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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梳理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互动关系，并将其放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来进行解读。已有研究发现，“一带一路”通过赋予全球化新的内涵和价值理念，将会从全球化、民族国家和地区三个层面重塑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本文以环阿尔泰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为例，分析了环阿尔泰次区域在地理位置、跨界民族等方面具备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良性互动的条件，研究发现环阿尔泰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构建促进了区域经济合作，中俄哈蒙四国地方合作带给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效显著。本研究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一种新型的区域主义，也是全球化新模式的创新，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互动模式将可能呈良性发展。 关 键 词：“一带一路”/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全球化/阿勒泰地区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与中亚区域经济整合研究”(12BGJ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海燕，副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俄罗斯研究中心； 朱启迅，硕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上海，200062 一、问题的提出 近来，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互动关系成为学界比较关注的热点议题，这是因为冷战后一些国际问题和国际区域合作现象无法单纯地用民族主义或地区主义来解释，比如说跨界民族问题、区域一体化进程及其障碍等问题。既有研究主要是将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互动关系放到全球化的视野下来考察，但是“一带一路”赋予全球化新理念之后，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互动的语境也发生了变化，对这一变化需要重新去认识。此外，现有关于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互动关系的研究选取的案例也主要集中于东盟、欧盟和我国的西南边疆，对西北边疆的研究相对较少，①但是西北边疆特别是环阿尔泰山地区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互动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而且，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从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互动关系的角度研究环阿尔泰次区域模式的构建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边疆治理、边境社会稳定和沿边开放开发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将地区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可以作为一个新的切入点。 二、既有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互动研究及其不足 研究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互动关系，涉及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两个核心概念。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和社会运动，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②首先，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和意识形态，一方面表现为对本民族共同体的“忠诚”“感恩”的情感，马克斯·韦伯就认为民族主义是“共同的情感契约”；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是民族国家的建构，“民族”和“国家”是紧密结合、内在统一的。③民族主义和国家是共生的。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的诉求也是不断变化的。历史地看，一般认为民族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欧洲与北美，它是以人民(people)为核心的，其诉求是公民的平等、自由和民主，比如在启蒙运动影响下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到了一战后，在列宁和伍德罗·威尔逊主张的“民族自决权”的影响下，新兴民族国家开始诞生，民族主义的诉求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建立，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民族主义带有反抗殖民主义的色彩。二战后，人们开始反思如何建立一种超国家的机构来应对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民族国家的观念开始改变，传统的以领土、人口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主权斗争变得不是那么重要，“继煤钢联营之后，欧洲一体化，一系列超国家层次的机构建设，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实践”⑥。民族国家主权开始向超国家转移，民族主义的诉求中包括了地区和平与国家繁荣。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一方面是在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下民族分离主义和收复故土的运动兴起，另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影响下，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盟等地区组织跨越民族国家的合作程度加深，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形成紧密交叉和深刻互动。 地区主义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而出现的，指“两个或者更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自发建立组织和聚拢(物质或非物质)资源的趋向(proneness)，目的是创造共同的功能和机制安排”⑦。首先，地区主义是一种趋势，它是在一个地区地理位置相邻的国家强化联系与合作的趋势。⑧其次，地区主义表现为一定有制度化框架的组织，它是“地区之上形成的组织”。⑨第三，参与的行为体应该是多样化的，包括国家、区域机构、社会组织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一个既定的区域里这些行为体可以分享某些基本的价值和规则，并且日益参与到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外交和军事的互动中。 新地区主义是地区主义的发展和延伸，被认为是实现新的世界秩序和提升区域治理的一种机制。学者对新地区主义的重点关注开始于冷战后，很大程度上，新地区主义的出现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和超国家机构比如欧盟崛起的回应”，⑩是地区一体化的结果。但与地区一体化来自西欧思想不同，构成新地区主义的思想来源更加的多元，包括拉丁美洲、亚洲、北美、中东和欧洲，(11)实践不仅有“欧洲经验”，也有亚太地区的发展模式。(12)近年来，随着国家主义的回潮，像欧盟这样的基于国家主权让渡的地区化面临重重挑战，新地区主义作为对民族主义的回应，重点转向了次区域的经济合作。可见，民族主义同样影响到了地区主义。但与传统上民族主义被视为区域主义和全球化的威胁不同，今天的民族主义并不一定会对区域主义和全球化构成威胁，相反，二者的关系是相互加固的，(13)且互动紧密。关于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互动机制研究，目前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但是部分学者已经做了很好的研究和创新。按照分析层次的不同，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体系层次上，全球化趋势是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互动的结构动力，全球化的不平等现象和激烈竞争趋势是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产生的背景和推力。韦民以东盟为视角，认为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互动是由结构决定的，国际体系结构驱动着国家政策的演进，是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互动的条件，冷战后影响国家地区政策和民族主义的体系结构表现为全球化趋势的增强。(14)可以说，没有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也就没有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互动环境，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对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塑造尤其明显。但遗憾的是，这部分缺乏了对普惠、平等、包容性发展的全球化的论述。 第二，国家层次上，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互动的基本动力，民族国家之间共同的地缘政治环境、文化观念、国家利益、国际规范、制度等决定了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互动类型是积极互动还是消极互动。张涛华认为民族国家是地区主义和民族主义互动的中间“桥梁”。全球化挑战了国家的主权，也引发了国家对全球性民族问题的关注，全球化下国家之间竞争的加剧也激发了国家“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部分国家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来增强竞争力；地区主义也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影响下增强经济竞争力和解决全球性问题进而加强国际合作的结果。(15)刘昌明和隋聪聪以东盟和东北亚为例，认为民族国家之间地理位置相邻、对国际体系变革的反应一致、地区内国家发展差距小、有共同的文化和经历、国家间共同的利益以及在地区上形成共同的国际规范，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能够积极互动。(16)庞中英认为地区主义是“放大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地区主义是民族国家为了追求民族国家利益的一种形式，地区主义的形成是初级民族主义在地区聚合的结果。当地区化进程有损民族主权的时候，民族主义又会对地区主义形成反作用，等地区主义把这种阻力化解之后，民族主义的忠诚和认同就会向地区转移，进而形成地区整体利益一致的高级的民族主义。(17) 第三，地区层次上，边缘地带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滋生了跨界民族主义。何跃以中国西南边疆为例，认为跨界民族主义存在于次区域经济圈的边缘地带，其产生的根源是地区主义把跨界民族推向边缘化，可能引起经济不平衡发展。为了回应这种不平衡发展，跨界民族倾向于强化民族情怀和共同的地缘文化纽带，可能以跨界民族经济的抗拒甚至政治权力的诉求来达成目的。(18)何跃主要是分析了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地区主义对产生跨界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忽视了积极影响，事实上，地区一体化的过程中，边缘地带不一定会产生跨界民族主义，其影响也会有积极的一面。 通过回顾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互动发展和既有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和推进，传统视角并不能完全解释：“一带一路”背景下包容性发展的全球化理念、“一带一路”不对国家主权形成挑战的立场和“一带一路”对边缘地带的积极重塑，等等。因此，需要根据“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实践经验重新梳理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关系，本文拟分析“一带一路”如何从上述三个层面对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的关系进行重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