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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贫困文化论与民族文化多样性话语并置时代 随着全球很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现代化过程所产生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使得人们又重新回到传统文化中寻找后现代的反思价值。全球化导致现在很多方面容易趋同，当整个人类社会按照一个模式生存的时候，会给社会各种各样的资源造成短缺和枯竭，只有文化多样性才有人类的长治久安[22]。2001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宣言中表达了多民族文化是世界上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鼓励和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在中国国家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复杂话语表述中，与国家强调现代化和技术进步时将少数民族文化建构为贫困文化相并置的另一种话语是民族文化多样性话语。对于中国而言，民族文化多样性话语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时期就已经确立。这么说的原因在于，在中国的民族识别过程中，并没有照搬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定义，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民族的历史渊源、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生产方式、宗教信仰等文化层面来识别少数民族群体[23]。以文化的差异和不同作为区分和识别不同民族群体的主要标准，表明了中国官方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和重视。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民族文化多样性话语的存在是为了完成民族识别、促进多民族国家中的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这样的政治任务，那么当前民族文化多样性话语的存在则更多的是如何利用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实现民族经济发展。 每个历史时代的观念通常都与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相关，而这一观念也为所有其他人确立了基调[24]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国家发展主义无疑是一种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在国家发展主义影响之下，从最早到当前的西部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涉及的模式虽然差别很大，但政策实施的核心目标始终是如何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25]。不管国家政府采用怎样的扶贫开发方式，始终要与民族文化正面遭遇，政策制定者也必须对民族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做出判断。少数民族文化阻碍了经济发展，还是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抑或是少数民族的某些文化要素阻碍了经济发展，而某些文化要素又能促进经济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期，是在以工业化和技术现代化为核心理念的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扶贫开发，以多样性方式存在的民族文化阻碍了具有统一性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开发式扶贫模式扶贫成效的取得，因而民族传统文化被轻率地建构为与贫困有关的贫困文化。倘若这些地方的经济要得到发展，必须放弃传统思维方式，同时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引入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价值观念。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社会科学界对现代化过程的反思、批评和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模式变得更加的多样化，促进民族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方式不仅仅是在民族地区建立工业产业，将少数民族群体整合进入国家乃至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之中成为合格的劳动力，还可以依靠民族文化的资本化建立文化产业来实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26]14，或者是依靠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展演推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27]。 因此，在当前时代我们看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复杂表述：一方面在涉及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和将少数民族群体整合进入市场经济体系时，国家仍然没有放弃将民族传统文化建构为贫困文化的做法，只不过是变成了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文化要素而不是整个民族传统文化在阻碍着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市场经济体系发挥作用[28]。另一方面，国家也在大力依靠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展演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提升扶贫绩效。民族文化多样性得到国家的重视，并催生了由国家所主导的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运动。于是，当前国家在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的表述时，并没有简单地将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表述为消极还是积极，对于那些阻碍民族经济发展的民族文化要素要加以改造和摒弃，而对于那些能够促进和实现民族经济发展的民族文化要素又要加以利用和传承。 正如小约翰对美国文化状况做出的评价：“由于生态运动和女权主义，由于我们和东南亚及东亚各种宗教与哲学的冲突，我们正逐渐地动摇了这样一种信念。我们终于开始意识到晚近现代主义的不一致性。结果，在我们现今的文化中，一方面是虚无主义、技术统治和‘新时代’的精神性的混合物；另一方面则是对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之保守的重新肯定。我们需要一种建设性的选择，但我们又充满了现代主义的情感和习惯，以至并不清楚我们能够基于任何其他基础而共同行动”[29]1-2。从中国社会的情况来看，这种文化上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态度也有所体现，在涉及具体的某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时，国家既经常根据情况和场合的不同单独使用贫困文化论和民族文化多样性两者中的其中一种话语，也常常将两种话语并置在一起评价某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 例如，笔者2013-2015年在云南昭通与贵州威宁交界地区的宁边村大花苗村寨的田野调查中就遭遇了这种情况。宁边村的大花苗村民抱怨地方政府在扶贫过程中将他们族群文化中的喜爱喝酒、不善于市场交易和不愿意种植经济作物等文化要素看成是造成他们长期处于贫困的根本原因，但他们最终也承认了要想脱贫致富只能放弃这些传统的民族文化要素。另一方面，宁边村的大花苗村民又对地方政府试图将他们的族群传统文化节日“花山节”打造为一个吸引游客的旅游项目而感到自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多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实践已经导致人们的身份认同融合了草根社区的自主发展愿望和国家发展主义话语的相互交错[30]。 当前国家发展主义话语将民族传统文化建构为贫困文化和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赞美、传承保护运动导致了一种矛盾和冲突现象的产生。如王明珂先生指出的，近代以来出现了一种彼此矛盾的边疆话语：一为美好自然环境、独特民族传统、多元文化、原生态生活、绿色食品、朴实民风；一为教育、开发、团结、维稳与现代化[31]。这些对“边疆”的观看与描述，以及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距与矛盾，呈现的是人们对于“边疆”不足、错误且有偏见的理解。人类学家怀特也把意识形态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深层影响精辟地归纳为两种话语的交织作用，一种是强调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的“民族等级话语”，在该话语中少数民族居于劣势地位，另一种是“文化真实性话语”，少数民族在其中却被赋予传统价值和“族性”维护者的重要地位，这两种话语的错位造成少数民族认同和日常生活中的张力和冲突[32]9-27。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矛盾看法引发了少数民族群体认知上的混乱，少数民族群体不知道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国家看来到底是落后无用的还是先进有用的，或者民族文化中的哪部分是好的，哪部分又是不好的，民族文化的整体性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30]而存在的国家发展主义所割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