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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定钱漕征价之前，苏属清厘了各项陋规，以减轻州县负担。其中最主要的，是裁革海运津贴。如前所述，漕粮河运时代，旗丁帮费成为州县漕务最沉重的负担，亦为浮收之源。道咸之际，江苏漕粮改行海运后，旗丁不再参与挽运，帮费却基本保留，由省一级按原有额数向各州县摊派，改充海运运费、耗米之需，易名海运津贴。这意味着，改行海运后，州县的支出结构未有大的变化，江苏地方官仍以海运津贴为借口，持续浮收勒折。(20)且在同治四年之前，裁革海运津贴从未出现在江苏官员的相关议论中。 同治四年五月初二日，籍隶吴江的侍郎殷兆镛奏请裁革江苏海运津贴，裁撤该省厘捐，矛头直指李鸿章。殷兆镛奏称，他于福建试差途中经过浙江，访知该省厘剔漕弊，“既除大小户名目，又复裁革津贴，实为浮收一途拔本塞源之善政”。此前一年，浙江奏准裁革海运津贴，相关经费改由漕截、行月及屯租各正项内动支，定为每石8钱。(21)殷氏认为，江苏之漕弊甚于浙江，亟应查照浙省章程，“裁去海运津贴，不使州县有所藉口，以清浮收之源”。(22)这一事件造成江苏官绅之间的紧张，使得江苏督抚颇为被动，直接推动了海运津贴的裁革。 是年筹议之时，刘郇膏原拟将海运津贴纳入漕粮征价，每石随征1000文，即仍由民间负担。(23)但李鸿章等最终决定在正项内筹措经费，取消海运津贴。同治四年九月初九日，李鸿章、刘郇膏复奏裁革津贴一事。据称，苏省漕项额数远不及浙江，但距沪较近，海运经费定以每石7钱，勉强敷用。按苏省交仓漕粮100万石计算，共需经费74.8万两。这意味着，约有74.8万两的海运津贴不再浮征于民，转于随漕正项内动支。这些款项包括：(1)节省河运给丁耗米、漕赠米、行月粮减剩，共可粜变得银336700两；(2)苏松、江安粮道节省之六分漕项银(即漕项银内留省支用部分)，分别为281800余两、41800余两；(3)苏、太等卫屯折漕项银19100余两，月粮米折银10400余两；(4)金山帮屯田津贴8830两。以上四款共可得银698630余两，不敷银49300余两，于江苏各卫帮津租内酌提济用。再有不足，即于苏松粮道之四分漕项银(即漕项银内报部候拨部分)内随时凑拨。(24) 从账面上看，以上各款确实取代了海运津贴。然据当日经费动拨之常态，如此众多的款项极难按时、足额到位，而漕粮必须限时起运，运费不可稍有或缺。曾任江苏布政使的吴煦便认为，漕项银征解、奏销较缓，历年赋额“必两年后始能解清”，以此“缓款”抵海运之“急用”，“临时必致有米无银”，有误起运。(25)后来的情况果然证实了吴煦的担忧，同治末年，各属漕项“积惯拖欠，任催不解”，江苏只得“于道库移挪筹垫，遂致库款支绌”。(26)光绪五年(1879)，两江总督沈葆桢奏称，江苏海运运费“递年不敷甚巨，全赖藩库挪款垫用”。(27)可见，同治四年的海运经费筹措案未见实效，相关各款难以到位，仍赖藩、道库之挪移。因此，裁革海运津贴在节流方面的效果，似不应做太高估计。(28) 除海运津贴外，州县另有各级陋规之负担。同治二年三月，郭嵩焘详称：“至于改定漕章，尤在先除陋规。”州县之漕粮盈余，分润者众多，上则有道府等衙门、同城文武漕规，及其所荐幕友、经纪脩金，下则有索规绅衿需要打点。(29)郭氏指出，其所在粮道衙门旧规，“如临仓、领斛各款，名目繁多，皆取给于漕粮”。