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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需要与政治需要 认定“五爵”是一套“容量化器名”，为什么采用这样的“称谓原理”呢？借用现代语词：一是为了“业务需要”，二是为了“政治需要”。 基于“业务需要”的命名策略：1.盛酒器名之容量化：缶、壶、瓦甒。《仪礼》所述三等盛酒器与《礼器》所述具有一致性：从容量说，五斗大的就称瓦甒，一石大的就称壶，更大的就称缶；从用法说，给君主用的就称瓦甒，给卿大夫用的就称壶，给士用的就称缶。2.依容物不同而定器名：壶与罍。为了便利，对盛了酒的容器就称“壶”，对盛了水的容器就称“罍”。3.因容酒状态而定器名：觞与觯。礼家以“爵”为饮酒器之通称，以“觞”为盛满酒的爵之通称，以“觯”为尚未斟酒的空爵之通称。4.觥：罚爵之“容量化”。礼学意义上的觥，特指典礼上罚酒的角爵。罚酒使用角状饮酒器，应系古俗；而礼家让觥的容量与“五爵”大小相接，反证了“五爵”系容量概念。觥与“五爵”的关系，便可以说成是“5+1”的关系。5.勺：酌酒器的“容量化”与爵名转移。勺是酌酒器，“勺一升”显然是为了配合饮酒器的“容量化”：为爵酌酒，一勺即成；为觯酌酒，三勺而就，余类推。若把勺及其容量也考虑在内，“五爵”体制又可以表示为“1+5+1”了，前一个“1”就是酌酒之勺。七器之容量井然有序。 历史早期的习惯，是从三足温酒器向饮酒器酌酒，商至周初用三足爵向觚或觯里酌酒。后来不温酒了，人们改用勺从酒壶中舀酒，再向饮酒器注酒。这样一来，“爵”这个昔日的温酒器名，可能被酌酒器勺沿用了。春秋出现了“五爵”组合，称“爵”的勺跟“五爵”搭配使用，其容量被确定为一升。由此，一升之饮酒器也名之为“爵”了。又因“五爵”都靠称“爵”的勺酌酒，于是“爵”进而又成了饮酒器之通称。从礼书中的饮酒称谓看，容量化的器名组合在春秋形成并通称为“爵”之后，勺或斗又不称“爵”了。相关的器名变化，就是从三足温酒器称爵，再到勺或斗等酌酒器称爵，再到一升之饮酒器称爵，再到诸饮酒器通称为爵。 再看“政治需要”，就是通过“以小为贵”的酒器设计，来维系尊卑贵贱。《礼记·礼器》“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祭祖礼上在向尸献酒时，应依一己身份之异而使用容量不同的饮酒器。其次，根据献酒对象的不同，换用不同容量的饮酒器。这样一来，用多大的饮酒器，有时候依一己身份而定，有时候依对方身份而定。最后，“五爵”还用于维系亲疏长幼，在祭祖之礼上，因亲疏长幼有异，所使用的饮酒器亦容量各异。 在典礼的不同环节，因不同参与者的身份，饮酒器随时换用、变动不居。“容量化器名”与尊卑贵贱、亲疏长幼秩序完美配合，展示出传统等级礼制的精致性，塑造了一套绝无仅有的“容量化”等级酒器制。 “凡诸觞皆形同”与战国宴乐图所见酒器 证明了爵、觚、觯、角、散（斝）有一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之别，还不足以证明它们形制无异。对此，传统礼学家却传述着一个古老说法——“凡诸觞皆形同”。如聂崇义旧《图》云：“凡诸觞皆形同，升数则异”。这不仅仅是宋人的认识，而是早有其说，源远流长。又如王黻亦云“昔之礼学者谓诸觞其形惟一”，“昔之礼学者”的提法，再次表明那个论点古已有之。再如章如愚也传述“旧《图》云”的观点。此后宋元明清，仍有若干学者传述着这个“旧《图》云”或“《礼图》云”。 说“凡诸觞皆形同”，对此传世文献与考古实物中的线索不足，而东周的宴乐图像可以提供帮助，利用宴乐图所见酒器检核礼书“五爵”势在必行。 “五爵”之中有角。除了一种类爵的三足温酒器称“角”之外，商周还存在着犀角或牛角形的酒器实物。战国宴乐图也显示，角状器确实是现实生活中的饮酒器，如六合程桥墓之铜残片刻纹中有角爵，山西省潞河战国墓铜匜纹饰上也有一个角爵。两者不但所用角爵酷似，而且两个人都是坐着饮酒的，坐姿雷同，也许是醉酒之后的坐饮罚酒景象。 在各种宴乐图中，饮酒器的形象高度一致，除了角形酒器外，基本就是那种筒形器了。王恩田态度谨慎，对宴乐图中的饮酒器，只称为“筒形器”而已。另一些学者把那些筒形饮酒器径称为“觯”。扬之水则把上述筒形饮酒器认定为觚。无论称筒形器、还是称觯、称觚，若不计偶或一见的角爵，学者们都默认了宴乐图所见只有一种酒器。这对“凡诸觞皆形同”之说，对“礼书五爵并非商周五器”之论，可称强证。画面中除了饮酒之爵之外，还能看到酌酒之勺及罚酒之角，这一情况，也跟本文所归纳的“1+5+1”的酒器组合相吻合。总体说来，各种宴乐图所见饮酒器，可以认定为同一器物，是所谓“凡诸觞皆形同”。 本文对“容量化器名”的讨论，其核心论点概述如下：1.因三足爵、角、斝皆是温酒器，而非饮酒器，所以商周“五器”不可能是礼书“五爵”。2.礼家称“五爵”容量分别是一、二、三、四、五升，而礼书中的“五爵”用法，确切证明了“以小为贵”的容量等差的存在。3.考古所见商周常用饮酒器觚、觯、杯、尊等，都是筒形。就“筒形”而言，礼家“凡诸觞皆形同”之说与之相符，可以成立。4.战国宴乐图所见筒形饮酒器，进一步证成了“凡诸觞皆形同”。据此，礼书“五爵”系“容量化器名”的判断，殆无疑义。既然“五爵”都是筒形饮酒器，那么征引礼书“五爵”以论商周“五器”或以商周“五器”释礼书“五爵”的各种既往做法，都属沙上建塔，不妨考虑放弃。进而对礼书所见盛酒器名，也有了反省的必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原题《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史学月刊》2019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