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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将跨界民族群体视为安全威胁的限度 前文比较详细地讨论了所在国将跨界民族群体视为安全威胁的三大类型及其成因，这里进一步分析这种安全逻辑的边界与认知的限度。 （一）跨界民族群体成为安全威胁往往由其他行为主体导致 前文所论的存在性威胁，有亲缘国外部驱动和所在国国内政治进程驱动两类，跨界民族自身驱动的安全威胁甚为少见，因此它并不必然成为国家间紧张关系的根源。与此同时，亲缘国试图与具有亲缘关系的跨界民族接触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既可能有国际政治的原因，也可能有亲缘国国内政治的需要。事实上，对海外跨界民族命运关注的国家未必是未来的侵略者；同样，认为跨界民族必然助长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的观点也值得推敲。民族分裂主义往往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亲缘国既可能支持跨界民族的分裂主义运动，也可能发挥制约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跨界民族可以成为亲缘国和所在国之间友好关系的纽带。２０１３年，马来西亚鼓励泰国的马来人与泰国政府进行谈判，从而成为和平缔造者。同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爱尔兰政府在促成北爱的爱尔兰天主教激进组织参与北爱和平进程中也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舞台上，领土完整原则仍然胜过民族自决和领土扩张。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在相关各国均为少数民族的跨界民族的民族过程取向是分解而不是联合。从现实来看，多数国家对跨界民族问题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萨迪亚·杜瓦尔指出，由于非殖民化浪潮的影响，非洲国家内部易受到外部煽动，故经常面临分裂主义的威胁。多数国家从务实角度出发，相互尊重边界、对收复故土保持缄默，因为这样做对彼此都有利。国外的研究表明，自１９９１年以来，欧亚大陆的大多数亲缘国对亲族利益采取了漠视的态度，而非动员和支持它们。２００１年，欧洲理事会威尼斯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警告亲缘国不要超越边界，更反对采取具有“域外效应”的行为。委员会建议，亲缘国与其跨界亲族寓居的国家可通过缔结双边或多边协议的方式实现安全与和平。即使亲缘国卷入了与所在国跨界民族相关事务，其参与也有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并可能在冲突过程中发生变化。在比较深入参与的情况下，亲缘国官方往往也会保持距离，拒绝同意同族分离主义者划定的地域，或不承认此地域之独立。例如，从阿塞拜疆宣布独立的卡拉巴赫、以及南斯拉夫内战时从克罗地亚和波黑宣布独立的塞族小国没有被包括其亲缘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承认。同样，海外跨界民族的地方领导人通常坚持自治原则，而非成为亲缘国的“提线木偶”。总的来说，国家主权原则虽遭挑战，但其基础性地位依旧稳固，今天的跨界民族安全问题仍受制于国家间关系的大局。 （二）跨界民族安全问题受地理空间的限制 在跨界民族问题上，地理空间具有特殊意义。从地理空间来说，跨界民族威胁首先取决于地理位置的邻近性，其次取决于跨界民族克服地理空间限制的渠道和能力。 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里，通信和交通方式的进步使地理因素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但这并不能否定其重要性。地理上临近的跨界民族群体拥有相对更便利的联系和交流网络，跨界民族中的叛乱分子易于在国界的另一边寻求庇护，甚至建立自己的基地。如果跨越国界的支持来自另一国的主体民族，则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增加。有研究表明，在民族冲突中，亲族控制的邻近国家极大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群体获得支持的广度和强度。如果亲族控制着一个近邻国家，跨界民族得到支持的可能性至少要高出１０％。