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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相邀我写一篇关于青年史学家如何写作博士论文的文章。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要求以后，又发现这个任务很难完成：不知如何下手。最后决定就下列三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一、培养实证精神——搜集、辨伪、考证足够的资料第一个问题是：搜集足够的有关资料，进行缜密的辨伪、考证，需要培养实证精神。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一开始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已经有了课题，要按题目进行研究；另一种情况则是还没有具体题目，要阅读资料，从资料中发现问题，确定课题，进行研究。研究生确定学位论文题目，一般地说，要由研究生和他的导师共同研究决定。据我所知，一般地说，论文题目不宜过大，要小一点。但是也不宜过细。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入史”思潮卷进大陆史学界。博士论文的选题出现“社会学化”，实际上是选题“细小化”“社会下层化”，学术价值不大，无助于“通古今之变”。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向各位读者介绍已故蒙文通教授的一段名言。蒙教授说：“做学问犹如江河行舟，会当行其径流，乘风破浪，自当一泻千里。若苟沿边逡巡，不特稽迟难进，甚至可能误入洄水沱而难于自拔。故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页。）题目确定以后，首先要搜集史料；有了史料才能据此立言，写成科学论文或专著。中国历史学家素来强调“坐冷板凳精神”，提出过一个十分动人的口号——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西方史学家也提倡这种精神。当年普希金就赞赏伏尔泰在“黑暗档案房”中阅读史料的精神。中西史学家重视培养实证精神是一致的。在这篇论文中我将介绍前辈学者千辛万苦搜集史料的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罗尔纲教授“南图摸底”。近代中国史学家中，在大量搜集有关太平天国史资料，进行缜密考证方面，做得最有贡献的应该是罗尔纲教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罗尔纲教授在南京图书馆颐和路“书库摸底”——太平天国资料摸底，就是一个动人的史坛佳话。我在主编的《一代宗师：布衣学者罗尔纲先生传》一书中有如下一段论述：颐和路书库藏书有70多万册。1954年4月4日正式开始工作，先三楼，后二楼，再到楼下各库。具体的资料摸底方法是：对所有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除经部外的史部、子部、集部、丛书、杂志、报纸、函牍、档案等按库逐排逐架逐层地依次查找，逐函逐册逐页地仔细翻阅。凡发现与太平天国有关的资料，就逐一按库数、排数、架数、层数、书名、著者、出版印刷处、年代、册数和页码等都一一登记下来，遇到特别重要的资料，还要做一个简略提要。这种资料搜集方法，后人称之为“南图摸底”模式。南图摸底工作一直持续到这一年的9月7日才结束。9月8日至30日，把搜集到的书目进行统一的编录整理，共计搜集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史料稿本、抄本及刻本929种、方志727种，合计为1656种，14799册。（茅家琦主编：《一代宗师：布衣学者罗尔纲先生传》，南京：凤凰出版社，第89～90页。）罗先生不仅在搜集史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在校勘、考订史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在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方面，我还要介绍王庆成先生的“沙里淘金”精神。到国外去查阅有关太平天国历史资料一事，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学者做了很多工作，相关资料搜罗殆尽。1983年，时任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王庆成先生应邀赴英国讲学，他借此机会又进行一次采访活动。在前辈学者搜罗殆尽的基础上再进行搜找，真是一件“沙里淘金”工作。这种精神很值得佩服。结果，他真的得到了一桶“金”——《天兄下凡圣旨》。这份资料为解决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早期历史的若干疑问，提供了可信的资料。从《天兄下凡圣旨》，人们可以看出一个突出的现象，这就是太平军占领永安以前，萧朝贵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大于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天王遇到重大事件，要向天兄萧朝贵请教。太平军军师由谁担任，这样重大的问题，洪秀全请教天兄，而且按照天兄的指示办理。罗孝全可不可靠，这样的重大问题洪秀全也要问一下天兄。胡以晃欲变卖田产，捐献出来，洪秀全也请教天兄。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初四日，天兄下凡时，“天王问：‘胡以晃欲变卖田产，为天父天兄事，天兄以为何如？’天兄曰：‘唤他到来。’胡以晃至前。天兄曰：‘胡以晃，算尔真草（心），忠草（心），能识得天父，能识得尔二兄也。但此事要秘密，不是，非轻也。’胡以晃奏曰：‘晓得。’”（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史料》，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0页。）拜上帝人员与非拜上帝人员发生纠纷以及与官府、团练发生冲突，这类重大事件，洪秀全也要向天兄请教。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中旬，天兄下凡，谕天王曰：“尔称王，不得称帝，天父才是帝也。”天王曰：“遵天兄命。”（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史料》，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0页。）