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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民族成分复杂、矛盾冲突激烈，民族问题损害了阶级斗争中各民族工人的情感。因此，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中遇到了比其他国家更为难解的斗争局面。以奥托·鲍威尔为核心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着手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民族问题进行阐释，并进一步规划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政策。鲍威尔在其名著《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中，构建了民族文化自治纲领来解决民族问题。可以说，鲍威尔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提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思想，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统一。但是，我们仍须警惕鲍威尔民族理论的改良主义倾向。 【关键词】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作者简介】 孟飞，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5CKS02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6M591751)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言：鲍威尔的民族学研究 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中，奥托·鲍威尔(OttoBauer，以下简称鲍威尔)在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上几乎是最重要的人物。鲍威尔一生著述颇丰，也在现实政治舞台留下了较为光辉的印记。他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袖，甚至一度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核心人物，他的观点不仅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行动基础，也是第二国际时期各社会主义成员党活动的重要参照。 西欧和中东欧国家在19世纪末遇到的问题不同，西欧国家由于形成了单一民族的统一国家，因此社会民主党亟待解决的是阶级斗争的方式、无产阶级解放的实现，于是在党内出现了左派与右派的政治分歧。中东欧的资本主义萌芽较晚，封建势力所把持的政权延续了多民族国家的架构，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将派别之争搁置，特别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他们需要认真对待关于民族范畴的持续发问:面对错综复杂的、文化差异巨大的、时常兵戎相见的各民族，社会主义者该持何种态度呢?社会主义者如何理解民族冲突，仅仅把它当成阶级对抗吗?更进一步，民族问题是否开启了更多的民族现象研究领域?鲍威尔和伦纳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专家，在对奥匈帝国境内复杂的民族问题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统一两方面反复权衡之后，他们为着手解决民族问题提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民族学思想。1907年，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主办的《马克思研究》丛刊上，鲍威尔发表了长达500页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这部著作虽然是鲍威尔的处女作，也是鲍威尔在维也纳大学法学院学生时期的论著，并且仓促完成，但这不妨碍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民族学研究的典范。鲍威尔以其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厚基础，加上身处奥匈帝国多民族国家的切身之痛，详细论述了民族概念、民族问题、社会民主党的民族政策等马克思主义较少涉猎的民族学领域。《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是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不仅完成了对多民族国家问题的分析，并使之与社会主义运动对接。 一、奥地利民族问题的凸显及其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损害 19世纪初，奥地利民族状况的主要特点有三个方面:第一，民族成分复杂。虽然德意志民族占到整个帝国的五分之一，但除了维也纳和林茨，意大利人、捷克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在各个地方包围着德意志人。第二，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不足。各民族在奥地利境内共存，但是地位、阶级、文化的巨大区别使得“奥地利人”这一明确的身份认同是虚幻的。第三，民族关系纠葛。奥地利民族可以概括为主导民族(如马扎尔人、德国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和从属民族(如波兰人以外的斯拉夫各族和罗马尼亚人等)。主导民族和从属民族冲突不断，甚至在各自内部分歧也日益明显。 奥地利民族运动兴起于19世纪中叶，直到19世纪末，在日耳曼人、捷克人和波兰人为代表的民族关系上遇到了更大的瓶颈。日耳曼和捷克民族集团在许多地区产生了交集，并形成一支统一的劳工力量，只要能避免内部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争斗，这支力量就能够保护自己。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有辽阔的日耳曼人居住区，还有一些日耳曼人和捷克人杂居的地区(如布拉格)，而在维也纳和其他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城市里，居住着大批捷克族工人群体。加利西亚的波兰人比较自成一体，但是那里除了波兰人和被奴役的俄罗斯人以外，也有日耳曼人和捷克人，其实在维也纳也有许多波兰人(特别是波兰籍犹太人)。毫无疑问，哈布斯堡帝国呈现出混杂、难解的多民族图景。 19世纪40年代在欧洲广泛的工人运动潮流中，对民族问题的关照只是众多诉求中的一小部分，比如: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要求民众温和地处理民族解放问题，斯拉夫民族受到德国人和马尔扎人的排挤等。但是显而易见，1848年的革命高潮并未把民族主义融汇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社会民主等词汇当中。奥地利则不然，哈布斯堡帝国民族间的紧张局势对工人运动的统一构成了实质的威胁。在时间上，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几乎与民族运动并行。到了19世纪末，奥地利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日趋成熟，他们已经能够组建严密的工会，加入社会主义政党，熟练处理阶级斗争。在这样的时代，鉴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多民族特点，工人群众自然就卷入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中。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学校、工厂、市场等，他们都感受到矛盾的尖锐。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多民族杂居的奥匈帝国工业地区，民族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首先是在布拉格，由于捷克人的大量移民而斯拉夫化，日耳曼人占优势的城市慢慢成了捷克人的城市。这种情况也蔓延到奥地利，维也纳的捷克人拒绝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化，于是捷克人和日耳曼人隔离开来。维也纳的工人普遍担心大量的移民(特别是来自工资要求较低的斯拉夫民族)会给自己的生存带来直接影响。这样的担心触发了20世纪初捷克族社会主义者和日耳曼族社会主义者更加激烈的冲突。德国的劳工党大量吸收苏台德地区具有泛日耳曼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的人，策划暴力行动来恐吓雇佣捷克族劳动力的企业主。更严重对抗发生在工会，捷克人指责日耳曼人占据了一切领导职务，企图将斯拉夫无产阶级日耳曼化。日耳曼人则针锋相对，他们指出，工会生活是业务问题，无涉民族。冲突最终反映在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1905)和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1907)上，双方互相指责、无法调和，甚至造成捷克社会党人支持本民族的工会，并组成了声势浩大的“分离主义”团体来对抗维也纳的“中央集权主义派”。捷克族社会党人分裂成为两派，社会主义队伍中的这一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捷克人为主的地区跟日耳曼人地区以及两种民族杂居地区之间的分裂。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奥地利的民族问题愈演愈烈，已经达到破坏导致工人群众团结一致的阶级情感趋向的临界点。从前将工人阶级联结在一起、赢得社会解放的共同理想被更原始、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取代。因此，把民族斗争视为资产阶级问题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原则在实践中遭到了民族间对抗的威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