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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治、光绪年间钱漕征价制度之实态 光宣之际，江苏清理财政局在该省《财政说明书》中写到，同治年间以来，江苏地丁征价“定章分忙奏报，以时价之涨落为低昂”，漕粮则“本折兼纳，听从民便”，折价“以每届漕米启征时之糙米市价为准奏定”。(63)可见，同治中期确立之钱漕新章，实际已成为晚清之“定制”。在当日以固定化为基本原则的田赋运作中，此种定价机制显得颇为特别。王业键最早发现了该制度的独特性，并对其基本特征做了论述。(64)但在同光年间，江苏的钱漕新章究竟如何运作，其实效又如何，这一问题尚待详细解答。本节考察该时期江苏钱漕征价制度之实态，着重关注历年钱漕征价的调整、业户的实际负担及其差异，及漕粮改折征解等问题。 (一)钱漕征价及其变动 同治四年、五年间，江苏奏准地丁银依据1400文/两之银价，另加公费600文，每两折收2000文，并声明如遇银价翔贵，因时变通。从此后的情形来看，是年银价恰为此后30余年的最低点。就在同光之际的近10年(1866-1874)中，因进口铜价下跌，银价显著提升，涨幅达400—500文/两。(65)由此，江苏地丁征价在同治后期经历了两次上调，相关情况见表1。 同治七年，银价大昂，每两易钱1700余文，丁日昌以州县办公支绌为由，奏准七年上忙为始，每两按2200文征收。此后银价持续增昂，同治十年(1871)贵至每两1800余文。是年，曾国藩奏称，若仍照2200文征收，“则所余不足四百文，抵支各项公费，不敷甚巨”，奏准十一年上忙起，每两按2400文征收。(66)由表1可见，同治十年的银价恰是此后30年的最高点，地丁征价也相应达到此期最高点。上调征价的诉求来自州县官员，他们试图向业户转嫁银贵的压力，以保证公费不因此缩减。中央政府也尊重江苏地方官员的利益，准许三年之内两次酌增征价，业户负担则因此加重。然而，同样面对银贵之情形，同年浙江奏请按市价调整地丁征价，却未获允准。(67)  同光之交，江苏州县公费仍保持在每两600文以上，而银价则渐趋回落。光绪三年(1877)，两江总督沈葆桢奏称，“近日省城市肆银价骤减，较之以前相去悬殊”，如照前定征价，“民间输纳未免受亏”。他奏准自光绪三年下忙起，钱粮每两减收200文，按2200文征收。同时，沈氏强调，“钱粮折价本应随时长落”，请自下年为始，每届二、八月上、下忙期，由督抚督同布政使查明市价，据此核准钱粮征价，分别奏报一次。(68)由此，光绪四年(1878)起，江苏巡抚根据上、下忙期银价奏定地丁征价，成为该省定制。  此后近20年，江苏地丁征价始终维持在2200文，而银价则持续下落，光绪十三年(1887)起尤为明显。缘19世纪八九十年代，受铸币滇铜短缺、国际银价下跌的影响，各地普遍出现银贱钱荒的情况。(69)银价显著下落，而州县仍按光绪初年定价征收，其盈余遂有隐性之增加。清季江苏谘议局议员蒋近垣便观察到，同治四年定价时，“银本不贱，官之赢余亦不甚厚，迨光绪十年后，银价渐落，官乃愈肥，民愈瘠矣”。(70)由表1确实可见，光绪十三年起，州县公费维持在600文以上，光绪二十一年达到顶点(700文)。 在甲午战前的30年间，苏属地丁征价相对固定，仅少数年份进行了200文上下调整，其下调尤其迟缓。相较而言，漕粮折价的变动则要灵敏得多，可谓“一岁一税率”，因“糙米市价岁有变迁”也。(71)据现存档案可知，每岁十一月冬漕开征之际，江苏督抚循例奏请本年漕粮本折兼征，并根据是年收成、米价，奏定漕粮征价。从运作层面来看，始自同治四年的漕粮本折兼征、每岁奏定折价已成为新的征价“制度”。但此种历年奏请的办理方式又意味着，在中枢看来，这仍然属于惯例或成案的范畴，终究不同于经制。笔者据历年督抚奏报之漕粮征价与糙米市价，制为表2。 与银价的变动趋势相反，同治四年战争刚刚结束，米价恰为此后30余年之顶点。随着战后的恢复，米价逐渐下落，光绪前中期稳定在每石2400文左右。至19世纪末，又有显著提升。在历年督抚奏定的漕粮折价中，尽管米价部分与糙米市价存在一定差异，但其上、下行的变动趋势是相当吻合的。(72)尤其是在米价变动幅度较大的年份，如同治四年至七年、光绪三年、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六年，漕粮折价均有相对灵敏的调整。 这一弹性的定价机制，与当时田赋征价的固定性原则相当不同，其确立与疆吏的个人因素直接相关。同治四年江苏奏请新章之际，声明当日米贵钱贱，“应俟均平之时，酌中定值，勒石永遵”。(73)户部议覆也强调，该征价应令“各属永远遵守，不准丝毫浮溢”。