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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传播到东南亚 除佛教、婆罗门教、印度教以外，最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的传播。13世纪早期，伊斯兰教即传入印度，建立了德里苏丹国。伊斯兰教统治北印度之后，14世纪南印度维查耶纳伽尔帝国崛起，维查耶纳伽尔帝国的文化取向表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信仰与利益兼容。维查耶纳伽尔国王和臣民信奉印度教，但不反对、敌视其他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如雇佣穆斯林来军队服役。（Catherine B. Asher and Cynitthia TaLbot, India before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70）14世纪，伊斯兰教经海上航线，顺利传播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匈牙利东方学家伊格纳兹·戈德齐赫（Ignaz Goldziher）认为，佛教的“神秘思想”对伊斯兰教有影响。 苏门答腊的巴赛是东南亚最早的伊斯兰化国家，而后是亚齐、马六甲、爪哇等地。有趣的是，郑和下西洋时，已有华人皈依伊斯兰教，如爪哇，“国有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为商流落此地，衣食诸般皆精致；一等唐人，皆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日用美洁，多有皈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华人皈依伊斯兰教，必然给伊斯兰教的信仰含义带来变化。当时传到东南亚的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信徒较多，他们崇拜的是伊斯兰教正统信仰。当他们向东南亚传播时，已经是蒙古西征灭了阿拉伯哈里发政权之后，穆斯林已不能依靠军事和政治力量在征服中传教，于是苏菲派就采取和平传播的方式。这一背景下，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华人有可能皈依伊斯兰教。但是皈依之后，只能是各取所需，这就带来了跨界宗教信仰的融合、借鉴、升华和认同。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传播，与郑和航行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其他信仰相互渗透并兼容 移民、宗教传播时代，其他民间信仰也在碰撞、交流，相互渗透与兼容，这也是文明交流的一个侧面。瑞拉·穆克吉的《全球化的先锋——从古代到现代的港口城市》一书写道：前工业化时代的港口位于近海地区，那里也是历史上的移民居住和被迫流动的地方，因其开放而转变为科学的、知识的、语言的、海关的、宗教的和民间信仰的场所。“十分相似的女神崇拜，保护着航海人民，中国的妈祖，马塔兰；爪哇的腊拉克阇（lara kidu），印度半岛的韦兰康尼（Vailankanni），波斯和孟加拉的卡哇觉·可仄尔（Khwaja Khizr），达里亚乌（darya all udara），还有著名的萨加尔·德夫（Sagar Dev）和索拉什特拉（saurashtra）、印达维语的皮尔金（Pir Jind）和卡奇（Kutch，Gujarat）”（Rila Mukherjee, Vanguards of globalization, Port-Cities from the Classical to the Modern, Primus books,2014, P26.）等神祇组成复杂的信仰体系。在港口城市，各社团、人种之间和谐共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祈求神祇保佑海上的安全和贸易、采捕的丰收。 移民和宗教传播对文明交流的影响往往有“一闻千悟”之功，人类在接触中，融入文明交流的海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