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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大户、小户到租业、自业 同治五年起，钱漕新章既定，道咸以前苏属漫无限制地抬价勒折之弊基本得到抑制，这是时人较为一致的观察。如同治八年，冯桂芬指出，嗣是以来，钱漕章程遵行不变，“州县不闻赔累，闾阎同切欢呼”，“官民相安无事，为兵燹以前数十年所未有”。(84)同光年间，征收中新章的实效究竟如何？是否真正实现了减价均平之设想？ 江苏每岁奏定之漕价虽通省一律，然在实际征收中，该征价仅是基准，各属仍可酌情变通。除年外加价，苏省还拟定了限内优减之制：开仓后若干日内完漕，每石可优减200文，鼓励业户尽早完纳。(85)尽管该制从未出现于奏章之上，但自同治后期起，已成为苏属州县之惯例。(86)如同治五年，江苏奏定漕价4200文/石，镇洋年内每石征收3700文，约有500文之优减，年外每石4700文。(87)太仓征收钱漕，则有更详尽的分限减让之制，头限每洋银1元，可按市价多折钱50文，二限30文，三限20文，以示奖劝。(88)无锡、金匮为聚米之区，米价较他属低廉，“向来征漕由县酌定期限，于公费内减收钱一二百文”。光绪三十年(1904)冬，漕价奏定后米价渐减，无锡、金匮两县以每石减让公费400文征收。(89)可见，各州县可在通省漕价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变通，其中年外加价与限内优减之制为此提供了相当的空间。 尽管新章推行后，已罕有19世纪前半期肆行定价、浮收勒折之事。但征价外的浮收并未绝迹，主要表现为借货币折算舞弊，其中以短作洋价最为常见。同光年间，苏属民间完纳钱漕，通常以制钱，赋额多者需以洋银，即以墨西哥银元(“鹰洋/墨洋”)、西班牙银元(“本洋”)完纳。征收之际，官吏将小民所完洋银折算为制钱时，普遍低于市价，称“短价”。同治八年，丁日昌访知：苏属州县征收钱漕，按市价折钱者“不过数处”，“其余洋价均有短作”，每洋银1元，短5文、10文、20文—30文不等。其尤甚者，如昆山本洋每元短至50文，新阳短至60文，两县墨洋甚至短至60文。(90)光绪十年(1884)，江阴征漕“捺低银元钱价”，每元较厘局钱价短少70文—80文，该县贡生具禀学政饬查。(91)光绪二十五年(1899)，徐兆玮观察到，太仓征收钱漕，墨洋1元市价折钱900文，柜收只作860文—870文，此为弊之甚者。(92)以上记载均属极端之例，然以该期银价计之，浮收程度仍在5%以下。可见，州县征收基本遵守新章，同时利用币制缺陷获取额外之盈余。(93) 同治新章的意义，一方面确立了相对固定而又不乏弹性的征价，另一方面则指向钱漕负担的均平。大小户之弊是否得以厘清，是影响新章实效的关键。光绪二年，署名“愚移山人”者观察到，同治年间改章后，苏属大小户之弊仍不能免。大户完粮，少者额赋之三四成，多者亦不过八九成，“视职之大小、人之强弱以定等差”。这与战前“一以贵贱强弱定钱粮收数之多寡”，并无二致。常熟、昭文大户，完漕“类皆不交公费”，或公费以本色折算。华亭、娄县大户地丁钱粮“并不以钱折纳”，而以银两缴纳，稍加一二成公费，谓之“绅户银”。虽钱漕折钱已成定制，但大户仍有以本色或银两完纳、短欠额赋之特权，“总之有势力者，莫不以包抗为能事”。更可注意的是，愚移山人观察到：大户“偶有完数稍多者，人咸非笑之”。此语尤可玩味，足见当日风气未因新章而改易，“积习相延，牢不可破”。