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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界民族成为所在国安全问题：类型与成因 跨界民族问题是某一具体跨界民族历史问题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其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样，跨界民族群体成为一国安全问题也需要特定条件支撑。由于跨界民族有广义和狭义的分野，本文难以对不同层次的跨界民族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做出充分阐释，故聚焦于跨界民族所在国，重点阐释所在国如何将寓居该国的跨界民族群体视为安全问题。在这一问题意识下，以所在国为切入点，我们可以归纳出政治军事安全威胁、社会安全威胁、文化安全威胁三种安全威胁类型。 （一）所在国将跨界民族群体视为政治军事威胁 在和平稳定状态下，人们往往把跨界民族看作和平跨居、沟通内外的桥梁，容易忽视其消极影响；而一旦动荡不安，人们又容易将跨界民族视为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必然因素，甚至将二者等同起来。人们通常认为，安全涉及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即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从这个角度来说，安全威胁可能是存在性的，也可能是人为建构的。在跨界民族所在国、亲缘国、跨界民族群体互动过程中，跨界民族所在国视寓居该国的跨界民族群体为现实或潜在的政治威胁或军事威胁，这既可能是存在性威胁的结果，也可能是观念建构的产物。 １．作为存在性威胁的跨界民族群体 （１）亲缘国外部驱动型威胁。对所在国而言，在亲缘国驱动下，跨界民族群体作为存在性威胁，突出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如果跨界民族群体的亲缘国持有民族统一主义理念，试图将所在国跨界民族群体纳入其麾下，或同时对其集中居住的土地存在领土诉求，则两国的跨界民族议题将演化为主权和国家安全问题。倘若所在国跨界民族群体正面响应上述诉求并采取关联行动，则该跨界民族群体变成了所在国的存在性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对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存在担忧，１９４５年德国战败后，苏台德地区重归捷克斯洛伐克，其后当地数百万讲德语的居民被驱赶到德国。这一事态与进程中包含了存在性威胁要素，但也不乏将安全威胁夸大的情形。在非洲之角，索马里共和国独立后便以民族统一为由，向邻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吉布提等国提出了领土要求，支持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索马里人的分离主义活动，最终酿成了地区战争。在这一案例中，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将其境内参与、支持分离主义的索马里人（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同情者）视为政治或军事安全威胁是有着坚实基础的。 其二，跨界民族亲缘国秉持强权政治理念，在特定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等因素的驱动下，以保护国外的跨界民族群体利益为借口，干预跨界民族所在国内政，甚至发动对外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军事行动保护他国境内的同民族群体十分罕见，１９７４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是欧洲唯一一起清晰案例。亲缘国介入跨界民族所在国内政的案例相比较多。在这种背景下，工具性地选择对某些所在国跨界民族群体进行隐蔽或公开的动员，也是可能的政策选项。如果后者因动员做出行动，或未有动员便积极为亲缘国安全和利益服务，会对所在国政治军事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这些群体往往被称为“特洛伊木马”或“第五纵队”。 其三，亲缘国内部问题的“溢出效应”易导致跨界民族群体所在国将其视为安全威胁。在亲缘国既无民族统一主义主张、也无强权政治诉求的情况下发生战乱、灾荒、疾病等灾难性事件，容易产生“负外部性”，导致大量难民流出。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新产生的跨界民族群体和原有的部分跨界民族群体成员可能被所在国视为颇为现实和棘手的政治、军事安全威胁。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对于难民接受国而言，旨在为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物资和行动可能间接援助了难民营的武装，加剧了相关国家间的政治冲突。