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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清“民族主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后现代的视角 如上所论，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受到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的形成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演变过程观点的强烈影响，一些史家不仅关注“中华民族”的起源及其流变，而且也开始注意其在晚清以来如何形成一种自觉的意识并使之付诸行动。但大多数人仍坚持这种“自觉”意识是建立在长期“自在”的历史延续性基础之上的。近些年后现代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史界，后现代理论比较极端的看法是完全不承认“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延续的历史过程，所谓“民族”不过是近现代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根本不存在自古即有的历史起源和演变路径。这方面的言论以沈松侨的观点最具典型意义。他基本认同西方学界对国族（ｎａｔｉｏｎ）与国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研究，声称他们大抵都扬弃了纯粹“根基论”（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ｓｍ）的立场，改而采取偏向“建构论”（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或“工具论”（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的观点。“国族”不再被视作由血统、语言、文化等根基性纽带（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ｔｉｅｓ）自然衍生的“既定资源”（ｇｉｖｅｎ）；反之，“国族”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发明”被“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ｉｍａｇｉｎ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是国族主义意识形态催生了国族，而不是国族激发了国族主义情怀。 沈松侨据此追问，对于“民族”而言，是谁在对它进行想象？是通过怎样的文化、符号过程来进行想象？这样的想象又造成怎样的结果与影响？循此追问即可发现，国族建构与“文化表述”（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有关，具体说就是与“历史叙事”的方式有关。“国族”乃是通过历史叙事的表述被呈现出来的，其中包括起源的故事、建国先祖的神话以及英雄系谱，同时也伴随着对历史的故意遗忘扭曲和有意选择。晚清最后十年大量涌现出的“民族英雄”历史书写，即与这种“神话历史”或“历史意识形态”的运作有关。 晚清知识分子在国族主义的风潮鼓荡下，开始着手编造中国“民族英雄”的光荣系谱。为了唤起国魂和民族感情，他们透过一套由特定的框架、声音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将上起秦汉、下迄明清等生活在漫长历史时期的人物剥离出其原有的历史脉络重加评判，编次甲乙，为国族认同修建起了一座民族英雄万神殿。现代“想象的社群”正是由这些“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与表述编造出来的。但是在倡导“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梁启超等人却陷入了近代非西方国家屡见不鲜的困境。他们为了应付生存竞争的挑战，不能不接受国族主义及其所夹带的“现代性”价值，并据此否定中国的过去，可是作为一个“国族主义”者，他们又不能不肯定中国历史传统自有其独特价值，不能须臾背离。 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标榜以“进化史观”为导向，中国国族透过一套由新的语汇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被建构为一种具有根基性、本质性的统一而连续的集体偶像，并进而取得中国历史主体的特权（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ｄ）地位。与此相应，中国的“过去”又反过来在这套“国族叙事”的霸权支配下，被转化成“国族”起源、发展的历程。梁启超受伯伦知理的影响，认识到“国民”与“民族”的区别之所在。“民族”是文化、历史与社会之代名词，其赖以生存者，在于血统、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根基性联结纽带，而“国民”则是一个政治概念，乃是构成一个国家的实体与主体，其形成依赖有意识的政治作为与一套明确的法制结构，使人人得以参与其间，共建一国。在这一新体认之下，梁启超的“民族主义”逐渐转化成为以“中国”这个政治单位为核心的“政治性国族主义”（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几乎在同一时期，与沈松侨彼此呼应的一些观点也不时出现，如孙隆基借助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ＥｒｉｃＨｏｂｓｂａｗｍ）的“传统的发明”理论，强调“传统”乃是指在某一历史场合为其自身需要而对过去的挑选与重新叙述。在“民族国家”未形成之前，甚至连所谓的共同记忆都不曾存在，而透过选择与剔除过程塑造的“共同过去”，正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混凝土式文化结构。历史是一个共同回忆，其组成有一个系谱学之线索可寻。有关现代国家起源的民族史系谱，往往属于近代的发明。中国人好称“黄帝子孙”，此种概念在中国的大一统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倡严夷夏之防，曾奉黄帝为华夏畛域之奠立者，清季的汉民族主义分子遂将黄帝转化为民族始祖。黄帝崇拜的叙事，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表面上首尾一贯，其实是一个混合语，而且一头一尾都是舶来品。在中华文明被纳入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之前，根本不会有“民族肇始者”的构想，作为孔教文明，它的中心人物只可能是孔子，而不可能是什么黄帝，这是毋庸争辩的事实。 黄帝的地位被拔高凸显出来，与拉库伯里学说之传入日本有关。