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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快速南下的计划受阻于普列文要塞，奥斯曼帕夏在此阻击俄军，直到12月10日，俄军才攻陷这一要塞，这为英国的外交运作提供了时间。随着战事的进行，英国国内舆论风向大转，从同情巴尔干、反对奥斯曼帝国变为同情奥斯曼帝国、反对俄国。普列文要塞失陷之后，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大门洞开，英国舰队进入海峡，与俄军形成对峙。经过近一年的战争，俄军的损失惨重，难以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而缔结停战协定。1878年2月13日，英国六艘军舰通过了达达尼尔海峡，英俄曾经的两大侧翼大国在巴尔干半岛再次对撞，克里米亚战争的场景似乎在重现。 1878年3月3日土俄两国缔结和约，也就是《圣斯特法诺条约》，它是奥斯曼帝国签下的城下之盟约，也是秘密条约。俄国要求奥斯曼帝国承认门得内哥罗、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的独立，同时承认保加利亚的自治，虽然保加利亚向奥斯曼帝国缴纳贡赋，但是行政、司法等权力却置于俄国控制之下。条约规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无论在平时和战时，对来往于俄国港口的中立国商船一律开放”[23]30。俄国还从中获得了黑海沿岸的一些领土。《圣斯特法诺条约》基本满足了俄国斯拉夫主义者的愿望，创建了一个横跨巴尔干半岛的“大保加利亚”。对于保加利亚人来说，《圣斯特法诺条约》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和唯一一次，一个巴尔干民族能够取得它所有的目标”[24]2。当俄国人的目标得以满足的时候，意味着其他国家的利益就不可能得到满足。“条约的条款公之于众之后很快带来了严重的国际危机，保加利亚问题是反对声音的焦点。除此之外，这一安排从整体上带来了国际条约的改变，当然，与之前和奥匈帝国的条约是相违背的。”[25]175《圣斯特法诺条约》打破了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对俄国的封锁，而且使俄国在东地中海占据了重要的支点。更重要的是，这一条约让英国成为抵制俄国的主要力量。“英国的主要目的不是支持巴尔干基督徒的野心，而是确保俄国不能染指土耳其。”[26]229 而对俾斯麦来说，将英国拉入到同盟体系中来，才能让德国避免“同盟的噩梦”，也就是在俄奥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选边站。“面对奥匈将对一个疲惫但依然顽固的俄国的战争前景，德国首相感觉到除了通过一场国际会议以条约的方式介入和安抚俄奥之间的矛盾之外，别无选择。”[27]851878年2月19日，俾斯麦在国会中说，“我们应该扮演一个真正想把生意做成功的诚实的掮客”[28]230。俾斯麦并不想去介入俄奥之间的纷争，在柏林召开一场国际会议，毫无疑问会让三皇同盟的分歧暴露出来。“对德国来说，意味着它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已经到了这一步：无论多么不情愿，德国都必须走到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背起更多的国际义务，而且其中很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是‘自损’的。”[16]38 事实上，柏林会议召开之前，基本的问题已经解决，英国成为真正的穿梭者。英俄之间达成了协议，将“大保加利亚”一分为三：已经瘦身的保加利亚；在奥斯曼帝国管辖之下的东普鲁米亚省；剩余部分由奥斯曼帝国统治。英国与奥匈帝国也达成了密约，承认其对波黑拥有吞并的权利。英国也跟奥斯曼帝国达成了协议，保障奥斯曼的领土完整，而英国可以获得塞浦路斯岛。亨利·基辛格评论说，“或许迪斯累利可谓唯一超越俾斯麦的政治家。他抵达柏林参加会议时已立于不败之地，目标都已达成”[29]147。柏林会议开得也比较顺利，一个月之后达成了《柏林条约》。柏林会议是对《圣斯特法诺条约》的修改，重新划分了巴尔干的地缘政治版图。1878年《柏林条约》是以一种“复杂的、并不牢靠的妥协办法”维持各国之间的和平，“除非在不长的时间内新的边界被各方所接受，否则就会再次引起争端”[15]451。一方面是恢复了大国之间的均衡，主要是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欲望受到了抵制。俄国、奥匈帝国、英国都有所斩获，但是大体维持了均衡。