１９７９年苏联侵入阿富汗之后的巴基斯坦难民营和１９９４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之后刚果民主共和国（当时的扎伊尔）难民营都出现过类似情况。上述态势对邻近的跨界民族所在国构成安全威胁，但所在国往往不会将该跨界民族群体整体视为威胁，而是把新流入该国的跨界民族武装分子以及该国原有跨界民族群体中积极参与上述活动的极端分子视为安全威胁。 （２）所在国内部驱动型威胁。除亲缘国驱动所生成的存在性威胁外,所在国国内政治进程中的特定民族权利与权力政治博弈也会使跨界民族群体成为存在性威胁。 第一，在非殖民的背景下，跨界民族群体于所在国内追求分离分立建国（包括成立民族类加盟共和国），这对所在国主权构成了挑战，属于存在性威胁。这类问题往往会引发多领域的安全问题。譬如，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阿尔巴尼亚人推动的科索沃问题涵盖了军事安全、领土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２０１７年伊拉克库尔德独立公投事件主要是政治安全挑战，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军事威胁。 第二，所在国跨界民族群体虽不追求完全独立，但试图改变其享有的集体政治权利层级、追求更高的政治权利，也容易引发政治冲突。当前伊拉克、叙利亚均给予境内库尔德人聚居区以自治地位，但后者一旦试图将其推进为“自治国”或准独立状态，则皆遭到中央政府的强烈反对与反制，进而带来不同的安全议题。自治与自决权的边界成为该安全议题中的焦点。 第三，在后殖民语境下，也有一些所在国部分或整体性地不承认跨界民族拥有集体政治权利。倘若这些群体不追求集体的政治权利，则不会引发冲突；一旦它们力图捍卫自己的集体政治权利或旨在实现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转变，那么这一权利供给端与需求端之间不均衡的局面及其互动过程容易诱发政治安全风险。 在发达国家，美国非白人移民所形成的跨界民族只是被认同为跨界族群（只享有集体文化权利），不给予其集体政治权利；法国遵循共和主义模式，认为民族是单一且不可分的，因此在法国只存在法兰西民族、而没有其他民族，对法国境内的加泰罗尼亚人、非洲裔移民群体等均不给予集体政治权利；在英国，海外移民所形成的跨界民族群体在多元文化政策背景下，赋予了其非自治型、有限的集体政治权利。这些国家跨界民族（族群）的集体政治权利追求过程往往伴随着政治社会冲突。 在乌克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原先作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族突如其来地成为跨界少数民族群体，乌克兰族大力推行去俄罗斯化的国家发展战略，而俄罗斯族则试图捍卫其集体权利。在双方博弈之下，乌克兰在国家层面对俄罗斯族集体权利的认定也摇摆不定，如俄语官方语言地位一度被认定，但其后又被否定。在民族政治、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下，这些争端甚至发展为军事危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所在国对跨界民族群体权利认定与跨界民族群体权利追逐之间的矛盾案例比比皆是，容易诱发各类政治安全风险。其中,常出现移民所形成的跨界民族群体不被承认为该国公民，或只获得部分公民权。当前缅甸不承认若开邦的罗兴亚人为一个民族，不给予其公民权，演化出新的悲剧；非洲东部一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也不给予殖民地时期便迁移过来的印度移民公民权，或以非洲化政策挤压该国跨界印度人的生存空间，甚至引发暴力排印事件，并导致大量印度人离开。 上述各类安全风险，若加入能力变量，会形成新的认识。跨界民族的人口数量与动员能力也是与安全威胁的大小、强弱紧密相关的因素。无论采用何种国家综合国力计算方式，人口数量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样，对于跨界民族群体成为安全问题而言，跨界民族的人口数量也是衡量其力量的重要指标。当今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数量高达３０００万。如果将这些人口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它的人口总数可以排进世界前５０位，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库尔德人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跨界民族的动员能力也是衡量跨界民族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标，它决定了跨界民族的内部行动效率和获得外部支持的能力。