他建议由粮道衙门先行禁绝，仿照此前湖北、江西旧案，将陋规“列款裁禁，以垂永久”。(30) 但郭嵩焘不久即离任，其意见未被采纳。曾国藩的态度，则直接影响了此事之操作。同治四年初，常州府知府高悌禀请革除知府陋规。曾国藩批复：革除陋规，另筹公费，自为善策，但难以推广各属，因经常之费不易筹措。他特别强调，不必将裁革陋规奏立定章。盖一旦如此办理，人皆视为分内固有之款，不肖者势必别求需索。此外，各属通行的章程效果未必理想，不若因地制宜，灵活办理，“酌立暂章”。(31)曾氏认为，以明定章程的方式裁减陋规，并不能真正限制陋规。且一旦奏定通省一律之章程，也会对实际操作形成束缚。这来自于他对江西钱漕改章的反思。 同治四年五月，李鸿章奏明江苏裁减钱漕浮收实数，称向来州县地丁银解司之倾熔、火工等规费一律减半饬提，漕粮陋规亦大加删减，以羡余所入“勉敷办公”为准。(32)是年九月议裁革海运津贴，李鸿章又称：“州县向来征漕一切陋规名目极为繁琐”，经“各属核实裁减，只期勉敷办公之用”，裁减之数与海运津贴相埒，计银70余万两。(33)但该折并未开列陋规之款目，额数也表述得颇为含糊。这与此前湖北、江西之明定章程、详列款额，形成鲜明对照。当年十二月，赵烈文在友人处见《新漕删减浮费章程》一本，内载江苏州县酌留每岁办漕经费、日用、捐摊等必不可少之项，约银3.5万两，此外则作为浮费裁革。赵氏感慨：“已删减者如是，未删减者可知；可形诸笔墨者如是，不可形诸笔墨者可知，牵中如是，费多者可知。”(34)身为曾国藩重要幕僚的赵烈文，也只能从友人处一窥章程，估算浮费之规模，可见裁革陋规之细节确未形诸公牍，仅有“勉敷办公”这一大致标准。 至同治四年冬，海运津贴与钱漕陋规既革，浮收之源已除。同时，江苏减赋业已定案，苏州、常州等府也于是冬恢复漕粮征解。十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奏明是年江苏漕粮、地丁征收情形，大体确立了钱漕新章。(35)其奏称： 国家维正之供，例有定额。虽浮勒必应严禁，而例所不赅、事所必需之款，仍不能不酌留有余，以资办公。 钱漕正项虽有定额，严禁浮勒，然衡诸当时实情与向来惯例，办公必需之款亦需酌留。所谓“例所不劾、事所必需之款”，大致有四类： (1)漕粮以本色起解，质量有严格要求，然征自民间之米“断难一律干洁”，必须适当挑拣。且漕粮“自开仓以至兑运，既需时日，即有折耗”，此外尚有“仓廒铺垫、船只剥运之费”。 (2)当日各属仓廒未经修复者尚多，漕粮不得不兼征折色。且战前苏漕“向办折价”，因“零星小户及离城鸾远之区，不能如期赴仓交米，是以变通折收，必须分派书差，随带册串，赴乡催缴”。如此办理，书差下乡之辛饭、盘费、油烛、纸张之需较多。且折价收齐之后，“时已交春，米价增昂”，采买米石有额外之赔垫。 (3)地丁、漕项钱粮，向有解省运费、倾熔、火工，以及印造两忙册籍、串票之费。 (4)摊捐之款(即来自各上级衙门的公务摊派)，其他州县办公必不可缺之需。 概而言之，即为本色、折色漕粮及地丁钱粮的征收用款，及州县的行政经费。由于当日财政结构的缺陷，上述必要之费既无法于正项内开支，州县官之养廉银、俸银更是远不敷用。因此，地方官取诸钱漕盈余，“以公济公”，成为官民认可之惯例。因此而产生的额外加征，通常不被简单地视作浮收。 同治四年苏属议定的钱漕征价，已包含以上费用。