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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贸易促进文明交流 贸易带来了物质文明的交流，海上贸易对文明交流的影响更大，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例如，唐代广州港、宋元泉州港等处是物质文明汇聚之地。唐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诗云：“七郡双旌贵，人皆不忆回。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敕设熏炉出，蛮辞咒节开。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白■家家织，红蕉处处栽。已将身报国，莫起望乡台。”（《全唐诗》卷299）龙脑入药，象牙是工艺品原料。纺织白■（棉布）说明唐中后期广州已有棉织业。 泉州则是南宋时期中国的棉织业中心。南宋林夙诗云：“玉腕竹弓弹吉贝，石灰荛叶送槟榔。泉南风物良不恶，只欠龙津稻子香。”泉州是南宋三个市舶司之一，和海外诸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宋代曹勋有一道奏折说：当时泉州的进口货物价值在三五百万贯之多。其中以苎麻和吉贝（棉花、棉布）为大宗。足见南宋泉州棉织业的发达。海南岛和泉州应是印度棉织文明东渐的中继站。罗宾·马克斯韦尔认为：“整个亚洲，纺织品是最有感染力和魅力的艺术形式，在东南亚特别如此。其在精神和仪规中的重要性表现在纺织品在国家中的使用和在大型神秘、壮丽的宗教礼仪的展示上。”（Robyn Maxwell, Textilies of Southeast Asia, Tradition, Trade and transformation, published by Periplus Editions （UK） Ltd, Printed in Singapore，p9） 东南亚的棉织业来自印度，中国的棉花、棉布早先也来自印度，但中国的棉织业则基于自身历史悠久的丝织业。所谓海上丝路，其实只是学者的符号而已，也可以说是海上棉路、海上瓷路等符号。人们都记得黄道婆把棉纺织技术从海南岛带到松江府乌泥泾的事迹，据我的研究，海南岛棉纺织技术发展的背景是东南亚印度化国家棉纺织业的发展。印度、东南亚印度化国家的棉花、棉布，自唐以来因贸易而传入海南等地。 黄道婆归航松江府可能从泉州中转。南宋方大琮说：泉州能织棉布，广州缺少棉织业，所以南船必来泉州。加之泉州是市舶使驻地，有前往海南岛和南海诸国的定期航线，所以黄道婆归航松江府可能从泉州中转。再则黄道婆在乌泥泾“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的记载中，海南没有“捍弹纺织之具”，海南博物馆展出的实物，非当时之物，而漳、泉已有类似纺织机具。（郑学檬：《泉州：海上丝路棉织文明传播的中继站》，《文史知识》2019年第4期）所以，南宋的泉州是印度棉织文明传入中国的中继站之一。棉织文明传入中国，是中国古代衣料供给变化的划时代事件，是海上丝路物质文明传播的大事。 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并非一帆风顺。从一开始，就因殖民治权、文化差异、利益分配、种族隔阂等因素而发生碰撞，甚至战争。这些碰撞会从意识形态、治权、法律、风俗习惯等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恰恰只有文明交流的洪流才能荡涤、清除这类碰撞带来的祸害。换言之，只有在文明交流融合中，才能逐渐消除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曾任厦门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福建省社科联副主席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