(74)“酌中定值”“永远遵守”显示，在最初的设计中，苏属章程与他省的固定征价并无不同。此后同治五年、六年因米价平减大幅下调漕价，对于弹性征价制度的确立至为关键。 同治六年冬，米价为2400文左右，较此前两年减至800文以上。曾国藩提议核减漕价，但应留有余地，定为每石3800文。他认为：除米价外，每石至少再收公费1200文，“以为州县运费等款之用”。嗣后米贱之年，每石征收3800文—3900文为率，米贵之年亦收至4200文为止，则小民输将、州县办公均不为累。若本年征价核减过多，将来米贵，再求加增，必不可得，漕务即无法办理。在曾氏看来，漕价的变动应在300文—400文的范围内，核减尤应谨慎，不必紧跟米价。丁日昌则坚持将漕价定为每石3400文，并要求开征之初州县每石另行优减200文。由表2可见，3400文即是米价(2400文)加公费(1000文)而得。是年漕价奏定为每石3400文，较上年核减800文，是表2统计的35年中幅度最大的一次下调。(75) 在米价大幅下落的同治六年，丁日昌坚持将漕价做相应下调，延续了当年米价+定额公费的漕粮定价机制。(76)这意味着：总体而言，漕价赶得上同光年间通货膨胀的步伐，或曰州县的漕粮收入相对稳定。(77)然据表2，我们可以发现州县漕粮收入在甲午前后实有明显的变动。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盈余普遍在800文左右，光绪初年甚至连续数年超过1000文。然至甲午以降，盈余额数减幅明显，其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仅有368文，为此期最低。据江南方志所载，同光年间“谷鲜出境”，“米多价贱”，州县漕价“与市价格外从宽”，采办漕米“亦易措手”。光绪十五年(1889)后，“比岁荒歉”，米价渐涨。至甲午战后，“海禁大开，米粮外溢”，以致“钱荒米贵，年甚一年”。然漕价之提升不及米价之上涨，故业户多以折色完纳，州县买米起运，“须将随收公费贴补，方敷购米之用”，盈余自然所剩无几。(78)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苏省漕价按每石3150文计算，而州县采办糙粳米，需银4.1元—4.2元，合钱3700文—3800文，每石短绌600文—700文，须于公费内贴补。(79) 甲午战后，盈余的缩减也发生在地丁钱粮领域。光绪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江苏等多省对同治年间议定的钱漕征价进行了调整，核减地丁征价，提解钱漕盈余。这一方面是由于钱价增昂，州县盈余因此加增。更重要的是，甲午战后，清朝财政收支的平衡被巨额的赔款、外债负担打破，剔除中饱、提解归公，成为中枢重要的筹款思路。(80)在此背景下，光绪二十二年，江苏巡抚赵舒翘奏称，“因市廛现钱不敷周转”，银两市价较上年减少。自光绪二十二年上忙起，江苏地丁征价奏准酌减200文，每两征收2000文。(81) 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钱漕盈余的提解。光绪二十三年六月，户部奏准各省查照此前一年江西成案，钱漕一律减征提用，筹措四国借款。江苏巡抚奎俊复奏，当时江苏地丁征价甫经减至每两2000文，州县每解司银一两连同补平、火耗，需钱1700余文，所余公费仅200余文。漕粮的情况更为严峻，光绪二十三年漕价定以每石2900文，然米价骤涨，州县采办每石需银4.1元—4.2元以上，“即以随收之公费全行贴补，尚属不敷”。幸而是年漕粮奉旨改折30万石，州县负担得以轻减。因此，以当时之钱漕征价，州县办公、办运维艰，不可再减。然为度支计，请按各属征数多寡，酌量提解钱漕公费。自光绪二十四年起，上缺8县每地丁1两、漕粮1石各提银5分，中缺11州县各提4分，下缺10厅县各提3分，计每岁提存10万两。(82) 奎俊的复奏虽有“哭穷”之嫌，却也道出19世纪末江苏州县的窘迫。一方面，随着甲午战后钱荒米贵趋势的加剧，地丁、漕粮盈余显著缩减；另一方面，在财政危局之下，中央政府开始积极介入钱漕征价的议定，核减地丁征价，限制钱漕征价之提升。同时，中枢又以摊派方式强制提解州县之钱漕盈余，以为筹款之策。自甲午以迄清末，在中央政府的财政压迫下，江苏州县的钱漕盈余被不断侵蚀，用以偿还外债、赔款，支应新政开支，逐渐成为户部控制下的额定财政。(83)这意味着，钱漕新章不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必需的公务经费，失去了同治年间设制之本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