(94) 同光年间的诸多记载显示，改定新章之后，大小户之别并未彻底消失。同治五年，常熟小户柯悟迟写道：“自此条漕折色，在苏省统归一价，不分大小户，然而吾常、昭终不能净尽。”他观察到，尽管征价划一，但征纳中大户仍可短欠舞弊。如大户名下有花名十户，只完七八户之粮即可，“其二、三户仍可蒂欠”；小户则要“户户清完，价无推敲”。同治六年，他又记：小户自业之田，钱漕征纳“仍由经造经手，焉能尽如新例”？而大户征价较短，“尚可捺缓二三分，总是利弊”。(95)同年，曾国藩观察到，改定新章后，“大户如潘曾玮、冯桂芬等，仍抗租不完”，故州县不得不用盈余以资弥补。(96)潘、冯两氏均为江苏减赋的关键人物，其短欠漕粮影响了新章的效果。光绪初年，陶煦观察到：青浦“纳赋者无绅无民”，“一亩之田，一以粮一斗为奇、银一钱三分有奇为准”。“元和则城与乡、强与弱，已有所谓大小户者”，大户约十之三四。吴江则积弊较甚，“有十数顷之家而所完无几者，有一二亩之家，而横征倍之者，凡禁革大小户之上谕宪示，无复顾问”。(97)可见，即在苏、松二府内，各县情形也颇为不同。吴江、震泽、常熟、昭文等县绅衿包揽短欠之风亦较盛。 同治四年以降，苏属大小户名目虽经禁革，绅民负担不均之事实则依旧，不过改易名目，时人称为租业、自业。自业者，自耕农、自种小户之谓；租业则指租佃地主、大户。两者因身份地位不同，以致完纳方式及实际负担亦不相同。自业者无法获得易知由单，故不能自行上柜完纳，只能由经造包揽征解。每届漕粮开征，总书将串票掣出，分发各图书差(“经造”)，由后者持串向自业各户征收。其漕粮需十分全完，或另有额外之负担。如长洲、元和等县，经造向自业小户发派由单，“每亩索费钱二百文”。常熟、昭文自业户完漕，“不以斗石计，而以亩计，每亩较实征定额浮收钱二百余文，为经造之盈余”。据徐兆玮估计，两县自业之漕不下2万石，“此皆小康之家，怯懦畏事，甘受总书、经造之鱼肉，甘于定额外加缴四五成”。(98) 租业者能领易知由单，可按单输米上仓，其漕粮无自业之浮勒，并可捏熟作荒，常年仅纳赋额之四五成至六七成，“每视其人与官吏之交情为差”，此外多包揽族戚、友朋钱漕。光绪二十五年年初，徐兆玮将上年钱粮洋银20元送交总书，又至县仓上纳漕粮150石，并代完友人漕粮10余石，按七成完纳。(99)可见，身为租业的徐氏钱漕额数较巨，均系直接赴县完纳。他以七成代完友人之漕，则本人完纳之折扣应会更低。是年，钦差刚毅赴苏属清赋，严厉打击绅衿包揽短欠，租业之漕需完至额赋之八九成，可见平日短欠之巨。(100) 在徐兆玮看来，实现大小户之均平，应先除掯单之弊：革除租业、自业名目，按户发给易知由单，使各户得以自行上柜完纳，不准粮差、经造包征包缴。(101)显然，这需要重建当日的征收制度，革除书差包征之制。时人对于大小户之弊的症结早有洞察：苏松等地“缙绅巨族，冠盖相望”，“州县图旦夕之安，惟恐得罪于巨室，因之心存隐忍，莫敢谁何”。“偶有强干之员力图整顿，卒为绅衿、书役所中伤，或捏造谣言，或藉词上控，务使不安其位而始快，后来者方引以为戒，安肯再蹈覆辙。”(102)绅民负担不均的问题，根植于江南之社会结构与社会风习，实难因一纸禁谕而彻底改观。另一方面，改定新章后，虽无道咸年间之肆行浮勒，但战后未经垦复之荒田长期存在，地方官吏借此捏报荒歉，征多解少，亏空正项。故绅衿仍得持州县之短长，分润其钱漕盈余，短欠包揽之风仍盛。虽经光绪二十五年刚毅清赋之整顿，但直至清末，苏州之常熟、昭文，常州之无锡、金匮、宜兴、荆溪等县，此风仍未尽绝。(103) (三)漕粮的改折 如对比太平天国战前，同治新章的最大变动，当属漕粮准许征收折色。按漕粮为天庾正供，京仓为根本之计，例应征运本色。