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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县石窟位于河南巩义大力山下,始建于北魏年间,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营建石窟寺不见于史书,巩县石窟曾长时间“养在深闺”,直到经历近代的“再发现”,才逐步进入到现代知识界和广大民众视野之中。 巩县石窟摩崖大佛 溯源:历史上的声名 巩县石窟自宣武帝后,又经北齐、北周、唐、宋、金等朝相继增凿,历400余年不衰。据张瑞峰《巩县石窟》载,现存主要洞窟5个,千佛龛1个,摩崖造像3尊,造像总数近8000尊。造像题记及其他铭刻180余则,包括北魏3则,东西魏10则,北齐29则,北周2则,唐代85 则,宋代2则,以及时代不详者30则。 现存龛像、题记的时代信息表明,自开凿年代至宋朝,石窟代有声名,且以唐代较盛。清乾隆十年本《巩县志》“寺观志”载,“后魏景明间建,凿石为佛,佛与窟连,相貌巍然,今为石窟寺,唐宋题咏甚多”。民间题咏而外,石窟在朝廷与地方官署亦有声名。唐朝仪凤年间,巩县令许思言等人在石窟寺外壁作造像龛。贞元年间,巩县尉杨叶撰《唐大德演公塔铭并序》。北宋熙宁六年,光献皇后赐石窟寺铜钟两颗。各时代造像与题记多寡,和各朝宗教政策与佛教发展程度有关。清雍正《重修石窟寺碑记》载,“(佛)化奸毒为善良,转阴霾为云日,往往政令所不及觉者,莫不摄受于我佛慈悲”。 至迟在明孝宗时,巩县石窟已成为巩义八景。明弘治七年《重修大力山石窟十方净土禅寺记》载:“兹寺乃巩之名胜地,八景之优萃,古之巨刹,道场中之雄徽者。”明嘉靖三十四年本《巩县志》以“石窟晚钟”之名将巩县石窟纳入。此后各版《巩县志》均沿此例。 到清早期,石窟寺已破败不堪。雍正十三年《重修石窟寺碑记》载:“历年既久,宝树凋残,僧伽星散,钵池经阁皆蒿莱荆棘也,鼓院钟楼皆瓦砾榛芜也”。因而重修大殿、钟鼓楼、配殿、山门等。后兴衰由时,多有颓毁重建,现在窟前大殿、东西禅堂、山门为清同治年间修建。 巩县石窟雕刻石塔 大名:近代的“再发现” 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沙畹首先到达巩县石窟,在其《北中国考古图录》中发表了最初的资料。20年代,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关野贞,瑞典学者喜龙仁等先后到巩,在《中国佛教史迹》第二集、《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等专著发表了各自看法。巩县石窟进入到国际汉学界视野。 1926年2月,吴曼公在《社会日报》发表《纪石窟寺发见造刍事》,内称石窟寺“为六朝名刹,有小伊阙之目……寺址荒落……依山所凿佛像摧剥不堪,石洞惟两处可入……其余均陷土中不可见”。吴曼公曾任巩县兵工厂筹办处秘书,与巩县知事毛龙章相熟,其所述可信度颇高。1930年左右,陈之佛《中国佛教艺术与印度艺术之关系》、贺昌群《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等专业论文相继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均提及巩县石窟,表明它已成为民国知识界探讨中国佛教发展史的重要参照。 数年后,巩义当地人有感于欧美游客“往往墨拓镜摄”,“有愿出重金以购石片者”的情况,由原刘茂恩部参议、时任巩县县长的王国璋“拨洋千元”,在白景亮、王彦卿、贺维熙、苏广汉、刘文选等人赞助下,由巩义神堤望族、刘茂恩堂兄弟刘茂灿督工,“环寺缭以高垣,杜绝外人出入”。但石窟高墙不久后为洛水冲毁,刘茂灿遂赴开封联络政学两界要人,联络巩籍要人张仲鲁、文博名人关百益、巩县县长梁承祺等人组成保存石窟寺古迹委员会,设有常务委员、委员长、秘书等职,旨在议定保存方案,募集建设资金,以图长久保护。 大约与此同时,以田野考察结合文献考证之法重新认识中国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派遣专业人士到巩义进行实地考察。1935年4月《大公报》载,“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学系为研究国内建筑起见,特利用春假余暇,组织中国建筑考察团”,由工程学系教授、中国营造学社社员鲍鼎带领,考察了龙门石窟、洛阳白马寺、巩县石窟及开封的宋代建筑。1936年6月23日,中国营造学社社员刘敦桢带领陈明达等人从偃师到巩义,他们于25日上午实地调查了巩县石窟,并在刘著《河南古建筑调查笔记》留下记录。此时尚属学生辈的陈明达日后成长为建筑史大家,其先后发表的《巩县石窟寺的雕凿年代及特点》《巩县石窟寺雕刻的风格及技巧》《北魏晚期的重要石窟艺术》等石窟专论都涉及巩县石窟,写作跨度近30年。 巩义本地人士与中国营造学社的保护、调查工作后因抗战影响而停顿,但经历近代“再发现”后的巩县石窟已进入到民国知识界和汉学界的视野之中,甚至引发国家层面的关注。1937年《西北文化日报》刊文指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为谋巩县石窟的根本保护,已派员前往调查,准备修葺。国难之际,文物“复兴中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作用更加明显。1937年孟秋,驻扎在巩县寺湾的陆军第166师少校营长叶金饶参观石窟寺有感,挥笔写下“石窟二千年,精巧夺天然。满座半残废,神话犹相传。彼姝殊自乐,裸舞何蹁跹。万载邙山下,过客辄流连。东望多感慨,国难重仔肩。边城烽火急,壮士应催鞭”的诗句。千年石窟彰显悠久历史,精巧石刻表明文化灿烂,激发出国人抵御外辱、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 传统时代,巩县石窟的声名表现在石窟续凿、题记增多、寺庙重修增修,以及曾仕巩义或途径巩义者留下的诗词、游记方面。但由于传播方式单一、表现方法单调等原因,石窟之名难以远扬。近代以来,随着新式交通、传播媒介、学科研究方法的成熟,石窟得以逐渐进入主流学术界和广大民众视野之中,实现了认识层面上的“再发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