此外，李鸿章还参酌已经奏准的浙江、江西及安徽章程，议定征价如下：漕粮本色每石酌加余耗3斗，折色每石年内收钱4500文，迟至年外完纳，每石加至5000文；地丁钱粮每两折钱2000文。尽管李鸿章并未解释以上数目的由来，然据时人描述，该征价系依据糙米、银钱市价算得。漕粮本色征价参酌浙江(每石加征2斗5升)，定为每石加征余耗3斗。折色征价亦据此计算，开征时糙米市价约3500文/石，漕价加征30%，定为4500文/石。(36)地丁征价则在1400文/两的银价基础上加征公费600文，定为2000文/两。(37)据李鸿章奏称，以上征价较江西、安徽、浙江三省章程“有绌无赢”，“较从前小户完数，所减几及一倍”。(38)但他特别注明：当年“米价较贵，银价较贱”，该征价“不能遽为成例，应俟均平之时，酌中定值，勒石永遵”。(39) 重定钱漕征价的意义不仅在于减价，更在于均赋。征价既定，“绅民一律遵完，不准再有大户名目”。关于新章推行，江苏督抚最担心的是，如“大户仍前包抗短欠”，则州县漕务必需之费无从取资，非挪移正帑，即浮勒小户，这正是嘉道以来之积习。自同治二年初议减浮，苏属官员便将大小户问题视作漕务积弊之最甚者。在他们的表述中，漕粮改行海运后，旗丁需索之弊已除，大户之包揽短欠便成为浮收之源。此次重定征价，大户负担有相应的提升，此前享有的短价、注荒等特殊利益势必受损。因此，绅衿的阻扰谤毁将是最大的阻力。 故同治四年十二月请定新章时，李鸿章也奏请“明降谕旨，永禁大小户名目，其包漕索规诸弊，一律从严禁革”，“如有大户仍前抗欠以及任意短交，无论京外职官、举贡生监，即当据实分别奏咨褫革勒追”。(40)同日，李鸿章另片奏称，是年钱漕开征后，长洲县大户、前署浙江孝丰知县赵廷彩经再四催追，漕粮颗粒无完，地漕银仅缴1/10，请先行革职，提案追究。(41)如此办理，实因苏属大户巨室众多，“其力足以陵压州县，州县不敢较也”，甚至督抚亦不无忌惮，故需明降谕旨，以作护符。(42) 十二月十六日，同治帝有旨，嗣后江苏开征漕米、漕折，其大小户名目、包漕索规诸弊永远禁革。“如有京外职官、举贡生监仍藉大户为名，与各州县为难，营私抗玩，即著该省督抚奏请褫革，从严惩办”。各州县务当“秉公征收，亦不准于例定折价之外，稍有浮冒”，如“抑勒违则，从严参办”。(43)中枢的关注点在于永禁大小户名目，而是年“例定折价”已成为新的征收标准，钱漕新章就此议准。 然至同治四年末，钱漕新章仍只是暂章，新的征价制度尚在形成之中。其中的关键问题是钱漕征价(尤其是漕价)的调节。由于同治四年末的奏折未对新章中的加征部分做出解释，时人不乏批评之声。同治五年(1866)，镇洋绅士叶裕仁致书江苏布政使王大经称，是年漕价每石4500文，“以今米价计，几倍收矣”。州县因仓廒未建，“固已受改折之利，不复被以勒折之名，而公议浮收，尤属坦然无忌”。他认为，以4500文之价计之，州县于正供、津贴之外，“所需一岁支销，疑不须如此赢余”。(44)叶氏敏锐地捕捉到新章的冲击：漕粮折征的合理化与法定征价的提高，也注意到州县盈余之丰沛。冯桂芬也批评道，苏省督抚州县“可以仓廒未建为辞，一概勒折”，折价远高于当日米价。他认为，理想的漕价方案是：漕粮以本色征收，若征折色，“则交本年时值一石之价”。此外，无论本折每石随交公费500文。(45)同年，无锡绅士秦缃业也表达了相似的态度。他指出，本年米价不过2000余文，若仍照上年的4500文征收，“则不啻倍而且过之矣”。闻本年折价减为4200文/石，“外示体恤，实已倍收”。