这位法国学者是泛巴比伦说的提倡者，认为黄帝是两河流域的君主尼科黄特（Ｎａｋｈｕｎｔｅ），他率领巴克（Ｂａｋ）民族东徙，途经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巴克”亦即“百姓”，乃是汉民族之前身。“中国民族西来说”可以补偿中国思想界在面对西方时流露出的自卑心理，也有助于验证黄白二色人种共同主宰世界这样一套奇妙构想。为了迎合当时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的原理，中国民族主义必须是外来征服者而不是原住民，有如入主印度的雅里安人、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建立美国的英裔，以及来自东北亚的大和民族。 持“民族主义”建构说的学者大多受到萨义德后殖民理论的影响，均把“民族主义”视为近代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竞争的产物。如杜赞奇就主张民族观的多样性以及政治认同的变动不居使我们最好把民族主义看作具有相对性的话语建构。换言之，一个民族即使它确实不是新近才创造的，也很难说是一种原初本质的体现。相反，它是一个旨在容纳某些群体并常常以暴力的形式排斥其他群体或将其他群体边缘化的历史建构。杜赞奇强调应该用复线的历史及交易的眼光去观察民族主义的变迁，而不应采取单纯的线性史观的研究方法，因为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形式与内容是世代相传的有关群体的历史叙述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制度性话语之间妥协的产物。 奠基于后殖民理论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建构说”，也导致了一些商榷和批评。如针对沈松侨刻意强调民族主义完全出自近代人的穿凿、附会与想象，故而与历史的连续书写产生断裂，近代国族主义不但构造了一套“英雄谱系”，而且以“黄帝”为中心建构了中国人的共同祖先这套“近代建构论”说辞，王明珂提出了质疑。他称持此论者认为在近代国族主义与相关学科知识如民族学、语言学、体质学等引领下，世界各地都曾发生一个“国族化”及连带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当代的国族认同、国族下的民族区分，以及相关的语言、体质、民族与历史知识，都在此过程中被建构起来。重溯此建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后现代”（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觉醒与认知下对“近现代”（ｍｏｄｅｒｎ）国族与相关知识的建构。然而，“近代建构论”者只是解构近代以来被建构的“历史”与“国族”，却完全对“古代史实”毫无兴趣，或将“近代以前的历史”简化为一个同质的、停滞的状态，如此一个同质的“古代”凸显了近代的变迁，也因此在许多学者眼中“中国国族”在近代以前根本就不存在。 王明珂同意近代的确存在着一个国族与相关文化被建构的过程，清末知识群体也的确受西方国族主义影响，重新集体回忆黄帝并赋予新的意义，以创建中华民族，然而如果不以“近代”的尺度割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族群想象”可以经历两千年而形成当代的“炎黄子孙”。所谓“近代建构”只是长远历史建构与想象的一部分，而近代“中华民族”之形成，也基于一个长远的“族群形成过程”（ｅｔｈｎ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所以相对于后现代主义学者聚焦的历史断裂现象，王明珂更强调一种历史的延续性。 王明珂的看法其实暗合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具有“自在”和“自觉”两个面向的理论。只不过“自在”的视角瞩目的是其延续性之一面，而“自觉”的观察则留意于中国民族思想在西方势力冲击下被“建构”和“唤醒”之一面，这样可以谨防生硬地趋于两个极端而失去对历史走势的均衡把握。 还有一种观点与王明珂强调历史有可能是一种长时段的“建构”的看法有些相似，他们发现，所谓“建构说”并非产生于受西方人支配的近代时期，在清朝初年就已出现清帝主动对自己族类身份进行“建构”的现象。而“满洲”演变为“民族”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天聪九年（１６３５），皇太极下诏以“满洲”来称呼“诸申”部众。从此，这个原先由金元女真边缘人群后裔的部落集合蜕变而来的共同体，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直到乾隆时期，通过将满洲人的集体记忆“世谱化”和重新勘定“满洲源流”等大规模的文化动员，满洲人的集体身份意识，方才成功地转型为以“共同血统”观念为中心的前现代民族认同。这说明民族认同意识并不完全是“民族”作为一种“已然的客观存在”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它实际上是民族“构建”的积极参与者。这种对前近代民族“建构论”方法的叙述同样大量引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民族理论，去破除所谓民族史研究中的“原基论”（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ｓｍ）倾向。“原基论”主张民族是基于语言、宗教、人种、亲缘性、习俗、生活地域等“原基”联系而形成的自然单元和人类经验的整合要素。因此，现代称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实体及其意识观念反映，在现代之前早就以一种自然状态始终存在着，尽管当时人们不这样指称它们，也尽管与其历史前身相比，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规模与有效性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对民族主义研究产生的影响不仅扭转了把“民族”看作一种理所当然地自然形成之历史延续体的观点，而且完全把“民族”的生成视为一种近代的人为构造物，这个观点对持传统民族观的人而言可谓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但后现代理论支配下的民族观基本无视前现代历史中“民族”构成的要素即已存在这个历史事实，把“民族”观念的历史传承与近代“国族”的构造进程完全对立起来，看作两不相干的东西，如此决绝的极端态度因缺乏历史资料的验证而最终难以服人。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恐怕是需要兼顾和打通前现代“族类”意识与近现代“民族”观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放在具体历史语境之下进行细致的梳理和考察，才能洞悉不同历史阶段“民族观”构成的复杂性及其意义。 注释请参考原文，文章来源于《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