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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文化观看两种话语的并置 “文化”一词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实际上，同样的文化属性，在不同的社会中，甚至是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中，对于经济进步而言，可能具有很不相同的意义。以节俭这样一个文化属性为例来看，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可能对于财富积累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国家遭遇经济衰退，政府试图通过扩大内需复苏经济时期却对经济发展起了一种阻碍作用。在经济学家所列举的诸多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属性来看，没有哪一项是明确无误地与经济繁荣相关，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错综而微妙，两者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33]45。同样，贫困可能会与穷人的某些价值观念有关，但无论如何文化是不会导致贫困产生的，即使在现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一些民族仍然会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找到自己发展的起点[34]。 一般而言，以研究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家对文化的看法较少像经济学家一样基于功利主义判断，而是坚持从一种整体主义的文化观来看待和理解文化。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整体主义文化观坚持认为：对社会文化现象的阐释和说明，它们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意义、来自哪里、会导致哪些推论，都只能将它们放入背景的、抽象的、整体的过程中获得[35]21-26。这种文化观的优点是，人类学家能够期望同时探寻文化的复杂性，并使其秩序化。众所周知，社会文化现象“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个体的行动者和行动、个体的生活会导致社会文化的整体现象。要解释个体的某种社会行动，就要将他们放到一般的、集体的和非个人的背景中去。事实上，在人类学中有一个古老的传统，不仅将“方法论的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当作社会科学分析的优点，而且当作达致真理的必要条件[36]215。涂尔干以社会事实的整体性、普遍性和独立于个人性确立了整体主义方法论传统，受到涂尔干很大影响的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更为细致和直白地论述了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文化观： 我曾说过，任何文化元素的意义都是通过发现它与其他元素及整个文化的关系而得到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即田野工作者一般说来都必须或任何时候都能从事对整个文化的全面研究。例如，不参考神话和宗教系统之类的事物，就不可能认识土著居民的经济生活，当然，逆命题亦成立。……这里要注意的是，文化整体性的观点是新人类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也是明显不同于以前和现在的一些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一个方面。某些文化论的作者采用的是那种也许可以称之为文化原子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文化都是由若干相互孤立的元素或特点组成的，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功能关系，仅仅是作为一系列历史偶发事件的堆集而汇合到一起的。一个新文化元素总是起源于某个地方，然后通过“传播”过程而扩散开，这种观点常常是用一种几乎是机械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它主要产生于博物馆式的文化研究。[37]66-67 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文化观强调从社会整体看待事物，不仅要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还要看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许多小规模的社会里，政治、经济、亲属制度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是密切相互联系的。然而，即使是身处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时代，一些研究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在理解和对待少数民族文化时，并没有坚持从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文化观出发，而是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看成是由“一些分散的文化特质及其机械组合”而成的“文化混杂体”[38]48，这种文化观类似于人类学早期德奥传播论学派对文化的理解。因此，在国家发展主义的视野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可以任意拆装的“文化散件”，那些阻碍国家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民族文化特质被认为是需要改造和抛弃的，而那些能够促进国家现代经济发展的民族文化特质又是需要保护和传承的。这种来自国家层面的功利主义文化观恰好是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严厉批评过的文化观。 在中国国家发展和少数民族发展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和政策的制定者不管是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等同于贫困文化，还是将少数民族扶贫发展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利用联系起来，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中都是将少数民族文化客体化，抽离了文化持有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意义来谈论民族文化。马歇尔·萨林斯指出，任何民族都具有“文化自觉”的能力，要求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得到自己的空间，国家发展主义下的功利主义文化观只不过是“以熟悉的逻辑把外国的东西包容进来，使其发生同化，这使外来的形式或力量发生背景性的变迁，从而改变了它们的价值——文化之间关系的本质决定了文化颠覆的本质”[39]133。对于生活在民族文化中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其实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他们的生活价值与意义之源泉，不应该随意当作促进或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工具来使用或摒弃[40]。 五、结论 本文从发生学角度探讨了贫困文化论在西方国家的产生背景，这个概念传入中国的原因、历程，以及这个概念被一些中国学者、政策制定者误用与滥用的情况。相对于讨论怎样理解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的“原初丰裕”等问题，当前更有价值的问题应当是理顺国家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国家发展主义将少数民族文化“原子化”，可以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随意改造、任意拆装。在这种国家发展主义下，贫困文化论和民族文化多样性话语的当代并置，造成了少数民族群体在对本民族的文化认知上存在混乱。只有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改变原来的认识论，尊重少数民族作为文化持有者的主体性的地位，才能理顺国家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才有助于少数民族群体形成内生发展能力，实现民族与国家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