对俄国来说，无疑是一场外交的失败，付出了沉重的战争代价，在巴尔干半岛的抱负并没有实现。另一方面，巴尔干半岛内部的边界也维持了相对的稳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获得了主权国家的地位，但是并没有增加领土，这与每个国家的预期是有巨大差距的。“东方危机以巴尔干人民的反叛和谋求独立的战争呈现出来，但是以违背巴尔干人民利益的欧洲大国的协定而告终。”[20]89 柏林会议是对欧洲权力格局的一次调整。奥匈帝国再次成为赢家，它不仅获得并吞波黑的权利，而且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势力大有扩展，“在亚得里亚即门得内哥罗沿海全线的警察防御、海上监督和卫生监察将由奥匈帝国利用轻警卫艇来执行”[23]45。依靠经济渗透，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取得了远远超过俄国的成就。奥匈帝国试图在巴尔干建立一个铁路网，为奥匈帝国的经济渗透提供条件。《柏林条约》是对俄国的一次外交阻击，俄国在战场上的果实又一次被剥夺，战场的胜利终归要靠外交来实现，从克里米亚战争到这次土俄战争，俄国代价很高，外交损失惨重。柏林会议之后，俄国与巴尔干的斯拉夫国家关系恶化了，无论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还是保加利亚都不甘当俄国在巴尔干的前哨。“俄国发现新建立的保加利亚并不是一个顺从和听话的附庸，而是一个时刻将保加利亚的国家利益置于优先位置的独立国家。”[8]24保加利亚感激俄国帮助建国，但是却不是以俄国人所期望的方式，“保加利亚人虽然在民族的起源和构成来说，尤其是语言上是纯粹的斯拉夫民族，它们的祖先在斯拉夫文明中也是先锋，在神学文献中占据一席之地。即便如此，他们却从来不是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29]46-47。俄罗斯学者认为，“《柏林条约》是1878年欧洲大国力量对比的真实反映，当时的这种力量对比不利于俄国和巴尔干各民族”[30]73。 柏林会议打破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列强作出的保持奥斯曼帝国完整性的承诺，奥斯曼帝国不仅丧失了国土，而且还要被迫接受列强的干涉，列强代表奥斯曼帝国境内非穆斯林臣民监督改革。“这无疑鼓励了附属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为土耳其宫廷制造了一个爆炸性的态势。列强是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始作俑者，它们利用了一个并不是自己制造出的形势。”[31]6“根据《柏林条约》条款，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五分之二的领土和五分之一的人口。割让的领土中，包括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加索地区的三个行省——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这三个行省是土耳其穆斯林的心脏地带，按理不应割让。他们将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阿尔萨斯-洛林。”[32]22从此之后，奥斯曼帝国边缘地带进入了“裂解”的漩涡之中。“柏林会议的决定及其在国际关系中处理国家事务的影响让人们开始怀念之前协商外交的那种可预期性。这些带来新的大国的联盟以及利益冲突的因素，不仅是柏林会议的结果，也是更大范围内国家利益冲突的结果。新的‘气候’改变了东方问题的意义和性质，吊诡的是，它不再是欧洲列强的首要关切，所以巴尔干国家的崛起被视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结果。”[20]90奥斯曼帝国遭受民族主义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帝国边缘地带的民族主义建国运动继续发酵，“柏林条约意味着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有效统治结束了，虽然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以及色雷斯和伊庇鲁斯直到1881年还在奥斯曼帝国管辖之下，但却是十分艰难”[7]361；另一方面土耳其民族主义兴起，强调土耳其的民族意识。[33]1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