江南之漕不仅额数远超他省，所产粳米，坚致耐久，非他处之籼米、稷粟可比。故中枢对于江苏漕米之额数、质量均有严格要求，例不改折，立法綦严。清代前期，漕粮折银征解有定制者大体有三类：永折、灰石改折(江浙两省部分漕粮折解为工部灰石之用)及民折官办(部分不近水次或产米较少之州县，如江苏之嘉定、宝山)。至歉岁受灾省区，亦有临时之漕粮改折。(104)此外的改折，则为例所严禁。 然而，至迟在18世纪后期，漕粮私征折色已十分常见。从民的角度看，明清以来，随着农业的商品化趋势，江南的棉纺织业、蚕桑业发展迅速。至18世纪，松江、太仓、苏州等地民间食用普遍依赖两湖、安徽等省输入米粮，完纳钱漕则多依赖棉纺织业收入，并非全以地亩所产缴纳。从州县的角度看，漕粮例于十一、十二月开征，次年春季至春夏之交始行交兑起运，其间长达数月。因此，江南的地方官部分征收折色，或将所征米石先行发卖，迨起运时，再“令牙行包办”，均是常见的变通方式。(105)如19世纪中期，无锡、金匮二县官吏每岁勒令米行采办漕白粮数千石，可见当日漕粮征解中的市场化程度。(106) 更重要的是，乾嘉之际以降，江南的地方官普遍以漕粮盈余解决额定经费的结构性匮乏。除本色浮收外，州县官吏更以各种理由制造折征的机会，每岁开仓收米之期常不过十日、半月，甚至三、五日即封廒折征。缘当日之折征实为勒折，即强迫业户按照高于市价的、以银钱计算的折价完纳漕粮，此为州县获取漕羡的重要手段。嘉道以来，折征成为漕粮征纳的主要方式，小户被迫以数倍粮价之折价完漕，颇为时人诟病。以上诸种，均在例禁浮收勒折的背景下发生，足见19世纪前期田赋征纳之经制与实态间的巨大差异。(107) 同治二年，江苏漕粮之折征始于松江、太仓。二属地处海滨，本多植棉，产米较少，漕粮向多征收折色。更重要的是，战乱之后，各县仓廒多已废毁，无处存储米石。因此，同治二年、三年，江苏奏请漕粮本折兼征，自然得以获准。盖因户部将改征折色视为“一时权宜”，而非“经久之法”。然当李鸿章奏请太仓、镇洋二州县仿照嘉定、宝山之例，漕粮永改折色征解，便遭户部议驳。(108) 同治四年起，漕粮征收范围扩展至苏州、常州等府。各县被毁仓廒未能一律复建，成为循照前案办理的首要理由。同光之际，江苏督抚历年奏请漕粮本折兼征，均如此表述。如同治十二年(1873)，李宗羲奏称：兹届漕粮开征之际，“各该州县仓廒被毁者，虽据陆续议禀兴建，因地方元气未复，筹款维艰，尚未能一律完备，惟有循照历届成案……本折兼收”。(109) 核诸晚清民国江苏方志，督抚所言确属实情。多部志书显示：苏松等府州县仓廒普遍毁于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苏常之役，战后部分州县未再重建，漕粮尽数改征折色。如吴江之总收官仓“乱废未建，历年漕米概科折色，分设城柜及各乡柜，人尽称便”。在光绪五年纂修的方志中，作者仍强调：“然旧制不可没，一时之权宜未可为经常之法也。”(110)可见，作为一时权宜的折征，此时已取代本色征纳之经制。溧阳也是如此，漕仓毁后未建，自同治六年漕粮启征，“全征折色”。(111) 另有不少州县于同治后期至光绪年间复建仓廒。如震泽克复后“漕收未有仓”，民之输纳皆以钱。经战后历任知县捐廉筹款5000余串，于同治十二年复建积谷仓，“凡屋若干楹”。重建碑文中强调了复建仓廒对于恢复本色旧制之意义：“国家维正之供，米也，非钱也；漕收之以钱，权也，非常也。当今百废具举之际，旧制尤不可不复。”(112)尽管如此，该记载仍显示出，复建经费筹措之不易，仓廒规模也相对有限，这并非震泽之特例。