道光三十年杨秀清在平在山生病，洪秀全要调他到金田休养。八月二十日天父在平在山下凡，竟不准杨秀清前往。萧朝贵的活跃时期到太平军占领永安为止。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年）十月，萧朝贵在永安战斗中受伤。十月十八日、二十日天兄两次下凡。到十月二十九日，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审理周锡能，从此开始，杨秀清的权势代替了萧朝贵，成为太平天国实际上的第一号人物。这一本资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开金田起义前期太平军领导层的矛盾与冲突。人们读了这部资料，可以预料到，太平天国迟早要发生重大的内讧事件。有很多历史研究问题涉及外文资料，因此，查找阅读外文资料就成为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功。简又文教授研究太平天国历史写下了两部著名著作——《太平天国全史》和《太平天国典制通考》时，为了阅读全套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在美国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坐了几年的“冷板凳”。1980年笔者在耶鲁大学访问时，承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马馆长敬鹏盛情，出示简先生赠送给该馆的著作手稿，看到简先生用当年手工操作的外文打字机，从《北华捷报》上打印下来的许多资料原稿。我十分钦佩这位老学者的实证功夫。资料搜集到了以后，下一步工作就是对资料进行辨伪，考证、订谬——也就是确认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以及资料可以利用的价值。这方面工作，罗尔纲教授也作出很大贡献。他出版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等多种著作。上面介绍了罗尔纲、王庆成、简又文三位历史学家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在搜集、阅读、辨伪与考订取舍等方面所展示出来的实证功夫。实证功夫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深厚的实证功夫很难写出高水平的史学著作。 二、弘扬思辨功夫——“假说”方法的运用历史研究的第二步应是弘扬思辨功夫，即是对史料进行研究，对与课题有关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得出结论。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假说”方法的运用。我在1983年2月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中假说的运用》。在这篇文章中，我说，人的认识有一个多次反复、逐步深化的辩证发展过程。一次认识就达到绝对真理是不可能的。在历史研究中，同样有一个多次反复、逐步深化的过程。因此，把历史研究中得出的初步认识视为一种假说，“以待日后的检验，并逐步修正，使它逐步接近真理，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究竟靠什么东西检验历史研究中的假说能否成为真理呢？我提出了两条。一是要看以后陆续发现的资料能否继续证明已经提出的假说是正确的；二是要看人们的思辨水平提高以后是否仍然认为过去提出的假说切合实际。这两条也就是指研究人员的实证功夫和思辨精神的提高”。（茅家琦：《实证功夫与思辨精神》，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历史研究中运用假说方法，大体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研究大量史料，形成、修改、提出一种结论的过程，也就是形成、修改假说，最终定稿的过程；第二阶段是，文章定稿了、发表了，就作者自己说，他应该相信自己的论点是正确的，但是从问题的本身来看，这种观点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就是真理？一时还不能确定。从这一点说，他的结论仍然是一个假说。这个结论能否成为真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多方面的检验。我在这篇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20世纪50年代，盛行一种观点：到了太平天国时代，像刘邦、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那样的一种胜利，即推翻清王朝，改朝换代，也不可能了。这是因为在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敌人不过是腐败的封建地主，革命的农民曾经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在军事上打败这种敌人。到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时候，他们和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比较顽强的敌人，单纯的农民战争遇到这样的敌人，就不能不在最后遭到失败。这种观点当然是一种假说，需要加以检验。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资料，进一步分析以后，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上，文章题目是：《对19世纪50年代中外关系的一点看法——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辨析》。文章的结论认为：在19世纪整个5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和中国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太平军。太平天国的对手仍然是一个腐败的清封建王朝。“如果太平军的领袖们指挥比较正确的话，推翻清王朝，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并不是不可能的。”