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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81年，与国际人类学界失联30多年的中国人类学重建后，作为瑶族国际研究的开拓者、中国人类学进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带路者、族群理论应用的领航者，乔健先生在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之间架起了一座联通的桥梁，为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的接轨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乔健；人类学研究；国际化；贡献 【作者】徐杰舜，中央民族大学二级教授。 自1949年中国人类学从大学被撤销后，与国际人类学界失联了30多年。1981年中国人类学重建后，如何与国际人类学接轨？怎样才能回到国际人类学的大家庭？都是中国人类学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之间非常需要重新建立联系之时，身居香港和台湾的乔健先生，出于对中国人类学的深切关怀，伸出了学术之手，在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之间架起了一座联通的桥梁，为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的接轨做出了贡献。 一、一项示范：瑶族国际研究的开拓者 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人类学初建，学术研究仍沿着长期控制中国的苏联民族理论的轨道滑行着，单线进化论、斯大林的民族概念等大行其道。1985年4月我们进入广西民族大学后，参与审编刚于1984年11月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的首届瑶族盘王节录像资料，顿时被瑶族丰富多彩的文化迷倒。但如何开展瑶族研究，完全没有方向。 与此同时，1980年，乔健先生从美国到香港，创办了中文大学的人类学系，开始了对瑤族的研究。乔先生很清楚，瑶族是一个国际性的民族，关于瑶族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也并非一片白地，日本学者白鸟芳郎、竹村卓二以及北美的Dr.Herbert Purnell、法国的Dr.Jean Lemoine等等，都是海外对瑶族进行研究的先驱。 来自日本上智大学的白鸟芳郎先生，早在冷战时期就开始了对泰国西北部的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在1967-1974年四次前往泰北展开田野调查，对当地山区的瑶族、苗族进行了较深入的调研工作，并找到了许多罕见的瑶族文献、传统文本，包括《评皇券牒》与《瑶人文书》两本震惊学界的文献，成了国际瑶族族源与文化研究的开端与凭据。此外，白鸟芳郎先生还编著了包括瑶族研究成果在内的《东南亚山地民族志》。 竹村卓二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展开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并综合多国学术成果后，将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瑶族作为一个完整的跨国民族展开研究，并出版了《瑶族的历史和文化》，这一研究视角在当时之新颖，使其成了学者们公认的“引路之作”。 Dr.Herbert Purnell 则是语言学专家，专注于瑶族语言的相关研究，来自威廉凯瑞国际大学（WCU，前身为密西西比女子学院），在泰国瑶族聚居地生活了13年之久。在冷战期间的印度支那战争使大量瑶族移民前往美国后，Dr.Herbert Purnell在北美瑶族的力邀下制作了一套适合北美瑶族的瑶语拼音方案，时至今日仍然被北美瑶族所使用。 而来自法国的Dr.Jean Lemoine，则是法国国家科学院分支机构东南亚与南中国研究所所长，同时也在泰国山地地区生活过较长时间，也对瑶族的创世神话、宗教信仰有着较深入、全面的研究，著有《瑶族神像画》一书，是国际瑶族研究经典著作之一。 正是因为国际瑶族研究已经有了较好基础，二十世纪八十年中后期，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乔健先生组织了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所幸的是以研究瑤族宗教擅长的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所长张有隽教授，作为瑤族学者，被乔健先生邀请，于1986年5月26日至30日出席了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作为一项人类学研究的示范，是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接轨的一个范例。 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法国国家研究中心华南及印支半岛研究所、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联合主办。其中有22位中国（包括香港地区） 学者与英、法、美、澳、瑞典学者与会。会后，广东省民委又邀请研讨会全体与会人员到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和乳源瑶族自治县进行了为期5天的参观访问。