同治六年、七年间，新阳知县冯渭重建该县漕仓，取资漕粮公费、养廉银，未勒民出捐，因此获得嘉奖，可见后者为当日之常态。然重建之仓廒共计40间，远小于该县宣德、弘治(600余间)及乾隆年间(250余间)之规模。重建之后，漕仓也未能发挥原有的作用。缘同治四年以降，苏松太漕额核减1/3，且多征折色，即本色米石亦“随收随兑”，无须仓储。光绪年间，该仓“废置不用，日形圮毁”，光绪三十二年(1906)赁作他用。(113)同治七年，江阴重建毁于兵燹的盈安仓，“建屋一百余间”。该县距上海较远，漕粮多折征后就近采买，故该仓“无米可贮，空无人居”，光绪十年改作县丞、典史公署。(114)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江苏州县仓廒“大都坍损渗漏，不堪储米”，另有改建习艺所者。(115) 类似记载颇为不少，它们反映出：一方面，州县仓廒多毁于太平天国之役，战后元气未复，百废待兴，修建并非易事。即使仓廒复建，规模也多不如前。这确实是同治四年以降漕粮准征折色的客观原因。另一方面，在此背景下，折色征收逐渐成为常例，州县储存米谷之需求大不如前。故重建之仓廒作用也相对有限，甚至有废置圮毁者。可见，自同光之际，仓廒废毁未建与漕粮改折征收二者互为因果，使得折色征收成为中枢认可之成案。江苏督抚最后一次以“州县被毁仓廒仍未能一律建复”为由，奏请漕粮本折兼征，时在光绪十六年(1890)，此时距战争结束已26年。(116)次年，“循照历届成案”即为奏请本折兼征的理由，成案终成惯例。(117) 尽管督抚的表述始终是漕粮本折兼征，言下之意是本色仍属经制，折色不过权宜变通。但在实践层面，折色征纳已成为同光年间的主流。同治九年，户部抱怨，江苏征漕“州县舍米而征银”，至起运时以银易米，采办委员“吝惜银价，迟回观望，只求籴米之减价”，以致漕粮受兑逾期。(118)据张之洞观察，光绪年间苏属漕粮“固有全收本色、全收折色、本折兼收之异”。但全完本色者，只有苏州府数县，其余州县“收本色者，为时不过旬余，为数不及一半，余皆统收折色”。至于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府州，“虽有本折兼完之说，而完本者更不及一二成，且有向来全完折色者”。(119)如光绪年间，苏州府常熟、昭文二县每岁起运漕粮7万余石，“廒收不过二万余石，其五万石皆以银元改折”。(120)同期，常州府宜兴、荆溪二县每岁征漕，开仓不过7日。光绪十五年(1889)以降，民间完漕，“必舍其所获之谷，辗转以完折色”，“开仓几若具文，后竟废置”。(121)在本折兼征之州县，业户每岁依据“岁获之丰敛”“米价之低昂”，决定以本色或折色完纳。而州县以缩短开仓期限、从严挑剔米色等手段，限制本色征纳之比例。总体而言，光宣之交，苏属漕粮本色、折色完纳之比例约为1∶9。(122) 折征既为主流，漕务的运作方式也因之改变，州县多不在本属仓廒征收漕粮，而是于上海周边就近采买起运。太平天国战后，江苏、浙江二省恢复海运，漕粮由上海运至天津。此外，光绪十一年至二十一年间(1885-1895)，出于海运安全及维持经制的考虑，江苏又于每年所征漕粮中拨出5万—10万石，与江北漕粮一并河运。自光绪十四年(1888)起，常州府无锡、金匮二县成为江苏、浙江二省漕粮的主要采买地。(123)光绪中期起，无锡、金匮因邻近产米区，又位于运河沿线，逐渐形成发达的米市，邻省安徽及江北、江宁、镇江、常州等地之米多汇集此地。每年农历十月间，江苏各州县办漕师爷纷赴无锡、金匮，与当地大粮行议定价格，签订合同，次年漕粮起运时，由粮行雇船运沪交清。