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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会议之后，巴尔干半岛保持了短暂的平静。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以及罗马尼亚基本上成为主权国家，法理主权得到欧洲大国的承认，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对柏林条约感到满意。它们都在寻求与奥斯曼帝国中的同族的人统一起来，对于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来说，它们希望与奥匈帝国的同胞统一”[34]xviii。巴尔干国家还处于民族国家构建的前期，既没有形成稳定的认同的边界，也没有稳定的领土边界。民族主义将语言、历史和宗教整合在一起，冲击着巴尔干半岛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1878年之后，所有的巴尔干国家都在寻求克服柏林安排和实现民族统一之路。”[24]3 从巴尔干国家的角度来看，柏林会议是欧洲大国对国际法的践踏，“柏林条约生动地展示了欧洲强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能够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世界，在地图上随意划线，决定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而不受到任何惩罚”[35]59。然而，柏林会议也是欧洲强国最后一次忽略巴尔干国家利益而重建欧洲均势的尝试，巴尔干半岛已经内嵌在欧洲体系之中，而巴尔干半岛内部的建国运动和区域冲突最终让俾斯麦编织的大陆联盟体系难以为继。从长远来看，柏林会议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将马其顿重新置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马其顿问题导致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波黑置于奥匈帝国统治之下，则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15]470 柏林会议暂时解决了巴尔干半岛的问题，但是让德国为核心的三皇同盟名存实亡。“德国在柏林会议上的调解，塑造了未来10年的欧洲各国政治。”[26]230柏林会议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德国外交面临的困境，要在欧洲复杂的国际体系中重新编织一个以德国为核心的安全网络非常不易。俄奥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柏林会议而消弭，相反，俄奥之间在巴尔干半岛的矛盾成为俾斯麦外交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也是重新构建三皇同盟的第一个障碍。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聚焦在中欧地区建立新的均势，但是无法回避俄国这一“洲级大国”对中欧的战略性挤压，也没有办法解决海外霸权体系与欧陆体系的联动效应。柏林会议没有解决德国外交面临的头号地雷，巴尔干半岛最终成为俾斯麦体系的“滑铁卢”。 1875年的巴尔干半岛危机终结了三皇同盟这一依赖意识形态而建立起来的三边关系。柏林会议之后，俄国与德国、奥匈的关系更加不稳定。1879年9月10日，俾斯麦在一封信中写道：“在这次战争中俄国政策所取得的、甚至在柏林会议后也仍然是巨大的成就，未能使俄国政策的那种激烈状态像爱好和平的欧洲所期望的那样平息下来。俄国的意图依然是不安分的、气势汹汹的”[11]206。俾斯麦要重建三皇同盟，只有把奥匈帝国和俄国同时纳入进来，德国才能获得三角关系中的“关键地位”，获得外交的自主权。无论国力还是地理位置，德国在三角关系中都处于优势地位，如果仅仅与其中一方建立同盟，那么德国就会被迫卷入到该国与第三方的冲突之中。奥匈帝国选择较多：如果能够与德国结盟，从而慑止俄国；与英国结盟以保障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但这是德国完全不能接受的，不可能为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扩张买单。 为了结束奥匈帝国的游离状态，1879年10月初，德国和奥匈签订了同盟条约，双方承诺一旦任何一方遭受俄国的攻击，彼此应互相帮助。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意识到，“俾斯麦时代的欧洲已经远远不足以让单独一个强国成功地进行扩张，哪里还有俄国的份?”[15]474俄国在巴尔干的政策将越来越取决于德国的态度。1881年6月18日，三国在柏林订立《三皇同盟条约》，由此，三皇同盟得以重建。同盟主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德国的安全问题，俾斯麦担心法俄两国联手对抗德国，因此，条约第一条就规定：“如果缔约国中的一国与第四国交战，另外两个缔约国应对它保持善意中立，并尽力使冲突局部化”。换言之，如果法德之间爆发战争，那么俄国将会像1870年那样保持中立，法国凭借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复仇，因此这是对法国的震慑。第二，对于俄奥之间的矛盾，核心目的是要克制奥匈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扩张的野心，保持巴尔干的稳定，条约规定：“三国宫廷希望避免它们之间的一切分歧，承担义务彼此照顾各缔约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利益。它们并相互承诺，只有根据它们之间的共同协议，才能对土耳其欧洲部分的领土现状作任何改变”。