这种学术会议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会议形式，无疑给我们做出了示范。 更重要的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一起，就单一的少数民族举行学术研讨会且规模如此之大，在我国人类学研究史上还是第一次。国外学者多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瑶族的研究选题小、角度新、方法新颖的特点，给中国学者极大的启发。如美国的普尔纳教授，精通瑶族语言，编纂过《瑶英词典》，他的论文题目是《勉瑶民歌的格律结构》。在广东乳源县参观访问时，他与当地瑶族群众用瑶语交谈，使当地群众倍感亲切。离别时，一位瑶族老大娘唱起送行歌，普尔纳教授感动得流下泪来。 为了推动瑶族的国际研究，在广东乳源考察期间，在乔健先生的推动下，“国际瑶族研究会”宣布成立了，总部设在香港，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乔建先生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广西瑶族研究会会长黄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华南及印支半岛研究所主任雅克·勒穆瓦纳当选为副主席，广东省民研所所长刘耀荃研究员、美国的普尔纳教授、斯坦迪弗教授、瑞典的康德研究员当选为委员，从而揭开了瑶族研究国际化的序幕。 这个示范影响很大，由于是第一次到香港出席国际会议，我们都很期待张有隽带回来的会议信息。张有隽回到南宁后，告诉我们的第一大信息就是乔健先生关于学习人类学理论的建议： 乔先生对张有隽说：“你们的理论太落后了，根本无法与国际对话。建议你们要学人类学。” 张有隽对我们说：“我是研究瑶族民间宗教的，还有点说话的余地，不然就开不了口！”“乔先生建议我们学习人类学。我买回来一套台湾出版、美国基辛写的《人类学概论》，大家好好学习吧!” 这是我们平生第一次见到关于人类学的著作。回想起来，真是好惭愧，那时我们研究民族理论十分干瘪，除了民族形成，就是四大特征加上一个民族发展。如饥似渴地读了基辛的《人类学概论》后，虽是初次阅读，有点囫囵吞枣，但“变迁”的概念却印象特别深刻，深感人类学理论的丰富和生动。 此后，在乔健先生的策划下，由国际瑶族研究协会组织学者前往泰国和中国广西、云南、广东以及法国图卢兹等地举办了多次年会，这些研究会议也让瑶学成了国际人类学的热门课题，一直到200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瑶族通史》出版，把瑶族研究推上了高峰。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的瑤族研究正因为有乔先生的带领和示范，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外举行国际研讨会，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瑶学研究人才，才使得中国的学者逐渐有了国际学术的眼光，才使得《瑶族通史》能成为瑶族研究的高峰之作。我们在《中国瑶族研究九十年路线图》一文中曾说过《瑶族通史》之所以担得起瑶族研究皇冠明珠的原因： 首先，《瑶族通史》首次采用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将瑶族族源历史往前追溯到了距今1.7至1万年以前，通史对苗族、畲族、瑶族同宗同源的假说进行了证明，推断出了瑶苗畲先祖在8000年前的江汉平原创立新石器文化，成为瑶族族源研究的重要成果。 其次，对盘古和盘瓠两者的源流区分进行了正本清源，明确了两者并不同属一个时代，同时也是不同婚姻形式的标志。盘古的诞生是“玄”的母系婚姻形式代表；而盘瓠则是作为一种母系婚姻形式与父系婚姻形式过度的标志，展现出了原始社会的伦理发展源流，盘瓠所处时代远远晚于盘古。 再次，对瑶族的族源关系进行了研究论证，并提出瑶族族源为“三苗”，而“三苗”之族源则是“九黎”，瑶族古代文献当中描述了瑶族在三皇五帝时期的历史，是瑶族史梳理、学说证实证伪的重要依据。 同时，明确了瑶族先民“莫徭”和瑶族先民“蛮”的族源关系，证实瑶族先民在南北朝前与其他民族一起被含糊称之为“蛮”，而在南朝萧齐末年时诞生了“莫徭”之称，可见“蛮”中分化出了“莫徭”，也就是瑶族先民。 另外，《瑶族通史》还对《评皇券牒》与羁縻政策的联系进行了梳理，明确了该文献的所属时代（南宋），并明确了其作为一种招抚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实行羁縻政策的重要依据。 最后，《瑶族通史》成了一本贯穿古今中外瑶族族源与文化历史的人类历史学著作，对瑶族这一民族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研究。 因此，《瑶族通史》作为对过去八十余年瑶族研究学术成果的梳理、总结与吸收，又发挥了海内外瑶族文化的情感与理性纽带作用，毫无疑问地成了瑶族研究皇冠上的明珠。 中国瑶族研究的开拓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果，饮水思源，作为瑤族研究的开拓者，乔健先生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是功不可没的！这是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乔健先生推动中国人类学与国际接轨的第一个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