(124)光宣之际，无锡米市最盛，该地米多价低，且米色齐一，易于充作漕粮解兑，江苏州县“群向无锡订购”。以致江苏抚藩议定，每岁由无锡、金匮商会逐日报告当地十月、十一月米价，作为议定江苏漕粮征价之标准。(125)当时，江苏每年海运漕粮60万石，其中约40万石系于无锡采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起，无锡采办之漕米改由新通车的沪宁铁路车运到沪。(126)在改折征收的背景下，江苏州县借助新的粮食市场与交通方式，进行常态化的漕粮采办，漕务运作的基本面貌因此大为不同。(127) 更重要的变化是，至19世纪末漕粮的折征推动了折解。甲午战后，在国家财政支绌的背景下，南漕改折成为重要的变法议题。议者认为，将江苏、浙江、江北岁漕140余万石改以银两解部，每岁可节省靡费数百万两，以济财用之急需。海运与粮食贸易的发达，也使得以招商采买解决京师食米问题成为可能之事。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9)，张之洞、瑞洵等多次奏请江苏漕粮仿照湖北等省成案，改以银两解部。(128)而江苏光绪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漕粮均折银30余万石，以充海防经费，并偿还外债，也是漕粮支用层面前所未有的变化。(129)尽管如此，中枢出于慎重旧章、顾虑京师食米的考虑，仍令江苏保持相当额数的本色漕米交仓。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各省一律停漕，改解银两，但江苏每岁所征漕粮，仍需海运米60万石，其余则解交折色，凑抵庚子赔款。 既有的赋役制度史研究给人的大体印象是，自雍正朝耗羡归公、摊丁入地之后，清朝的田赋制度便无大的变动。这部分是由于，在既有研究中，田赋制度基本是一个明清史问题，极少与1840年以降的晚清史、近代史相联系。然笔者认为，咸丰、同治年间实为清代田赋制度变革的重要阶段。 本文以同治年间的江苏为例，指出该省之“减赋”“减浮”实有财政合理化的意义，可称之为“第二次耗羡归公”。自同治二年试行于松江、太仓，至同治四年、五年间奏准立案，江苏逐渐确立起一套区别于他省的弹性征价制度：每年由藩司、粮道根据糙米、银钱市价，酌定漕粮、地丁征价，经督抚奏准后，通饬各州县照此征收。这意味着，确立于雍正年间、至迟在19世纪初已无法满足实际需求的田赋定章，得到了合理的调整。漕粮准许本折兼收，每石折征3200文—4500文；地丁钱粮每两折征2000文—2400文。这直接改变了漕粮征收本色的定章，也以折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每石、每两的实际内涵，提高了漕粮、地丁银的实征税率，可谓合理的“加赋”。钱漕征价新章来自于19世纪前半期的征纳惯例，但改章之后，州县官吏不再能借口经费不敷，任意抬价浮收，田赋的定价权重新集中到省级政府。而州县可从新章中获得稳定的公费(漕粮每石1000文、地丁每两600文)，除征收费用外，多数用于本署及省内各上级衙门的行政经费。同时，通过裁革海运津贴、裁减陋规，州县的额外负担得到轻减。收支两方面的合理化调整，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钱漕浮收的结构性成因。 上述的钱漕改章不只发生在江苏。