作为对俄国的回馈，三国保证封闭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23]62如果奥斯曼帝国崩溃或者解体，俄国与奥匈帝国将会利益共享，奥匈帝国优先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与东鲁米亚合并，这是俄国在《圣斯特法诺条约》中梦寐以求的。 三皇同盟的重建基本达到了俾斯麦的战略目标，防止出现反德联盟，防止法国的复仇。然而，德国所处的中欧地区也是地缘政治的破碎地带，德奥俄三大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即便建立了复杂的同盟体系也无法掩盖三角关系的实质。“当三个国家组成一个体系时，衍生结果很可能支配行为的即时的和直接的效应。权力通常并不是来自于军事或经济力量，而是来自于处身其中或所造就的一种结果，在这种结构中，一国潜在的敌国们相互冲突。一国是否需要安抚另一国，常常取决于一个国家需要得到支持以反对其他国家的程度。”[35]215三皇同盟其实是以德奥同盟为一边来运作德奥俄三角关系，利用俄奥之间的矛盾来增加德国的筹码，因为俄奥两国对德国的需要远胜于德国对俄奥的需求。问题的关键在于，奥匈帝国和俄国也希望运作三角关系，俄国国内一直有比较强烈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潮，而德国就成为俄国的对手，尤其是柏林会议中，德国其实是支持了奥匈帝国。对俄国的不信任感，促使俾斯麦继续编织联盟系统，1882年德奥意三国同盟建立，1883年奥匈和罗马尼亚同盟建立，其中规定，一旦遭受俄国进攻，奥匈和罗马尼亚相互承诺参战支援。“俾斯麦通过不懈的工作来限制俄国的其他结盟选择，把德国在巴尔干不得不支持奥地利的范围减至最小并加以掩饰，同时维持那里的和平。”[35]271 1885年9月，保加利亚的一部分民族主义者突然驱逐了奥斯曼帝国的行政长官，宣布东普鲁米亚与保加利亚公国合并。最终，保加利亚危机以英国提出的方案而结束，即由奥斯曼帝国任命保加利亚大公为东普鲁米亚行政长官。 保加利亚危机表明，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并没有给东方问题提供合理有效的解决之道。俾斯麦体系一直是采取迂回的策略回避德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义务，试图通过编织复杂的联盟体系来对冲俄奥之间的矛盾，使俄国能够在俄奥冲突中保持相对超然的地位。因此，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并不是真正的结盟，更多的是为德国在诸多的三角关系中保持独立和自主地位的联盟。而巴尔干半岛的问题在柏林会议之后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理想已经成为难以遏制的思潮与潮流，无论德国还是意大利的统一都是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与国际体系互动的结果，换言之，只有在国际体系的外部压力出现松动之际，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才有成功的可能。即便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也无法掌控巴尔干半岛的形势，难以经受住保加利亚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可以说，因为大陆联盟体系没有容纳巴尔干半岛秩序重建的问题，无法克服俄奥之间的冲突，而作为大陆联盟体系支柱的德奥联盟必然会不断强化，最终让三角关系失去了灵活性。保加利亚危机意味着巴尔干半岛的战争与动荡具有了内生性，巴尔干化的逻辑让这一地区处于冲突与矛盾的升级和发酵之中。面对保加利亚与东普鲁米亚的合并，最先感到不安的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同时打压保加利亚，争取巴尔干的领袖地位。巴尔干半岛内部的“小霸主”之争与欧陆霸权以及海外霸权体系就像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巴尔干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脱离大国控制已成为常态，大国博弈与小国博弈形成了双层的体系，这也是巴尔干化的重要特征。两种体系的相互渗透，大国难以掌控小国，甚至被小国绑架。 柏林会议是新生的德国面对与处理欧洲体系内部难题的尝试，但“东方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大国如何处置衰落的奥斯曼帝国的问题，而是如何重构巴尔干半岛秩序的问题。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还是局限于欧陆视野，回避了海外霸权体系对欧洲大陆的影响，同时也没有将“东方问题”作为重构中欧地区均衡秩序的前提。大陆联盟体系就是让德国在多重的三角关系中获得“关键地位”和行动的自主性，避免在俄奥之间进行“选边站”。而俾斯麦的继任者无法理解这样充满悖论的外交艺术，放弃了对三角关系的经营，而是不断强化与奥匈帝国关系，最终让德奥形成了一个阵营，而将俄国推向了法国，法俄同盟的建立意味着大陆联盟体系的失败。德国采取世界政策与英国进行海上军备竞赛，意味着德国抛弃了大陆联盟，而卷入到了并不熟悉的海外霸权体系，英俄因德国的威胁而在海外体系实现了和解，最终德国把欧洲体系中的双重锁链套在了自己的头上：一是法俄长期以来对中欧的介入；二是英俄两国作为欧洲体系的侧翼大国再次联手阻止欧洲大陆心脏地带出现一个霸权国。从地缘政治结构来看，德国既没有办法突破大陆限制，更无法走向海洋。这种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大大改变了德国的国家身份，从维持现状的国家变成了“革命国家”，最终德国卷入到巴尔干半岛的俄奥冲突，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