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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鲍威尔论民族策略与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 奥匈帝国出现的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是极为罕见的，并且伴随着奥匈帝国内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复杂民族状况杂糅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鲍威尔认为，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原则已经被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组织原则所代替。资本主义背离了民族—国家自由、民主、独立的追求，而是别的民族全部屈从于本民族的统治。在这种反动的情势下，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与民族发生对抗，工人阶级意识到社会矛盾其根源是民族矛盾。面对资产阶级的背叛，工人阶级必须拿起民族自治的武器，这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国际主义的斗争中才是准确和有效的。 由于有必要以民族作为党内组织的基础，于是奥地利社会党人便不得不慎重考虑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鲍威尔也致力于把民族主义的要求同超越民族界限的凌驾一切之上的工人阶级大团结的概念调和起来。在《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中，鲍威尔自问自答:“如果我们要回答关于社会主义与政治的民族原则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必须从这样的事实出发，即只有社会主义才会为全体民族同胞提供参与民族文化的机会。”鲍威尔得出结论，民族是一个“文化单元”，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保全民族文化被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享有。只有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全体人民才有资格分享民族的文化遗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加强民族原则的推动力量，而且还清除民族原则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 在鲍威尔的表述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联结，民族—国家命运的关键环节是工人阶级的命运，而工人阶级的命运又关联着本民族自身独特的命运。鲍威尔称之为“同质化命运”，所谓同质化命运可以理解为工人阶级(也包括农民阶级)把劳动时间出卖给了资本主义(工厂主和大地主)，这就产生了一系列在不同经验环境中却面对相同生存命运的人们，这些无产阶级遭受的是同样的剥削、异化、物资和休闲时间的贫乏等等。鲍威尔继续发挥伦纳民族自治的理论，并使之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相关联。鲍威尔提出:民族自治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必然目标，因为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政策的一个必要手段，社会主义社会第一次赋予工人阶级决定自己命运、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力。因此，鲍威尔最终希望达成的政治愿景是奥地利多民族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统一。更进一步，“社会主义预告了所有民族都将实现其对政治统一和政治自由的要求。”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会把独立的民族共同体连结成国际性的共同体，所有民族的工人阶级都将用民族自治的要求与有产阶级的民族权力政策对抗。 由此，鲍威尔在《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篇末建议:如果党有必要修改民族纲领的话，需要把关于奥地利体制的纲领纳入工人阶级总的社会纲领中，并体现阶级斗争及其目标的民族内容。在“布隆决议”的基础上，鲍威尔罗列了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的四个主要方面:第一，民族必须首先成为劳动的共同体，劳动资料的社会化是工人阶级民族政策的目的，而阶级斗争则是它的手段;第二，民族的工人阶级想要得到经济和政治的解放，就必须联合起来，结成紧密的联盟;第三，必须帮助各个民族结束民族权力斗争的制度，转而规定法律和制度保障每个民族文化的发展;第四，工人阶级不能指望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来解决民族问题，必须借助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来实现一切民族政治上的统一和自由。 结语:鲍威尔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与缺憾 鲍威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流(正统的和激进的)之后，寻求一种契合奥匈帝国现时状况的民族策略，系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我们认为，鲍威尔的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重要场域。首先，鲍威尔的实质贡献在于用丰富和细致的历史分析表达了民族不再被视为自然现象，而是历史现象。第二，在政治策略方面，鲍威尔的论述也具有现代性，他指出社会矛盾如何转化为民族原则，以及在阶级斗争中民族内容是如何展现的。第三，民族问题反射特定的政治和组织问题并延伸到社会运动的形式中，奥地利工人运动持续关注民族问题。不夸张地说，第一次尝试提供关于社会民主与民族问题的理论起源于奥匈帝国。因此，正如豪普特对鲍威尔的积极评价:他与之前的民族研究相比在广度、新颖性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鲍威尔“大胆”且“前瞻”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认识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帮助。施瓦茨曼特尔也认为，鲍威尔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分析的思路，“尝试将民族主义现象置于一种关于世界历史的一般语境中，从而揭开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发展的神秘面纱。” 不过，我们要警惕鲍威尔理论的片面性，比如，罗伊一方面承认鲍威尔在其方法上借鉴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但另一方面又是纯粹形而上学的新康德主义式的民族定义。戴维斯甚至认为，鲍威尔陷入到对民族定义的循环论证中。金炳镐指出，鲍威尔的民族研究意图将民族相关范畴神秘化。王幸平也批评了鲍威尔的民族策略基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构架。笔者认为，这些学者的评价指出了鲍威尔民族理论的缺陷，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鲍威尔的民族理论是否可能真正与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联结。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是贴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推动社会转型，增加所有民族或少数群体的社会交往，促进公平地分享各自的民族资源。不过遗憾的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错误地理解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要义。鲍威尔认为，民族情感是工人运动和工人民族命运的重要的和被忽视的特征——同质化命运。就这一点来说，工人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即使来自同一个民族，也违背了民族内部的包容性，偏离了民族资源共享的目标。于是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试图联合同一民族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同时也分离出所谓主要民族和从属民族。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选择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团结各民族的劳动者，而是联合所谓超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这无意中伤害了许多有共同物质利益的民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错误在于这样做构建了狭窄的文化骄傲情绪，掩藏了民族精英对工人群体社会诉求(社会平等、民族团结)的操纵和挟持。以当代的观点来看，鲍威尔提出给予不同民族相同的文化权利是一种较为宏伟的蓝图，因为这将消除少数群体之间的差异，而在同一时间，保护这些群体的差异。然而，现在看来，给予统一的权利，这又使社会主义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分析框架。另外，鲍威尔以及其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都缺乏饱满、持久的革命精神，总是寻找种种借口来阻碍工人群众的革命动员。他们声称，要达到目标就必须经历相当长的过渡阶段。比如，在民族问题上，鲍威尔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的概念，但是在实践中却延缓运用，“他认为民族原则还没有足够力量来摧毁多民族国家的时候，先成立联邦作为过渡阶段。”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些危难的关头，总是暴露出政治上的游移态度，根源就在于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决性。 最后，笔者认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讨论民族问题的政治动机是:一方面，解决多民族国家的诸多冲突;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内部由于民族对抗产生的组织问题。到目前为止，对于鲍威尔在内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理论还需要继续挖掘。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民族问题的争论波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他们解决民族问题的结论甚至间接导致国际社会主义的分裂。因此，对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民族政策的关注绝不是拘泥于中欧小国的特例，反而，它代表了现代以来众多社会主义者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潮流。对于极端难解的民族问题的起源、发展、高潮、影响等各方面的研究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一方面，可以提醒中国共产党人避免走改良主义民族策略的歧途;另一方面，也可比照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制定。 阅读原文请点击： 社会主义与民族问题：奥托·鲍威尔论社会主义的民族策略.pdf 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