔干战争开始的，倒不如说是几百年沉淀下来的巴尔干历史结构的裂解。19世纪的“欧洲协调”主要是指欧洲大国之间相对稳定的安排，“大国并不想要革命，当它们不得不接受变革的时候，它们倾向于集体行动”[2]16。在欧洲协调体系中，权力的重心不断东移，克里米亚战争是英国和俄国两大欧洲侧翼大国在黑海地区的一场大战，但是德国和意大利统一之后，中欧成为均势的关键，一直处于破碎状态的中欧地区出现了一个有可能“撑破”欧洲体系的大国。而俾斯麦主导的大陆联盟体系无疑是要在中欧重建均衡的安全秩序，虽然德国声称在巴尔干半岛并没有直接利益，但是德奥同盟是大陆联盟体系的基础，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有重大的利益诉求。最终，欧洲地缘政治的压力不断传导，集中于巴尔干半岛。《柏林条约》并没有平息体系内的矛盾却开启了“巴尔干化”进程。奥斯曼帝国不断衰落，帝国的巨大遗产成为各方的“诱惑”；从法国大革命之后，民族主义在巴尔干半岛传播，巴尔干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巨大的裂变性因素；巴尔干半岛成为欧洲协调最薄弱的环节，体系性的压力在此汇聚和爆发。柏林会议是欧洲大国最后一次“独断”巴尔干事务，巴尔干秩序的构建最终依赖于内生力量，然而，民族主义的激情压倒了重建地区秩序的努力。 “东方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奥斯曼帝国在近代衰落之后，其留下的巨大的领土遗产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奥斯曼帝国是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如何处理权力真空就变成了欧洲列强博弈的焦点。“将奥斯曼帝国这个在长达四个世纪一直是主要强国的国家赶出欧洲是现代历史的一个主要的转折点，它对欧洲和中东带来的后果到现在我们还在消化。”[3]1东方问题的焦点是在不断转移的，最开始是东地中海的控制权问题，尤其是黑海海峡的问题，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英法两大西欧强国与俄罗斯之间在黑海进行的一场大战，堵住了俄国向地中海的扩张。而随着欧洲体系重心的东移，加上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主义兴起，东方问题的焦点也从黑海海峡向巴尔干半岛转移。“1871年绝大多数的欧洲民众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他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1870年已经将前一个时代终结了。”[4]145德国快速崛起并且成为欧洲大陆头号强国，德国的统一本身是欧洲体系历史性变革的一部分，19世纪70年代世界也从“资本年代”进入了“帝国年代”。 第一，工业革命改变了国力衡量的指标，重工业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最核心的指标，钢铁产量决定着一个国家在未来战争中能够生产多少现代化武器。除此之外，人口数量代表着劳动力储备和后备兵员的数量。铁路的修建不仅提升内陆国家的运输能力，而且也是一次经济革命，作为一种新兴产业，铁路建设需要大规模的投资。俄国的铁路从1860年的1626公里增加到1870年的10731公里，为了筹集资金而不得不向法国借债，将铁路租让给法国公司，从此，“俄国的经济和战略计划开始与巴黎的金融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5]516。金融体系的扩张使私人产权观念得以在世界广泛传播，非西方的边缘地区在炮舰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接受西方的规范和制度，欧洲国家之间即便在战时也避免罚没敌对国家的商人财产，对交战国私人产权的保护成为19世纪后半期国际通行的惯例。从19世纪中期开始，奥斯曼帝国越来越依赖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体系。[6]32在1875年至1878年间的危机期间，奥斯曼帝国几乎破产，法国的公债持有者将成为奥斯曼帝国政府破产的最大输家，因此法国政府说服奥斯曼帝国实行保守的财政政策。在奥斯曼帝国公共债务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后，法国董事们占据了领导席位，为了公债安全，法国董事们强烈要求法国政府平衡各种竞争者，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存续。在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上，英法代表了地缘经济的诉求，而俄国、奥匈帝国则更看重地缘政治的利益。 第二，民族主义建国运动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不仅重塑了中欧和南欧的格局，还给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带来了示范效应。然而，民族主义建国打破了维也纳体系的静态结构，体系内部积聚的能量需要找到出口释放，否则就会摧毁体系。一是“东方问题”成为体系压力的释放出口，二是欧洲各国开始了新的殖民扩张浪潮。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凝结了统一与分裂、整合与分化的因素，当德意实现统一之际，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这样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却面临着国家分裂的危险，帝国边缘的离心与反叛更加严重。基于民族而创建的现代国家其权力边界是合一的，这是对帝国这种多重权力边界的国家组织的尖锐挑战，尤其是在像巴尔干这样的帝国边缘地带，民族主义让模糊的身份边界重新厘清，一方面必然会导致对土耳其宫廷的反叛，另一方面巴尔干半岛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也会被激发。“从1804年到1887年的巴尔干半岛历史的主题就是民族反叛以及新政府的构建。”[7]171近代以来，巴尔干的地缘政治结构取决于两种关键性因素：一方面，“巴尔干半岛被带入欧洲政治领域，并且成为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分别代表的条顿和斯拉夫人之间长久的冲突。另一方面，受压迫的基督徒开始有了民族的自我意识，并且开始了史诗一般的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8]17。 第三，帝国主义扩张再度膨胀，“东方问题”的重心不断转移。奥斯曼帝国体量巨大，从北非阿尔及利亚到埃及，每个问题都会引起欧洲列强的博弈，巴尔干半岛就成为欧陆强国形成的欧洲体系与殖民扩张形成的海外体系的“重合点”。19世纪欧洲已经基本不存在权力的真空地带，小国被中立化，比利时、卢森堡、挪威等国都成为大国博弈的缓冲国。由此欧洲体系内部的矛盾不断沿着地缘政治的断层线而传导，而当帝国主义扩张结束，欧洲列强再次转向欧陆体系之后，巴尔干半岛就成为被“包围”的矛盾焦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