以色列立国前后，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到巴勒斯坦地区，其人口数量与阿拉伯人相比不占优势，但犹太人高效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使其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但这样的能力却使阿拉伯人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和危机。对于所在国而言，跨界民族群体的人口规模与动员能力是其国家治理与民族问题解决过程中着重考虑的因素。 ２．作为建构性威胁的跨界民族群体 所在国视跨界民族群体为政治军事威胁，也经常是主观认知的结果或者说是威胁建构的产物。所在国跨界民族群体多拥有双重文化认同，政治效忠状况颇为复杂。一般而言，如跨界民族群体入籍所在国，则政治上主要效忠所在国，但其对母国的政治效忠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特别是入籍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群体。未入籍的侨民也有可能对所在国国家认同带来一些挑战。因此，在跨界民族亲缘国与所在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所在国不同代际、不同源头的跨界民族群体容易因多重身份认同叠加而处于焦灼中，其行动选择也具有多样性。因此，前述“特洛伊木马”与“第五纵队”虽不乏存在性威胁的事实基础，但该群体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是观念建构的产物。其观念建构的逻辑大体如下： （１）国家间安全困境将跨界民族群体塑造为政治军事安全威胁。在战争或危机时期，跨界民族所在国与亲缘国之间大多存在局部或整体性的安全困境，这使所在国倾向于将跨界民族群体区别对待，视之为威胁对象或潜在的威胁对象。随之而来的是所在国对该群体乃至关联民族群体严加管制，甚至实施强制迁移、迫害等手段。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苏联也因为安全担忧对克里米亚、黑海地区和外高加索地区的跨界离散民族群体——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进行了强制迁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还将梅斯赫特土耳其人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边界驱离。上述案例彰显出国家间安全困境会将所在国跨界民族群体和相关跨界民族群体安全化、威胁化。 在冷战背景下，上述威胁建构逻辑也一定程度存在。譬如冷战初期，美国与苏联、中国关系紧张，“麦卡锡主义”一度盛行，美国境内成千上万华人、亚裔群体成为“spy嫌疑人”，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被指控为不忠或叛国罪。美国政学各界后来对“麦卡锡主义”进行反思，也说明该思潮下的安全化逻辑漏洞重重，其威胁感知是一种观念建构的产物。 （２）特定观念建构政治军事安全威胁。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泛民族主义”思潮或偏颇性知识影响，跨界民族所在国可能追求本国族类群体同质化，其安全观念易于夸大跨界民族群体的存在性威胁，或主观想象该群体的威胁。一些国家在解决民族冲突的过程中也会错误归因，进而将跨界民族群体问题化。同时，一些偏颇的认知也可能间接地将跨界民族群体威胁化、问题化。譬如，有观点认为民族问题是由民族差异造成的（“差异冲突论”）因而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治理主要路径是消除民族差异（包括文化与肉体上的差异消除）。而事实上，差异只是民族冲突产生的背景，并不一定导致冲突，管理差异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正途。“差异冲突论”在逻辑上为跨界民族威胁论提供了一定基础，因为民族差异既然引发冲突，那么这种差异的存在就是威胁源头。受这类理念、思潮、认知驱动，有些国家力图通过改变人口结构、改变居住格局等方式来减少族群间对抗、提升国内安全。 在后冷战时代仍有不少人将民族国家误解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并且认为这样的架构能够消除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问题。因此，一些人士主张，应重新绘制边界或交换少数民族，以消除国家边界与民族边界的不一致。２０１８年９月７日，在欧盟调解下，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与科索沃领导人哈希姆·萨奇计划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会面，商讨根据民族划分领土，以恢复塞科关系正常化，为双方加入欧盟铺平道路。