（茅家琦：《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外关系的一点看法》，《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假说”方法是思辨功夫的运用，同时也提高了学者的思辨功夫。 三、提高“进化认识论”的实践能力培养实证功夫，弘扬思辨精神，历史学家可以写成学术论文。但是，从学术本身看，写成的论文的内容也还是相对真理，需要不断的坚持真理、改正错误，一步一步地向真理接近。但是，“真理”是一条“长河”，学者在“真理的长河”中游泳，只能达到“相对真理”。虽然他一步一步地向绝对真理靠近，但是永远达不到“绝对真理”。因此，历史学家需要以“进化认识论”的精神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历史学家既要肯定自己的工作，也要不断地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也要不断地深入和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需要确立并运用“进化认识论”思想。这样，才能在真理的长河中不断地向“绝对真理”接近。下面我举几个历史研究中的例子，说明弘扬“进化认识论”精神的重要作用。第一个历史例子——秦始皇焚书坑儒问题。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历史上的一大暴政，早有定论。到了清朝，有学者提出疑义，民国时期，柳诒徵教授在所著《中国文化史》一书中作了系统的解读。柳老师写道：秦之为世口实者，曰“焚书坑儒”。此文化史上最大之罪恶也。然刘海峰《焚书辩》为秦平反，最得事理之实。《焚书辩》（刘大櫆）：“《六经》之亡，非秦亡之，汉亡之也。何则？李斯恐天下学者道古以非今，于是禁天下私藏《诗》、《书》百家之语，其法至于‘偶语《诗》《书》者弃市’，而吏见知不举，则与之同罪。噫，亦烈矣！然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之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所职，诣守尉杂烧之。’然则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尝烧也。迨项羽入关，杀秦降王子婴，收其货宝妇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昔萧何至咸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于秦博士所藏之书，独不闻其收而宝之。设使萧何能与其律令图书，并收而藏之，则项羽不烧，则圣人之全经犹在也。”且据《汉志》，秦于诸经，亦未尽焚；秦之博士甚多，其遗献皆能优游论著。（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50、362页。）柳老师最后的结论是：“第执焚书坑儒一语，遽以为秦之对于古代文化摧灭无余，是实不善读史耳。”②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50、362页。柳老师还着重介绍了清王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量禁书、焚书以及镇压知识分子的历史。他写道：清高宗之修《四库全书》，同时有保存文化及摧残文化之两方面。古书之湮佚者，固赖此举而复彰；而名人著述之极有关系者，又因兹举而销毁焉。此世之所以不满于高宗也。《检论·哀焚书》：“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他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蜂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清朝全史》：“在编纂《四库全书》谕旨前后，又布一禁书令，甚可注意。禁书者，即明代关于满洲祖先之著述。据帝之谕旨，此等逆书，不合于本朝一统之旨，勿使行于世。盖文弱之汉人，被北人驱逐时，借文学以发抒不平之气，为唯一之武器，其著述之数极多，帝此时不仅欲一扫此种明末之纪录，并思将其正史一切付诸销毁，其处置殊不公允。此种命令，始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再加二年之期限，至四十六年，又展限一年。据兵部报告，当时销毁之次数，二十四回，书五百三十八种，共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云。”（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第1205～1206、1080页。）在文字狱方面，“康熙初年，已有庄氏史案，后又有南山集案”。“而雍、乾间文字之狱尤夥，若查嗣庭、吴留良、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之案，不可胜数。”柳诒徵先生在书中还引证资料，刻画了狱中情况。他写道：“可谓之暗无天日。”他的结论是：“前代文人受祸之酷，殆未有若清代之甚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有思想才能者，无所发泄，惟寄之于考古，庶不干当时之禁忌。其时所传之诗文，亦惟颂谀献媚，或徜徉山水，消遣时序及寻常应酬之作。稍一不慎，祸且不测，而清之文化可知矣。”（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第1205～1206、1080页。）这一个例子说明史料的重要作用：史料不周全影响到结论的准确性。第二个历史例子——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评价问题。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国方针。对此长期以来学者给予彻底批判。当年严复的批判最为著名。严复举牛和马的体和用为例，说明牛有牛的“体”和“用”，马有马的’体”和“用”；牛的用是“负重”，马的用是“竞走”，不能让马去负重；牛去竞走。但是，历史发展却说明严复的批判是不全面的；“西学为用”的结果，最终却导致国“体”的改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出来以后，在“西学为用”方面，清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创办洋学堂、创办报纸杂志、派遣学生出洋留学、练新军以及吸收民间资本创办近代工业。这些措施总称为“洋务运动”。统治者希望通过这些“西学为用”的活动，能够达到“体”——清王朝的富强的目的，因此也称之为“自强运动”。结果如何呢？