据他计算，州县每石盈余1300文—1400文，“所盈若此，尚得谓之不浮收乎”。因此，秦缃业建议，漕粮征价当随米价浮动，不可永以4500文为准，否则米贱病民，米贵病官。他的变通方案是：漕粮每完米1石，外加1000文，以作津贴之费。如改折征收，折价“仍照(米粮)时价合算，毋许稍有参差，而千钱之津贴如故”。如此无论本折，州县均可获每石1000文之津贴，“绰乎有余矣”。(46) 秦缃业、冯桂芬等人的意见是否影响到江苏督抚的决策，笔者未见相关记载。但他们的方案(特别是秦氏之《折漕变通议》)，确实与同治五年以降苏属的漕粮定价机制不谋而合。同治五年十二月，李鸿章奏请因时变通，酌定本年漕价。据称，现届新漕开征，“从前仓廒被毁者，修复仍多未齐”，各厅州县漕粮请仍照上届成案，本折兼收，听从民便。本年各属秋成中稔，米价较上年平减，漕粮征价“应即查照市价，酌量变通”： 拟请将今届冬漕完折色者，每石收制钱三千二百文，加公费钱一千文，计较上年减收钱三百文。其完本色者，裁去应加余耗三斗，亦改交公费钱一千文。如迟至年外，仍无分本折，均加收钱五百文，以敷办公之用。(47) 是年漕价因米价下降，每石较上年核减300文，定为4200文，年外仍加收500文。随着这一调整，江苏开始确立新的定价方式：漕价=正项+公费(1000文/石)。以该年为例，完折色者，漕价为米价3200文+1000文=4200文；完本色者，每石之加征亦由上年的余耗3斗改为公费1000文。如与上年相较，同治五年的显著变化在于明定公费。每石1000文成为固定的加征额数，由此确立了新的定价机制。1000文之数据同治四年米价(3500文/石)，从余耗3斗折算而来。此后米价逐年递减，1000文之公费却保持不变，州县之盈余相当稳定。(48)除公费外，漕粮向例每石随征费脚钱52文，但该款通常不计入漕价内。(49) 同治六年、七年(1867、1868)，江苏的漕粮征价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同治六年末，曾国藩、丁日昌明确了公费的地位。曾氏奏称：随漕公费“系抵办漕一切要需”，若收不足额，势必贻误漕运。然刁顽之户恐“恃符把持，意图抗欠，其将漕米完纳，以公费为无关紧要，任意延欠”。自是年起，若粮户只完漕粮正项、不纳公费，即“比照抗粮之例，从严惩办”。(50)可见，江苏督抚担心绅衿以加征公费为借口，仍前抗欠短交。而经此确认，公费之地位已同于正项。同治七年，丁日昌又完善了米价的核定机制。按业户完漕先后不一，期间米价起伏波动，是以漕价“不得不折中核定，期敷办公而不致多取于民”。(51)其操作方式，是由布政使、粮道博访米牙粜籴、业户折租各价，酌中定数。(52) 同治六年、七年间，地丁征价也首次随银价变动作出调整。同治四年，地丁银每两征收2000文，其时银价约为1400文上下，故公费600文已足敷办公。至同治六年，银价大涨，每两易钱1600余文，州县公费遂形支绌。曾国藩奏称，如至七年上忙开征时，银价仍昂，应请酌增征价。(53)然该议为户部所驳，司农覆奏：“上下忙条银每两连公费收钱二千文，系属奏定之案，本届银价虽稍有增昂，不得再议加增，致竭民力。”尽管同治四年奏案中声明“银米翔贵，与时变通”，然对比同期下调漕价，酌增地丁征价显然阻力较大。至同治七年上忙，丁日昌再请酌增，是年银价持续增昂，每两易钱1700文，州县办公愈形支绌，纷纷禀请酌加。