根据该领土互换计划，科索沃伊巴尔河北部米特罗维察等塞族人聚居区将并入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南部普雷舍沃阿族人聚居区并入科索沃。虽然双方领导人对该计划持开放态度，但两国均有不少人士表示反对，英国、德国等也提出质疑或表示反对。方案批评者认为，“它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互换可以促使巴尔干其他地区沿着种族划线重新划分边界。波斯尼亚塞族人、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或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情绪可能会加强”。有人进一步指出，“土地交换是和平的种族清洗，它可能为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马其顿提供破坏性的灵感，民族主义运动和一些领导人渴望拥有自己的种族同质国家”。 这一案例显示，塞、科双方均将所在地域跨界民族群体视为现实或潜在的军事、政治安全威胁，领土互换的内核是跨界民族群体交换，交换的结果假设或逻辑假设是种族同质国家带来和平，而这恰恰是种族主义思维的变体。种族主义是安全威胁与安全挑战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的共识。从目前的情况看，上述两地跨界民族群体的现实威胁并不大，它远远弱于潜在威胁感知。潜在威胁论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比较扎实，因为１９９８年以来双方的敌对竞争结构仍没有根本性地扭转。这说明，该案例中威胁建构的逻辑强于存在性威胁逻辑，且上述逻辑是可以转化和协商的。转化意味着安全理论中所说的想象的威胁可能自我实现，通过复合逻辑变成存在性威胁。协商意味着两种逻辑的社会认知不是固化的，欧盟主持两方谈判，各种社会性力量与国际力量参与讨论协商辩论，多方均能对谈判走向形成一定影响。 （３）受所在国人口结构因素影响，跨界民族群体被想象为政治威胁。从人口结构角度说，一国民族和人口结构变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外来移民导致一国民族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当代社会鲜有原型。历史上曾出现过因移民大量流入而导致一国民族结构剧烈变化，进而深刻影响该国政治、军事安全进程的案例。极端的案例是，西方殖民者入侵美洲导致印第安人人口大为缩减及其权利受侵犯、原住民成为相关国家边缘群体的悲剧。亚非欧大陆上因移民人口结构影响政治与安全进程的案例仍不断上演。 苏丹历史上是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国家，但由于阿拉伯移民的流入，苏丹后来成为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伊斯兰国家，阿拉伯语成为官方通用语言，而原来的本土语言（如苏丹语）不再通用。阿拉伯民族与黑人各部族关系因此成为影响该国政治进程的核心因素之一。２０１１年，南苏丹通过公投独立，也与民族人口结构变迁有关，黑人各部族援引民族自决权提出公投并最终实现和平建国。目前，南苏丹人口主体是黑人，主要族群是丁卡人和努尔人。 历史以及当下欧美各国对移民问题的争议与忧虑，部分源自对人口结构变迁的担心，但其担忧具有选择性。譬如，英国第一部移民法（１９０５年的《外国人法》）主要是为了阻止欧洲犹太人的流动。而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初期、美国对移民施加种族限制（如歧视华人移民）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移民政策对海外德意志移民的欢迎。整体上，当下欧盟各国对洲内白人移民流动没有多少政治安全威胁认知，因此与其说当下欧洲各国担心移民人口挑战国家认同，还不如说是对穆斯林群体的担心，而这种担心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开始彰显的。欧洲阿拉伯化的神话以及对平行社会的担心,在欧洲一些国家内颇有市场，但它们更多的是对移民和跨界民族威胁的选择性建构。凯南·马立克认为，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在英、法、德三国外来移民的文化差异问题才变得重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代人比第一代人更加融合和西化，却更加坚持保持其所谓的独特性。其观点暗示多元文化主义从问题认定到诊断方案上都有问题，对于新移民所形成的跨界民族群体的安全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是建构的结果。 （二）所在国将跨界民族群体视为社会安全威胁 受资源竞争、认知偏颇或重大事件刺激影响，所在国政府及其社会力量可能将跨界民族群体视为社会安全威胁。 １．资源竞争使跨界民族群体成为社会安全威胁 所在国跨界民族群体从构成上看有不同的来源和次级构成部分。