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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于8世纪，阿拉伯人是先驱者。早在他们之前，希腊、罗马人曾经沿着阿拉伯海北缘航行到西印度。而从公元前数世纪起，印度人就向东来到泰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克拉地峡，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小国。中国则在南朝的宋和梁时期，与克拉地峡的一些小国以及扶南（今柬、泰、老、越的部分地区）就有接触，中国的商船和舢板船航行到普罗色雷（Pulo Serai）补充淡水和柴火。（《梁书》卷54《盘盘传》；G.M.Khan, History of Kedan,Third edition Printed by Penang Press, p.18）在以后持续数百年的海上贸易中，移民、宗教传播、贸易交织在一起，造就了海上丝路的繁荣与文明交流。“文明”的含义经哲学概括，极具抽象意义。但是，“文明”却如海上彩云一样，流淌在广阔无边的天空。海上丝路的发展繁荣，体现了人类因接触、交流自然而然的融合、借鉴、升华、认同。 古代印度宗教逐步东传 移民接触和宗教传播是文明交流的重要方面。中国对印度文明的了解，除陆路方面之外（印度高僧、商贾来华和中国高僧取经），就海上丝路来说，主要是通过和东南亚印度化国家的民众包括印度移民的接触而感受到的。如《梁书》卷54《中天竺国》记载：三国时，吴国使节康泰出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才知道它是“佛道”所兴之国，以及印度的宫殿“雕文镂刻”，“音乐服饰香华”。这里所说“道”应指婆罗门教。 关于佛教的理解，唐代出海归来的义净，在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分析。他“从律的角度”将“共同使用与遵守同一种戒律”，“按照这种戒律的规定而举行出家、受戒等宗教活动”的僧团组织称为部派。（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他所说的四部派，指大众、上座、根本说一切有、正量四部。义净记载了东南亚和中国的流行佛教，说“东裔诸国，杂行四部”，“并皆上座，而大众斥焉”。“然南海诸洲有十余国，纯唯根本有部，正量时钦，近日以来，少兼余二。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少乘，唯末罗游，少有大乘。”“关中诸处，僧祇旧兼。江南岭表，有部先盛。”义净经过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的巨港）在那里学习梵语，他介绍说：“佛逝廊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如在那里学习一两年，是个好的选择。 义净的记载说明唐代高僧对佛法的敬重和室利佛逝流行佛法的赞美。印度僧人和中国的僧人海上往来接触，引发的文化交流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唐宋的诗词就受惠于佛经翻译。南朝刘宋的谢灵运，参与了《大般涅槃经》的翻译。他受到佛经翻译时汉语和外来语对比的启发，著述了《十四音训叙》一书，形成了汉语中的“反切”理论，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了旷世的影响。“反切”与汉语的“四声”“平仄”，为后世律诗创作提供了声律理论，开辟了唐诗发展的道路。 《马来亚的故事》记载说，当第一个泰米尔海员到来时，随之而来的是王室成员、战士、传教士、避难者，他们因战争的影响从印度至此。所以从缅甸到爪哇、婆罗洲、暹罗、印度支那，都成为印度星罗棋布的殖民地和城镇。他们之中一些地方发展成印度教皇族的王国，建有围墙的城市和庙宇。“印度以东大部分居民很快因为贸易而被其统治。他们的贸易和治权以及信仰、风俗因而不断扩展。”（W. S. Morgan, The Story of Malaya, Third edition, Malaya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1948, p.14）就是说，印度向东移民过程中，殖民治权和宗教传播是同步推进的。 如泰马边境克拉地峡各小国一开始就受印度文化影响。《吉打历史》也记载说，考古发现提供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3世纪，印度的印度教持续对其产生影响的充分证据，如5世纪杰纳苏（Geneseo）出土的大象面对印度教女神的赤陶残片。9—12世纪，赤陶土象头神遗物，以及有门廊的砖块的印度教寺庙。（G.M.Khan, History of Kedan, Third edition Printed by Penang Press Co.Ltd. 25 China Street，Ghaut，Penang, p4.） 婆罗门教是古印度的宗教，比佛教、印度教还要古老。在佛教、印度教产生后，婆罗门教仍然流行，其许多思想观念直接影响了佛教。中国史书所指“婆罗门”，既指婆罗门教也指印度教，既指宗教也指人种（印度人）。《隋书》卷82《赤土传》云：“其俗敬佛，犹重婆罗门。”虽然当时对印度宗教文明的了解并不很准确，但已是言之有据了。这正是文明交流过程中对宗教信仰比较模糊阶段的现象，不足为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