地理位置的影响还在于，邻国发生战乱、灾荒、疾病等灾难性事件时容易产生“负外部性”，其“溢出效应”会给相邻国家带来大量难题。由于地理位置的临近性，难民最容易流入相邻国家。大量涌入的难民不但会影响亲缘国与难民流入国的关系，并且有可能把相关的问题“传染”给难民流入国。 亨廷顿曾指出，现代的通信网络和交通运输使流动人口能够继续保持为原有文化和社群的一部分，从而拥有跨国特性。随着新技术和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使用，跨界民族及其后裔可以非常方便地通过各种通信手段联系自己的亲缘族群，这些跨界民族反过来可以作为政治资源参与相关国家的冲突。根据估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库尔德工人党的活动经费中约有一半来自欧洲的库尔德移民。在斯里兰卡，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利用其国际支援网络进行资金筹措、军火采购和国际宣传，从而与斯里兰卡政府进行持续斗争。但这并不会对其所在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三）所在国跨界民族问题的差异性影响并限制着跨界民族的真实威胁 尽管跨界民族可能引发安全问题，但需要正确地这些安全问题的差异性。第一，由于族性特点不同以及各民族（或族群）在所在国生存状况不一，跨界民族引发的安全问题也各有特征。在进行政治动员时，这种差异性体现得尤为明显，不能将所有跨界民族及其安全问题等而视之。譬如，近２０年来，在欧美国家发动恐怖袭击的激进分子具有一定的族裔特征，而其中很少有人来自东亚族裔群体。再如，全球有组织犯罪网络通常具有一定的族裔特征，同一民族群体的跨界流动渠道便于犯罪分子的相互联系，并易于发展为跨国行动。众所周知，哥伦比亚长期遭受毒品问题的困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哥伦比亚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导致其对外移民大量增加。作为主要移民目的地美国，遇到哥伦比亚移民相关的安全问题主要是以毒品交易为核心的犯罪问题。 第二，跨界民族内部并非是同质化的、铁板一块的行为体。同一跨界民族内部的移民、离散者、难民及混血人群在具有一定同质性特征的同时，其内部的政治意识形态、利益诉求亦不相同。近些年来，法国多次发生与外来移民群体相关的骚乱事件，这些事件固然与族裔因素相关，但更不能忽视的是经济贫困、分配不均等阶级因素。在某些情况下，跨界民族内部的政治紧张关系甚至超过与其他外部群体的竞争关系。作为比较有代表性的跨界民族的库尔德人其内部对于部族的忠诚与对于整个民族的忠诚经常发生矛盾，有时甚至伴随争权夺势，这也是库尔德人难以实现紧密团结、一致对外的重要原因。 （四）跨界民族群体成为安全问题可能是国家现代治理的悖论 近年来，英、德等国政府首脑纷纷公开申明其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学界也不乏对多元文化政策的冷静反思乃至批评。马立克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探索揭示出，英国伯明翰地区外籍移民社区（移民所形成的跨界民族）的动荡与冲突变迁（１９８５年骚乱与２００５年骚乱）实质上是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的悖论。具体而言，１９８５年伯明翰汉斯沃思地区骚乱后，该市议会创建了九个所谓伞形组织来吸引少数民族，这些组织为民族成员辩护，成为该城市跨界民族的代言人。这一改革显示，境外移民所生成的多民族城市治理引入了一种非自治的集体权利模式，其理念是“倾向于强调种族是权利的关键”。然而，１９８５年并肩作战的两个跨界民族群体在２００５年相互斗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治理模式的产物。因为该模式鼓励了资源配置围绕不同民族社区而展开，各伞形组织力图使本组织和本民族群体成员利益最大化。理论上，这恰恰是阿玛蒂亚·森所说的“身份单一主义”思维的结果。也就是说，１９８５年伯明翰骚乱其实是诸多因素促成的，该城市出现城市贫困群体、底层阶层群体与外来移民（跨界民族）群体叠加现象。但由于当时英国阶级阶层话语权下降、民族族群身份话语权上升，因而在治理归因层面过分聚焦于民族身份，也为后来城市跨界民族之间的冲突与城市安全问题埋下了伏笔。 德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受欢迎的移民目的地。