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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时代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农业观念和思维模式，构成了数千年农业思想传承演进的基本内容。农业观念中既有农本、重农等皆强调农业生产与社会发展之间作用关系的农政思想，也有三才、阴阳、元气、种土相宜、地力常新壮等探究农耕生产内在规律的相关理论。传统农业的思维模式则可以通过考察农业观念形成发展的路径脉络一探究竟，在《齐民要术》等重要农业文献中突出体现了因时、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思维模式，如“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但由于古代农耕技术的局限性，就农业生产的全过程而言，整地、耕作、播种、中耕、收获等多个环节都会面临各种灾害因素并有可能造成减产绝收，农耕生产始终面临一定的灾害风险性。因此，传统农业生产各环节增加了防灾减灾的技术要素。通考古代农业文献可以发现：传统农业中既包含完整的体系化发展的农耕生产技术，同时也滋生了日趋体系化发展的农业减灾技术，二者互为依存，共同作用，形成稳产优先、适度增产的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表现出减灾稳产的思维模式。 传统农业时代，人们面临严峻的民生问题，国家强调“民以食为天”并倡导农民辛勤耕作以提高粮食产量水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成为农家的生活特点。但是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两千年间，粮食亩产量增幅有限，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民生维艰的社会问题。比如，西汉贾谊《论积贮疏》指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唐代裴守真《请重耕织表》申述，“一夫之耕，才兼数口；一妇之织，不赡一家”。由此促使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开启了长期劳动力密集投入的发展模式，粮食产量水平也达到了持续性缓慢增长状态。 基于此，传统农业思维模式也出现了明显分化，一方面顺应自然精耕细作力求五谷蕃殖，恰如《吕氏春秋·审时》中“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又如《汜胜之书》中“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另一方面则积极应对水旱蝗灾，尽可能减少农业灾害损失，或如《汉书·食货志》引述“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或如徐光启《除蝗疏》所言“惟蝗不然，先事修备，既事修救，人力苟尽固可殄灭之无遗育”。在这两个方面，中国农业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历史成就，并发展产生了集农耕技术与减灾技术于一体的传统农业生产体系。 在追求高产难以见效的情况下，传统农业长期维持一种较为平稳的产量水平。通过比较现有农史成果，可以初步得到春秋战国直至明清时期的农业产量变化趋势。概括地讲，中国传统农业产量水平在过去两千年时间中由秦汉时期的亩产120斤左右提升为明清时期的150斤左右。两千年时间中农作产量水平提升极为有限，但农作产量始终处于平缓提升状态，古代社会人口增殖所需要的大量粮食供给是通过拓展耕地面积获得的。这是中国传统农业的本质特征，也是传统农业思维形成的现实基础。 农业灾害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都具有普遍性。先秦时期已有灾荒连年的文献记录，秦汉以来的传统农业生产中灾荒遍地、饥民流荡的场景更是史不绝书。自然灾害对农业的破坏性作用也贯穿于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在依靠农耕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传统时代，农耕增产技术与减灾技术互为依存、彼此共生，共同构建了传统农业技术体系。以往的农史研究中多重视农耕技术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农业增产方面的作用，而通过对代表性农业古籍文献的全面检查，从中不但可以提炼出适应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减灾技术项目，而且还会发现传统农业中的减灾技术并非孤立存在、单独发展，而是与农耕生产技术紧密结合起来，表现出依存式发展态势。虽然从现有的研究中还不能完全建立传统农业减灾技术体系，但可以发现，相对于传统农耕技术整体发展略显滞后的减灾技术不但内容丰富、减灾效果明显，而且在治水、抗旱、捕蝗和除虫等领域呈现出高度专业化发展趋势。 通过对农业减灾技术的历史考察，可见农耕技术兼具增产、减灾的双重性质，传统农业生产在增产与减灾的双重技术引导下呈现日趋明显的稳产性能。农业技术的进步在预防和控制灾荒活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古代中国灾害频发的环境条件下，传统农业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灾情的蔓延，减轻了灾害的破坏和威胁，从而使得灾害的发生与饥荒之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避免了有灾必有荒、小灾小荒、大灾大荒的农业灾情。即使在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后，农业生产中的减灾技术仍然有相当影响力，这在历代农业灾害蔓延时期民众生产自救、抗灾减灾夺丰收的活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针对农业灾害，传统农业既有生产环节的抗灾减灾技术应对，也有灾前的积极预防，还有灾后的全民救助。如果不是传统农业生产中的减灾要素，古代社会的灾荒流行无论范围还是程度都会更加严重，更加惨烈。 灾害频发的农业生产环境是传统农业生产既要追求技术进步也要兼顾减灾防灾的根本原因。自《汉书·五行志》以来，灾害记录累世叠加，构成重要历史灾害事件数据库。基于此，灾害历史方面的研究大体揭示了过去两千年间各种灾害事件的时间和空间分布规律性。尽管现在还有学者试图通过新方法新观点研究历史灾害，但从目前进展情况看，历史灾害的基本规律已经可以清楚描述，即我国处于特殊灾害地带，历史上多种灾害都有发生并对农业生产造成直接破坏和重大影响。《齐民要术》也有相应感慨：“水旱为灾，一谷不登，胔腐相继；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传统农业生产唯有首先解决灾害问题，才有可能实现增产增收。 传统农业中兼容并蓄有增产与减灾两方面技术内容，形成增产趋向与减灾趋向两种农耕思维模式，二者相互依存，构成统一的传统农业思想并促进了中国农业生产体系的发展完善。而秦汉以后农耕生产中的减灾趋向，促使传统农业放弃了产量第一的技术路径，转而开启了农耕生产的稳产局面。这种农耕传统对现代农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农业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既要以现代农业为目标要求，也要利用和吸收传统农业中的有益成分（比如传统农业生产中的生态农业观念和减灾农业技术等）。其次，作为人口大国，粮食安全是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灾害风险依然是农业生产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而单一技术和单一品种则会面临更高风险。因此，借鉴传统农业生产中“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稳产模式，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保障之路。 现代农业发展并非单一追求高产，农业高产的风险性也比较突出。我国农业的现代化也要考虑历史渊源，要看到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之间传承演变的一致性和积极作用。传统农业“减灾稳产”的思维方式及其相应技术体系，是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并渐趋完善的，应挖掘其对现代农业高产稳产发展的积极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灾害书写及其文献体系研究”（18BZS15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