从经济层面来看，跨界民族群体中的历史性群体往往既有集体政治追求，也有强烈的经济发展动机，而自愿移民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发展机会，他们的理想往往是留在新的社会，或暂时不想回到原有家园。他们更多地表现出“经济动物”的特点，更关注所在国经济状况和工作机会。相对而言，那些因政局动荡、军事战乱等被迫离开家园的难民群体、离散者群体对所在国社会秩序带来的问题相对更多，他们中部分成员长远目标是回国，另外一部分成员可能选择留在居住国，或前往第三国。无论哪种类别的跨界民族群体，生计是首要的问题。如果生计问题无法有效解决，跨界民族群体势必成为所在国社会安全隐患。 在跨界民族移入国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外来的跨界民族群体可以增加当地的劳动力，助推当地经济发展。但当其劳动力趋于饱和、经济发展迟缓甚至倒退的情况下，跨界民族群体的大量涌入会挤占社会公共资源、抢占当地人的工作机会、降低当地的福利水平。事实上，无论哪种跨界民族群体.当遭遇就业困难、外来歧视等因素，进而难以实现生活安定并融入新的国家时，他们就可能更认同母国。这种情况在跨界民族个体刚抵达所在国时最为常见。此时他们的民族意识最为强烈，更倾向于与母国保持联系，同时也更可能在所在国采取集体政治行动。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国家遭受了债务危机的侵袭，许多国家经济陷于困顿。而在之后，难民危机接踵而至。相关国家政府为管控和安置难民投入大量人力和财政资金，使得本已十分脆弱的国民经济支撑的财税机制及高额福利系统面临巨大冲击，移民所在国人民感受到这种由外来民族人口所带来的资源和社会紧张形势、排外情绪不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出现涉及外来移民难民的群体性骚乱事件，作为移民的跨界民族与欧洲国家原有居民的冲突事件也愈发频繁，２０１６年新年夜前后德国科隆性侵事件及其引发的骚乱堪为典型。 ２．跨界民族群体遭受偏见和歧视容易引发社会安全风险 当跨界民族群体在所在国融入困难、或遭受歧视排斥时，该跨界民族群体成员常以族群动员方式发泄不满、冲击现有社会秩序。２００５年法国巴黎骚乱是为典型案例。这次骚乱源于北非裔移民少年死亡的偶发事件，但实质上是移民群体长期积怨的爆发。骚乱在短时间内蔓延至全国，引发了法国国内罕见的社会危机，并波及德国和比利时。移民群体无法真正融入法国社会，且缺乏正当、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群体性泄愤现象时有发生。其中，穆斯林群体与法国警方的对峙尤为引人关注，这与法国对穆斯林群体的政策不无关联。长期以来，法国政府处理以穆斯林群体为主体的移民少数族裔融入等问题时采取共和模式。由于这种模式突出强调法兰西共和国的价值观，只承认个体的公民权利，制度性地否认少数族裔移民的群体身份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存在。长久如此，形成了国家政策无视结构性歧视、大众歧视以及移民少数族裔政治参与的弱势，未能有效解决移民融入的障碍，从而导致移民冲突频发。 ３．受相关重大事件影响，跨界民族群体成为社会安全威胁 跨界民族与亲缘国之间保持一定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这本身无可厚非。当发生与跨界民族或其亲缘国相关的重大事件时，跨界民族表现出一定的关注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当这种联系和关注上升为政治联系和政治活动时，则需要引起足够警惕。从现实来看，跨界民族及其与亲缘国相关的重大危机和重大事件常成为跨界民族政治活动的催化剂。当跨界民族在所在国生活不如意之时，或者跨界民族亲缘国与所在国关系恶化之时，这样的重大事件往往成为引发跨界民族安全问题的重要诱因。当这些危机消退时，跨界民族才会将精力重新聚焦于他们的日常生活。 在跨界民族所在国，跨界民族的政治参与形式多样。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尤其是发生与本民族相关的重大事件的情况下，跨界民族的政治活动可能升级为暴力活动，危及社会安全与稳定。例如，１９９９年土耳其政府逮捕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后，欧洲国家的库尔德人攻击了土耳其在欧洲国家的使领馆、企业和商店，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土耳其和库尔德侨民团体之间还因此发生了暴力冲突。２００９年４月，英国伦敦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支持者使用暴力手段冲击了印度和斯里兰卡驻英国的官方机构。同一时期，泰米尔人在法国巴黎的示威活动同样充满暴力，法国警方在抗议活动期间逮捕了２００多名泰米尔人。上述两个案例显示，倘若跨界民族群体是保持着政治追求的离散者群体，其政治活动对母国而言常常意味着政治安全风险，对所在国则有多重政治社会影响，可能引发社会安全风险。