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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体系的发展而言，德国统一代表着欧洲均势自1648年以来的前提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德意志地区邦国林立，也就是德意志地区是欧洲进行均势的交易筹码。而德国统一之后，“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上都有发言权”[9]130。巴勒克拉夫就认为，“新的德国的崛起，俾斯麦于1871年所创立的新的帝国的巨大成就，其本身就是俄国和英国在欧洲以外地区对抗所带来的后果；如果要对付俄、英的联合反对，俾斯麦的成功简直是不可能的”[10]77。因此，对于海外体系，德国基本不参与其中。而在欧陆体系，俾斯麦试图恢复当年梅特涅主导下的东方君主国的合作和友谊，将德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绑定在一起，这也是构建大陆联盟体系的起点。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的防御性特征，核心在于消除欧洲体系对新生德国的敌意，一个新生的德国强邻环伺，尤其是七年战争时期的考尼茨同盟的噩梦，“不是弗里德里希大帝获得了胜利，那么英国当时早就不会顾及普鲁士国王的事业了”[11]201。法国在战后的复苏异常迅速，“俾斯麦很快发现‘没有法国不行’——完整的欧洲体系不可能与复仇心切的法国为伴，也不可能缺少法国而存在”[12]2。因此，“保持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分离是俾斯麦在担任德意志帝国首相期间全神贯注做的一件事情，而且在二十年间基本是成功的”[13]274。 意大利与德意志的统一改变了哈布斯堡帝国及其对外战略。它曾经在德意志、意大利以及巴尔干具有重要的国家利益，也是战略扩张方向所在。德意统一之后，哈布斯堡帝国的选择变得单一了，短短十年之间，哈布斯堡帝国丧失了在中欧的影响力，它只能将扩张的方向重新转向巴尔干地区。“在奥匈帝国被德国和意大利驱逐之后，卷入到巴尔干地区成为自然的推论。”[14]61普奥战争之后，哈布斯堡帝国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如果不与匈牙利妥协，帝国便面临着解体的危险；与匈牙利联合，便面临着斯拉夫人的反抗。1867年奥匈协议签订，“不仅超国家帝国的概念消失了，而且德意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无庸质疑的优势地位也已不复存在”[15]435。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构成了帝国的统治阶层，但是在人口方面占据优势的是斯拉夫人，奥匈双元帝国的创建引起了斯拉夫人强烈的不满，为了解决帝国面临的问题，统治者尝试了从强硬镇压到赋予斯拉夫人同等地位等各种手段。1848年革命期间，俄国是扼杀匈牙利革命的罪魁祸首，因此，匈牙利仇视俄国也是情理之中。当奥匈帝国建立之后，两国之间的合作基础不复存在。马扎尔人希望并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而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则要求建立三元帝国，即奥地利-匈牙利-斯拉夫帝国。塞尔维亚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几乎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在民族主义的激荡之下，这个小国并不满足于现状，它力图建立一个大斯拉夫国家，将处于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的斯拉夫人解放出来，“塞尔维亚的任何事务都会得到维也纳的高度关注”[4]168。奥匈帝国和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矛盾是结构性的，而俾斯麦构建大陆联盟体系的第一步就是要形成德奥俄三方同盟。如果不能弥合俄奥在巴尔干半岛的矛盾和分歧，大陆联盟体系就难以建立。 德国既要避免考尼茨同盟的出现，又要避免俄国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过于恶化。比较符合德国利益的是，德国与俄奥两国同时保持比较好的关系，至少要比俄奥两国关系好。从理论上说，三皇同盟并不是真正的同盟，倒不如说是比较灵活的三角关系，所谓三角关系就是任何双边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到第三方。俾斯麦可以撮合三皇同盟，并不是三国彼此信任，而是彼此的不信任。“通过聚会奥俄都明白，在两国矛盾和竞争不可能消除的情况下，不能让对方单独与德国加强关系，三国同时进行接触是最好的选择。”[16]15俾斯麦当然知晓俄奥之间的矛盾，也并非要消除两国的矛盾，“俄国和奥地利之间不能维持和平，那么尽管我们可以容忍我们的朋友在相互敌对的战争中有胜有负，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两者之一受到如此严重的损伤和祸害，以致使其独立的、在欧洲具有同样发言权的大国地位受到威胁”[11]185。这是俾斯麦推动三皇同盟的初衷，也是底线。沙皇是德国皇帝的外甥，加强德国和俄国的特殊关系也是一种选择，但是俾斯麦并不这么看。“如果德国的政策把自己可能做的事限于同俄国结盟，并根据俄国的愿望抛弃其他国家，那么德国的政策在同俄国的关系中就会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为俄国的地理位置和专制制度使它始终能比我们更容易放弃同盟，也因为保持普俄同盟的旧传统始终只取决于历代俄国皇帝的看法，也就是说他内心的感情。”[11]194德国需要的是外交自主空间，而不是将自己的外交与安全寄托于他国的善意，作为梅特涅的学生，俾斯麦试图构建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保守主义外交体系。近东危机是对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的巨大考验，依靠秘密外交建立起来的德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面临着“同盟的噩梦”，德国不可避免地要在俄奥之间进行选边，否则就会面临双方的压力。