丁氏认为：“如照现在银价，须加钱三百文，惟念民困未苏，深恐力有未逮”，故“酌中定值”，请自本年上忙起，每石折征2200文。嗣后征价“总就市价为低昂，使官民两无亏累，始足以禁私加而免藉口”。他特别强调，苏属州县征收钱粮，其分设乡柜、纸张串票、易银解省各环节，在在需费，悉于公费中支销，并不取之于民。故公费“非归州县之羡余，实禁浮收之枢纽”。(54)该奏终获议准，同治七年上忙起，江苏地丁征价增至每两2200文。 除因银、米价变动之调整外，钱漕征价也根据区域差异做了调适。在通省一律的征价下，有两地略有不同：一是丹徒，一是嘉定、宝山。丹徒为苏省著名苦缺，地丁征价较低，民间每两只完1496文，向系征不敷解。同治五年，李鸿章已指出，该县未便照每两2000文征收，应于漕粮征价内“通筹挹注”。(55)同治七年，该县钱漕一并启征，地丁征价过低的问题因此凸显。经丁日昌奏准，自是年起，丹徒漕价于通省征价外，“其随交公费每石加收钱五百文”，共计1500文，以维持较低的地丁征价惯例。(56) 嘉定、宝山的特殊性在于，早在同治五年之前，两县便已实行了类似于同治新章的漕粮征解与定价制度。嘉定自明前期以来，逐渐确立以棉业生产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其地产米较少，万历年间其漕粮已获永折。(57)清初以来，嘉、宝二县尚需起解白粮，向系民折官办，即由官采办米石，再向民折征，每岁折价由官绅据当年市价会议核定。(58)同治五年，苏属新章既定，嘉定职员廖寿丰遂于督察院呈请嘉、宝两县照通省漕价办理，无须官绅会议。经户部议准，定以每石折价4500文，年外加收500文。同治六年，知县汪福安以通省漕价酌减，请另定嘉定、宝山折价。经抚、藩议准，两县漕粮民折官办，年外开征，与他属年内开征不同，应历年另行奏请。是年，嘉定绅士王汝润记：“闻今年以后，(白粮)京中颁价下来，以后不议。”(59)同治八年(1869)起，嘉、宝漕价较通省漕价酌加500文，年外加价定为300文，较他属少收200文，成为相对固定的惯例。(60)除数额上略有差异外，嘉、宝两县确立了与各属相同的定价逻辑。 至同治八年，苏属钱漕新章自草创试行，历经四届，递有改进，征收之际官民相安，卓有成效。是年，苏属初拟《征收条漕永远章程》。(61)同治九年(1870)冬，该章程勒石各州县，公示官民共同遵守，这意味着新章已成为永久章程。章程之内容包括：(1)漕粮每岁开征前，藩司、粮道确访民牙粜籴、业户折租各价，酌中核定米价。除民折官办之嘉定、宝山另行定价外，各州县漕粮完折色者，每石按市价另加公费1000文，并照例随征费脚52文；完本色者，每米一石之外，随征公费、费脚1052文，其年外均加500文。漕粮本折兼收，听从民便。(2)地丁银每两照市价折钱征收外，另加公费600文。征价随银价涨落，随时增减，并将奏定征价明示柜前，业户遵照完纳。(3)业户应完钱漕，除正供、公费、脚费外，别无应收银米，如有多收颗粒分文，分别官参吏办；倘业户短缴抗玩，亦从严究办。(62) 同治中期，江苏依据嘉道以来的钱漕折征惯例，确立了每岁根据银米市价核定田赋征价的弹性定价机制。其中政府的盈余相对固定，市价增减由业户负担。其次，经奏明立案后，田赋的法定征价得到显著提升，其中公费之地位基本等同于正项，额数至少达到正项的30%(漕粮)、43%(地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