因此，当发生与跨界民族及其亲缘国相关的重大危机与事件时，跨界民族所在国要提高警惕，防止跨界民族的民族情绪转化为难以掌控的政治行动和暴力活动，进而威胁社会安全。 （三）所在国将跨界民族群体视为文化安全威胁 跨界民族不仅表现为人口流动，同时也体现了文化传播和传递的社会过程。如果没有文化纽带的存在，跨界民族就无法成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也就不可能成为同一个民族。另一方面，在民族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中，所在国以其所具有的文化身份和特征立足，并通常由语言、宗教信仰等显性因素呈现。因此，跨界民族与所在国主体民族、非主体民族相遇和互动的过程，也是文化磨合与适应的过程，其中不乏不同类型的安全风险。 １．跨界民族带来的沟通冲突与语言安全风险 从沟通角度来说，语言是不同民族间交流与沟通的工具，语言不同容易造成民族间的误解和隔阂。移民性跨界民族的扩大，通常意味着其成员使用自己母语的机会增多、范围扩大，这无疑直接冲击所在国本土语言的通用性。当这种跨界民族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加之其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存在，所在国以语言为标志的国家身份特征便会面临挑战，甚至影响所在国以其语言书写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继续发展和传承。例如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涌入不丹的尼泊尔人就使不丹语的社会通用性大大降低。而前文所述苏丹成为一个以阿拉伯文化为主体的伊斯兰国家的历程则也昭示着，那些有着强大亲缘母体文化的跨界民族对所在国的文化造成威胁的可能性。萨缪尔·亨廷顿将英语视为美国国家特性中核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亨廷顿看来，拉美裔移民（尤其是墨西哥裔移民）人数众多、聚群而居，且坚持使用西班牙语而非英语，使得美国西南部已呈现明显的拉美裔化倾向。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美国会分裂成两种人民、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社会。 ２．民族间文化差异诱发文化排斥或社会冲突 第一，文化差异可能沿着民族宗教断层线引发价值观和社会冲突。信仰冲突是文化冲突中经常出现且难以化解的社会顽疾，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诸神的冲突”。从信仰角度来说，倘若跨界民族群体与所在国主体民族信仰不同宗教，它们之间如何相处是困扰当代国际社会的一大难题。第二，不同民族对民族文化内核和民族文化边界持有不同立场，将民族文化边界硬化的民族容易与其他民族产生文化冲突。换言之，不同民族文化的宽容性存在差异，追求文化纯洁性的民族易产生排斥性心理，从而诱发文化冲突及社会安全风险。因此，从文化层面来看，跨界民族与所在国家主导文化之间的相容性越差，产生安全威胁的可能性越高。移民形成的跨界民族群体被选择性地视为对所在国主要社会价值观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安全”是在不同社会中具有不同含义的社会建构。譬如，一个种族同质的社会可能比一个异质社会更重视保留其种族特征，因此，可能会把人口流入视为对其安全的威胁。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领导人、文化保守主义者更容易把异质文化的跨界民族移民视为文化风险，这是匈牙利和波兰一些政客反对欧盟的移民政策、支持更加严厉限制移民举措的原因之一。 ３．跨界民族所引发的文化风险也可能是政治文化风险 在世界许多地区，亲缘国都试图用文化纽带联系它们侨居海外的特定族裔群体。亲缘国常通过赞助文化交流活动或游说的方式为所在国的同族移民增加双语教育机会，培养居住在国外的同族人口的共同体意识。不过，在跨界民族亲缘国之外的所在国看来，跨界民族文化的传播对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解构性力量，构成了潜在的文化威胁，甚至可能发生“文明的冲突”。随着移民尤其是难民潮的持续发生，北美的“拉丁化”和欧洲的“伊斯兰化”已然引起政学两界的忧虑。亨廷顿对于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浪潮忧心忡忡。他认为，大量新移民（特别是拉美裔移民）在接受“美国人”身份的同时，并未放弃对原生文化的认同，美国传统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受到了挑战。长此以往，美国的传统国家特性将丧失殆尽，“国将不国”。在欧洲，“欧拉伯”概念被提出与传播，西欧各国政府领袖纷纷慨叹多元文化政策的失败以及各国围绕移民的政策（主要针对来自中东北非的穆斯林移民群体）辩论和相关社会冲突，皆展现了以移民形式存在的跨界民族所带来的安全风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