灵活三角关系中，一旦出现双边牢固的结盟，三角关系也就难以存在了。 从拿破仑战争之后，土耳其被卷入到欧洲大战之中，“东方问题”也就变成了欧洲体系内部的问题。“东方问题给19世纪欧洲大国在维也纳会议上编织的复杂的网络增添了重要而普遍的意义。”[17]247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东方问题尘封了20多年，奥斯曼帝国加入到了欧洲大国俱乐部，获得了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领土和主权的承诺。奥斯曼帝国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继续改革，改革是为了帝国的复兴，同时“也是为在一个日渐被欧洲列强和文明规定的世界中维持帝国的生存”[18]6。在“坦齐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几乎没有丢失关键性的领土，甚至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在阿拉伯地区有所斩获，但是对塞尔维亚、黑山、罗马尼亚以及埃及的控制是松弛的；克里特和黎巴嫩有了新的特殊地位，保加利亚快速走向了同一方向。这一时期，奥斯曼没有为保持帝国的完整性做出什么有效的举措”[18]407。当欧洲体系出现巨变，时代精神和风险转变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俄国政府利用普法战争的机会最终解除了1856年《巴黎条约》施加的限制，它的战舰可以驶入黑海。很明显，这无疑再次开启了东方问题的瓶塞子。[19]101换句话说，欧洲强国对“东方问题”的沉默即将打破。 1875年，奥斯曼帝国危机重重，波黑爆发起义，塞尔维亚卷入其中。“尽管在巴黎条约之后尤其是在1860年代欧洲及其巴尔干半岛有很多独立解放运动，但巴尔干半岛的和平还是得以维系。和平的确得以维持的原因在于欧洲列强并没有战争介入巴尔干，也没有将巴尔干臣民与土耳其宗主之间的冲突升级为战争。而巴尔干民族反对土耳其的反叛和小战争也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原因主要在于它们依然依赖欧洲外交而不是它们自己的想法去组织一场解放战争。”[20]81这一次，巴尔干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外部强国的诉求很快勾连到一起。 “1876年，一切都改变了，没有什么还是一样的。东方问题由于边疆省份的叛乱而再次出现，东方问题如同它产生的时候那样，其原因在于苏丹宫廷的滥用权力，而其背后是西方大国的支持，尤其是在1856年巴黎和约上签字的那些国家。”[21]7波黑起义很快引来了欧洲强国的关注，尤其是俄国。俄国吸取了上次战争的教训：避免在东方问题上被孤立，俄国单独行动势必会遭到欧洲国家群起攻之。1876年7月8日，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安德拉西与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达成了“赖希塔特协定”(Reichstadt agreement)。这一协定主要考虑了奥斯曼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地位问题，奥斯曼帝国必须进行改革，而塞尔维亚和黑山可以做出某些调整，即二者领土加以扩大，但是不允许二者毗邻。奥匈帝国得到波黑的大部分领土，而俄国收回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丧失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获得独立，希腊得到色雷斯和克里特岛的补偿，君士坦丁堡成为一个自由城市。[4]170这一协定既是对巴黎和约的一次大调整，也是俄奥试图解决东方问题的尝试，但是两国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重新改绘巴尔干半岛地图。 巴尔干的战争与欧洲大国之间的外交相互缠绕，使这次巴尔干半岛的起义变成了欧洲的“事件”。塞尔维亚与黑山联军遭到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沉重打击，在俄国的压力之下，贝尔格莱德免遭攻击，“沙皇认定土耳其已经没有有效的政府了，掌权的人已经被狂热的大众所压倒”[18]358。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情绪同样刺激了土耳其的爱国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文明之战。尚未取得独立地位的保加利亚爆发了起义，起义军遭到奥斯曼帝国军队的镇压。英国的格莱斯顿的小说《保加利亚恐怖事件》在英国成为畅销书，将奥斯曼帝国军队屠杀保加利亚起义者的情节带到了英国普通公众面前。英国公众舆论强烈要求政府介入巴尔干问题，在英国的倡议之下，国际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之前，俄国与奥匈达成秘密协定，即“布达佩斯协定”：俄国保证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自由行事，奥匈帝国保证在未来的俄土战争中保持善意中立，双方保证保加利亚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但是反对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一个强大的斯拉夫民族实体。“土耳其的地位可以说岌岌可危，奥匈和俄国之间的和解要比他们之间的竞争更具有威胁性，英国是准备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只不过它在欧洲新的均势体系中是处于孤立的地位。”[20]82对英国来说，无法容忍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渗透。1877年4月24日，奥斯曼帝国拒绝了欧洲大国在伦敦起草的联合声明，俄国借机对奥斯曼帝国宣战，土俄战争再次爆发。“俄国发动战争是为了反击奥斯曼宪制政府引起的意识形态挑战。”[22]48这次土俄战争一开始就注定它不可能是双边战争，而会牵动欧洲体系全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