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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宏大理论”的论争 邓迪斯在“美国民俗学协会2004年年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民俗学》的演说。根据他的介绍，全球范围内的民俗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民俗学缺乏“宏大的理论”，他引述艾略特·奥瑞的话，强调民俗学的边缘性正是因为它没有理论与方法来指导它的观点。按照他的说法，作为一门令人尊敬的学科，民俗学如果不能够提出新的假说与理论的话，这个学科就要走向绝境了。而民俗学曾经有过一些理论与方法，但那都是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提出来的，既没有被超越，也没有得到补充。此外，非常有趣的是，民俗学当中的重要的宏大理论大部分是由“摇椅中的民俗学家”或者“图书馆民俗学家”提出来的。在邓迪斯看来，美国民俗学家对于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贡献微乎其微，他们使用的理论的与方法论的概念基本都来自欧洲，比如，法国民俗学家阿诺德·范·根纳普的“通过仪式”的概念，芬兰民俗学家卡尔·科隆的“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瑞典民俗学家卡尔·威尔海姆·翁·西多的“积极的传承人”与“原型”的概念，但是所有这些概念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造出来的。那么，“民俗学的新的假说与理论在哪里呢?” 也许有人会说，“女性主义理论”、“表演理论”、“口头程式理论”不都是美国民俗学家的创造吗?邓迪斯评论说：关于“口头程式理论”，约翰·弗里已经证明该理论源自欧洲，美国民俗学家只是这一理论的追随者而不是创始者。至于“女性主义理论”，它哪里有什么“理论”呢?妇女的声音与妇女在社会当中的作用被男性沙文主义与偏见所影响，这是事实，难道这也算得上是“理论”吗?“表演理论”又怎么样呢?没有哪个民俗学家否认民俗只有在被表演时才存在，也没有人否认民俗表演涉及表演者与听众，也没有人否认表演中的能力展示需要被记录与分析，那么，“表演理论”当中的“理论”在哪里呢?邓迪斯否认“女性主义理论”与“表演理论”是“宏大的理论”。 鲍曼显然被这样的评论激怒了。2008年，以李·哈李为代表的11名民俗学家对邓迪斯“宏大的理论”的观点发起了猛烈的还击，鲍曼与他的亲密的合作伙伴查尔斯·布瑞格斯也参与了这场论争。 鲍曼认为：“任何试图倡导或建构民俗学的‘宏大的理论’的努力都是误导，虽然宏大理论在现代社会思想的发展中具有突出的作用，在学科建构的政治经济当中具有修辞的适用性，而且在学术的某些领域是一种社会资本，但是，围绕这一号召宏大理论的修辞及知识的政治可能为许多荒谬的结果所影响。” 相对于这种“宏大的理论”，鲍曼提倡“本土语文学”(The Philology of the Vernacular)的流行理论。“本土语文学”是以“文本为中心的”，认为文本是文化的表征，因文化而可以理解；关注文本的形式、主题、实践、社会的及时代的传播，考察的是文本的连续性(传统)与文本的创造性(变异)之间的动态的紧张。鲍曼认为，“本土语文学”的理论继承了民俗学的学术传统，提供了新的理论增长点与出发点。他不无嘲讽性地说：“民俗学家古怪地哀叹或者夸夸其谈地演讲说这一种或者那一种是或者不是民俗学的方法，或者不符合宏大理论经典的个人版本，这些做法一点用处都没有。” 布瑞格斯则反思了民俗学家学科建构的实践及其在社会政治语境当中的可行性，认为在界定民俗学学科边界的问题上，邓迪斯是乃师理查德·道森的当然的继承人。邓迪斯本人虽然提倡“宏大的理论”，但他并没有提出自己的宏大理论来，而只是发展应用了普罗普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其原因在于“他(邓迪斯)骑错了理论之马”，因为精神分析学在雅克·拉康手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说明精神分析学本身是有潜力的。邓迪斯的问题在于他只是在民俗学边界划定的地方产生理论，只在边界内生产局部的知识。布瑞格斯认为，正是这种强烈的学科意识制约了邓迪斯的理论创新。 因此，布瑞格斯认为，世纪之交的民俗学需要采用跨学科的策略，模糊而非清晰地界定学科间的界线。民俗学需要新的理论，创造性地重新思考概念、实践、修辞、研究对象，想像它们如何为当代世界中发生的文化、资本、身体及劳务的深层转型所渗透。 结论 邓迪斯与鲍曼在上述三个方面的论争与他们各自的问题意识相关。20世纪70年代，威廉·巴斯科姆在评论当时民俗学前沿性发展时说：“我们需要知道，民俗学一开始有两个问题意识，它们既是过去的民俗学家探索的目标，又是将来民俗学家努力的方向。这两个问题是：一、为什么距离遥远的地方会发现相同的故事?二、如何解释神话与故事当中那些令人惊奇的事件?”邓迪斯作为巴斯科姆的同事，也把对民俗现象的多维性存在、连续性以及其中显然的非理性因素的意义的阐释作为民俗学研究的任务。 然而，以鲍曼为代表的民俗学家们提供的并非新的主题或者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的新答案，而是开启了提问的新思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在走马林诺夫斯基倡导的人类学研究之路，即把民俗作为表演来考察，在情境当中考察民俗，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特定叙事的社会背景的特殊性、观众的构成、个体叙述者的表演等等。正如巴斯科姆评价的那样：“这些论文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叙事民俗的理论，但是开拓了新的研究途径，提出了新的问题，他们也不是民俗学的最终前沿。” 邓迪斯与鲍曼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式差异很大，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忠实的追随者，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概念体系与研究方法，形成了目前国际民俗学界最具有竞争性的研究范式。中国民俗学的学生们需要有批判地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 （本文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