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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数民族水利移民村调查 鄂西北地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受此影响，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水利移民需要安置。从民族成分上看，水利移民村均为回族村。从搬迁的范围看，均为整村区域内搬迁。尽管 “搬家”的距离有限，安置地与原居地差异有限，但“少数民族移民主体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居住空间上的变化，更是一个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也就是移民村这个社区再造的过程。 案例3：D村属乙市，2010年安置来自甲市的水利移民536人，其中回族约占90%。因整体新建，村内道路全部为水泥马路，住宅房屋美观整齐，基础设施建设明显优于邻村。由于耕地类型发生变化，使得移民原有的山地耕种技术受到限制，加之搬迁后连续干旱，过半的移民已将自家田地承包给他人。此外，新的自然环境使原有粗放的牛羊养殖方式失去了条件。于是，D村开始建设集体牛羊圈。另一方面，由于移民的社会资源积累还在甲市，村里大多数青壮年仍选择回原籍工作，但一部分村民也开始选择在邻近的地方打工，甚至与当地居民组建家庭。搬迁至乙市后，连续三年大旱造成农业用水紧张，回族移民同附近其他村民曾因U型渠灌溉用水的使用发生过纠纷。 案例4：E村属乙市，其中回族276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从甲市搬迁至此。2007年起社会组织开始介入E村的建设，到了2009年，政府又将 E村列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之后，E村成立了养牛农民专业合作社，同时利用自己的资源和政策优势，与相关企业联合，形成了相对成熟科学的“公司+基地+农户”产业化格局。这些项目的实施明显改善了E村的外部关系，回族村民们借助生产牛肉质量好的口碑提升了自己与外村人交往的信心，E村村民们与外界交往互动的频率逐步增加，交流范围越来越广；村组内部各村民家庭之间互帮互助的情况增多，矛盾纠纷极少发生，新的关系模式在E村显现。 “社区再造是以社区的时空信息为基本考量，从根本上重新塑造社区形象，培植社区意识，改造社区组织流程，提高社区绩效，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的变革过程。”鄂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水利移民社区的再造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社区外部社会环境再造，即少数民族移民社区在安置地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尤其涉及民族关系与共同体意识，既包含移民社区与其他社区之间关系的和谐，又包含社区与当地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二是社区内部环境再造，即实现移民社区产业、服务、组织、治理等在安置地的发展，尤其涉及少数民族的特色经济和文化心理。搬迁时间及是否为少数民族对异地外迁安置移民的社会适应产生显著影响，而移民安置的目标不仅是要安身，更是要安心，不仅稳得住，更要能发展。D村安置时间较短，移植而来的原有社区结构正处在嵌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这种单向的嵌入决定了其社区再造的重点应是建设社区外部环境，协调移民村与其他村的关系，进一步提升社会关系的融入和接纳程度，从而实现移民的安身和稳定。而E村已经历较长的安置时间，其少数民族移民村的身份使其在发展中受到政府和社会资源的关注，品牌声誉得到确立，近年来的发展成绩使社区的外部环境得到明显优化，因而，其社区再造的重点应侧重于社区内部环境的建设，统筹各方资源，实现社区的进一步发展。 三、城市少数民族拆迁社区调查 鄂西北地区城市少数民族社区基本上都位于老城区的中心地带，社会关系稳定，互嵌程度较高，其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牛肉面餐饮和牛羊肉经营已经成为城市名片。但是，居民住宅多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建，制式为低矮平房，建筑布局混乱，电路老化外露，排水设施简陋，“马路市场”的交易模式使得污水杂物和垃圾不能较好处理，形成社区“脏乱差”的局面。随着鄂西北地区城市化的发展，拆迁改建成为解决社区发展问题的必要手段，“它借助各种技术和新型材料将原有的空间彻底摧毁，而后建构出新的空间”，这个过程直观表现为社区居民的“上楼”。案例5：F社区位于乙市中心，共有回族居民821人。2012年房屋拆迁征收工作启动，2014年全面开始施工建设，2019年启动还房工作。拆迁中，回汉居民对政策安排有着不同的理解。赛大爷说：“我家有一百多平方米，到时候按百分之十五算奖励面积，但是我家折算完了只能换一套多，还要借钱买不足的面积。我是老人啊，腰上又有病，想住一楼但是一直申请不到，非让我住六层，我非常不满意。至于说什么对回民的补偿，我们没有这么特殊，实际上没给回族一点特殊的。”胡大爷则认为：“我现在申请了廉租房，搬出去住的地方有点远，以后基本也不回来了。像他们没申请到廉租房、出去自己租房子，也没有补钱，这个补钱给少数民族，汉族没有。就算都有私人的房子，对待汉族和回族还是不一样的。拆迁有个过渡期，过渡期间反正汉族没有这个优待。” 对于所谓的“优待”和“照顾”，清真寺的教职人员和社区干部进行了明确的解释。答阿訇说：“拆迁中暂时迁出去的回民，每月都能来我这里领点钱，算是补贴串门、买菜买肉还有来清真寺礼拜、学习的路费。我们清真寺对政策很满意，也不要开发商什么补贴。”社区干部介绍道：“因为社区改造以后不可能就地宰杀，政府在郊区划地来给我们建屠宰场，由社区来管理，但屠宰场有点远，所以会申请补贴一点交通费。我们这块经营牛羊肉可以说是一个名牌，我们不会让食品文化丢失，会继续保留。拆了以后，减少了部分居民的收入，通过商量，临时搭建了两排房子，让他们在这经营牛肉面，我们肯定会照顾拆迁的本社区的居民。” 楼房式的建筑重构了社区的居住空间，商铺、屠宰场的建设重构了社区的经济空间，民族风格的定位重构了社区的文化空间。从这个角度上看，拆迁改造是对城市社区的“改善设计”，极大地提升了社区的基础设施水平，拓展了社区的公共交往空间，保障了社区的进一步发展。但同时，拆迁改造对社区进行了政策性、组织性和关系性的解构。在此情况下，民族身份就成为个体利益诉求的唯一依托，使已经长期“模糊”的民族身份差异又变得“清晰”起来，并成为社区重构和再造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要注重良性社会整合机制，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首先，以特色牛肉面餐饮和牛羊肉经营为基础，发挥多元文化的特色和优势，发展社区共有的饮食文化和旅游文化资源。其次，再造社区共有精神家园，帮助社区居民适应“楼上楼下”的邻里关系模式，积极培育新型社区共同体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