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所形成的跨界少数民族，德国也采用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它与英国模式不一样。譬如，大量来自土耳其的客工很难获得德国公民资格，同时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德国政府又鼓励土耳其移民保留自己的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马立克认为，“该政策并不代表对多样性的尊重，而是一种避免建立共同的包容性文化的方便手段。其主要结果就是平行社区的出现。”平行社区，土耳其社区内部分化争斗以及双重公民权使得在德土耳其人不仅成为德国跨界民族治理中的痛点，也使德国与土耳其关系出现了多轮紧张。 五、结 论 在全球化加速推进过程中，跨界民族引发与卷入各类安全议程的可能性日益增加，但跨界民族并不必然成为“问题”，也并不必然带来安全问题。也就是说，跨界民族与安全问题的关系是或然性而非必然性的。对所在国而言，跨界民族群体只有非国家行为体身份，其带来的安全问题整体上以非传统安全议题为主。所在国将跨界民族视为安全风险,包含了军事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三大类型。在军事政治风险层面，包含了亲缘国驱动与所在国国内政治进程驱动两大类。从亲缘国驱动角度说，只有在亲缘国的民族统一主义、强权政治、工具性民族主义驱动下展开跨界民族动员以及亲缘国国内问题外溢等有限的几种情况下，响应动员的跨界民族群体才是存在性威胁。从所在国国内政治进程驱动的角度说，该威胁反映的是跨界民族群体不同层级的权利追求与所在国相关权利供给之间的矛盾。因此上述威胁源头既可能来自跨界民族群体不合时宜的权利追求，也可能来自所在国的权利压制。以上述存在性威胁为背景与参照，由于国家间安全困境、国内民族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受一些错误或偏颇观念的影响，跨界民族群体的军事政治风险通常被夸大，很多时候是威胁建构的产物。因此，在同一个案例中，我们常常既能够发现存在性威胁的要素，也能找到建构威胁的机理，两者的互动及其进程中的作用因素与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所在国通常还会将跨界民族群体视为社会安全问题,这主要是由于资源竞争、社会融入、不平等对待、事件刺激等因素造成的。至于所在国视跨界民族群体为文化安全风险则主要是由于民族人口结构变化的文化后果、文化沟通、文化宽容等因素导致的。在全球移民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国内意义上的“文明冲突”更加常见。 由于跨界民族本身是一个变量以及跨界民族群体深受国家间关系和国家治理的影响，我们应对跨界民族群体所引发或卷入的安全问题及其边界持清醒、谨慎的态度，要避免群体“污名化”与刻板印象。在某种意义上，跨界民族是一个分析性概念，从操作层面上看，更为科学的做法是聚焦于该概念下的不同次级群体，因为这些次级群体的稳定性更强。 就跨界民族安全问题治理而言，需要国际国内综合施治。从国际层面来看，跨界民族引发或卷入的安全问题也应归入全球治理的范畴。在中东欧地区，亲缘国和所在国在跨界民族问题上也曾展现了良好的合作。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带来了大量的复杂跨界民族问题，但并没有因之产生太多的安全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各新独立国家通过务实合作，采取签署国际条约等形式，将国家间民族亲缘关系以及特殊利益进行了相互确认和承认。这既保护了跨界民族的利益，也稳定了地区局势，同时也有利于跨界民族亲缘国和所在国良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这是跨界民族安全治理的证明。从国内层面看，跨界民族虽然有其“跨界”的特殊性，但仍然属于民族问题的范畴。因此，在处理跨界民族问题时，除了注意其特殊性外，还应看到其与一般民族问题的共同性。就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跨界民族引发与卷入的安全问题依然属于民族问题治理的范畴，它有赖于跨界民族所在国的民族整合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当跨界民族被整合成为所在国公民的一部分，对所在国的认同超越原有的民族认同时，跨界民族的族性和族裔特征将大大下降，由之产生的安全问题也将大为减少。 阅读原文请点击： 跨界民族的安全问题.pdf 原文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