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七年(1868)间，在太平天国战中及战后，湖南、湖北、江西、山东、河南、安徽、浙江、广东等多省督抚为筹措军饷、维持善后，先后推行以田赋为中心的赋税整理。改折漕粮(包括米粮)，重订漕粮、地丁征价，并为省以下州县等各级政府设置公费，也是以上省份普遍经历的改革进程。(130)继雍正年间之后，清朝的田赋收支章程被再次重订，新章也成为此后至清末的田赋定章。在时人看来，咸同年间由各省督抚主导、因时调整收支结构的合理化改革，与雍正年间耗羡归公一脉相承。光宣之际，安徽清理财政局科员称：“雍正二年已提火耗为养廉，安省自同治初前江督曾国藩定章，又酌加十分之二三”，此因“地方进化，则经费日繁”。当日“各项新政，经费浩繁”，仍应“化私为公、酌定附加”，此“与雍正时提耗作廉、同治初年定章办公之意，固无违异”。(131)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称咸同年间的钱漕改章为“第二次耗羡归公”。(132) 就同光年间的实效来看，江苏州县官吏大体遵照新章征收钱漕。尽管借助货币兑换的额外加征长期存在，但程度相对较轻，罕有嘉道年间肆行定价、浮收勒折之事。当日最为突出的问题，则是田赋负担不均。尽管中枢、督抚一再严谕禁革大、小户，但绅民两歧之现象仍长期存续，不过改易名目而已。绅衿包揽短欠之弊未得清厘，以致同治新章在均赋这一点上难有成效。这是因为，同治改章的意义，主要在于调整不合时宜的收支定章，对于书差包征为主的征收结构及随之而来的征收积弊，则少有触动。(133) 如从田赋制度的运作看，江苏的钱漕征价尤其是漕粮的定价机制相当值得注意。同光年间，江苏的漕粮征价紧扣市场波动，一岁一税率。这是由于，在新的征价制度下，民间普遍以制钱、银元折纳漕粮，政府再于无锡、金匮及上海等地采买米石，海运至津。漕粮征解已与上海、江南的粮食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笔者绝不否认，太平天国战前，江苏的漕务运作中从来就有市场因素的存在，但毕竟彼时漕粮征收本色才是唯一合法的形式。而同治以降漕粮改折的奏准、弹性定价制度的确立，确实是从制度层面对漕务运作中市场化趋势的确认与推进。(134)在当日以固定化为基本原则的田赋定价机制、以不计成本为主要逻辑的漕务运作中，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变革。 在制度演进的脉络之外，我们尤应注意：在清季财政状况恶化的背景下，中央政府过度集中财权，直接影响了钱漕新章的运作。甲午战后，清朝的财政收支平衡被打破。财政危局之下，中央政府开始介入田赋定价与盈余分配，一方面核减或限制钱漕征价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中枢一再以强制摊派的方式，提解州县的钱漕盈余，以为筹款之策。自甲午以迄清末，在中央的财政压迫与银价腾贵的双重作用下，江苏的钱漕盈余被不断侵蚀，用以外债、赔款及新政开支，不再能为州县政府提供必需的公务经费。(135)清季不断加剧的财政压力，终于导致中央与地方(省、州县)在田赋分配中彻底失衡，州县财政面临崩溃之境地，钱漕新章也因此失去设制之本意。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清季中央与省、州县之间的财政关系，而不仅仅以“督抚专权”“内轻外重”一概论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