清政府实行这种政策以后，仅仅十年，就“土崩瓦解”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内在规律可寻的。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洋学生，产生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创建新式军官学校培养了一批新式军官，建立了新式军队；兴办近代工业，创办新式工厂，发展了民族资本，出现了最早的资产阶级（绅商）。这些新鲜事物——留洋学生、新军（包括军官和士兵）、绅商，都是晚清十年采取“西学为用”方针的结果。这些新事物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逐步结合起来，形成一股改造社会的力量，主导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命运。领导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力量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时，与会成员尽是留学日本的学生。他们是发动中国革命、领导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是拥护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武装起义，一开始依靠的是会党群众的武装。从光绪三十三年的潮州黄岗起义失败开始，到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孙中山等在粤、桂、滇边境地区连续发动六次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孙中山把会党作为起义的主要力量的思想都非常明显。光绪三十四年夏秋间，孙中山和胡汉民等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时，都发现“会党首领之难用与其众之乌合不足恃。谓当注全力于正式军队”。孙中山说：“会党性质我固知之，其战斗自不如正式军队；然军队中人辄患持重，故不能不以会党发难，诸役虽无成，然影响已不细。今后军队必能继起，吾人对于革命之一切失败，皆一切成功之种子也。”（《胡汉民自传》，丘权政、杜春和等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7页。）自此以后，革命领袖逐步重视发动新军进行武装起义。第一，光绪三十四年安庆新军起义。这次起义由新军炮兵营队官、革命党人熊成基领导。他利用光绪、慈禧接连去世、人心动摇的机会，决定于1908年11月18日举行起义。情报被泄露，官府急调两艘军舰轰击起义军据点。同时，原定安庆城内的接应部队，又发生变卦，未予支援。起义失败。第二，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此时同盟会南方支部部长胡汉民与黄兴、赵声在香港策动了这次起义，由倪映典领导。先是倪映典等人运动新军，取得成效。至宣统元年（1909年）冬，新军士兵加入同盟会的已经达到3000余人，当时广东全省军队不过10000余人。胡汉民等又派姚雨平等运动广州附近的巡防营，派朱执信等联络番禺、顺德、南海的民军响应起义。原定次年正月元宵前后发动。到了农历腊月二十八，新军二标士兵因刻印名片事，与警察发生冲突，风潮骤起，倪映典不及制止。他急至香港向同盟会南方支部报告。胡汉民、黄兴、赵声研究决定，次年正月初六日举义。两广总督张鸣岐和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察觉到新军不稳，将士兵的子弹全数没收；又在要冲地带布置精锐部队。2月12日起义失败，倪映典牺牲。第三，广州黄花岗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以后，孙中山与胡汉民等在槟榔屿召开会议，决定在广州再次举行起义；并决定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清廷再做一次搏斗。会议决定。先组织500人的敢死队，突袭两广总督衙门，然后夺取军械库。得手后大开城门，迎接城外新军入城，夺取广州。然后兵分两路，大举北伐。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举行起义。起义军冲入总督署，搜索总督张鸣岐未获。清军早有准备，其他各部没有能按计划行动，起义失败。这一次起义，革命党损失巨大。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一文中写道：“满清末造，革命党人……以坚韧不挠之精神，与民贼相搏，踬踣者屡，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0页。）1912年武昌起义是新军发动的。武昌起义成功，并不意味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当时还存在三股势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以新军领袖袁世凯为代表的满清皇室；以张謇和赵凤昌为代表的绅商立宪派。绅商立宪派已经对清王朝失望，表示不愿再为爱新觉罗氏的“一统江山”卖命，新军领袖袁世凯虽然代表满清王朝，但是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也抛弃了清王朝。武昌起义以后，随之而出现的南北议和，革命党、新军、绅商立宪派，坐在一起开会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清廷下台，中华民国建立。创办洋学堂、派遣留学生、创办近代工业和操练新军（包括军官和士兵），都是“西学为用”的产物。但是，正是这些学习“西用”的产物——留学生、革命党、新军、绅商等，最终埋葬了大清王朝。这种种历史事实，不能不引起学者的再度思考：在学者的思辨精神进一步弘扬以后，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用”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严复观点的失误，从思想方法方面来看，他割裂了“体”和“用”；他是以“禁止”的观点，而不是以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了解“用”和“体”之间的关系。事实证明：“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也会带动“体”的发展变化。第三个历史例子是：在学者的认识能力进一步提高，思辨精神进一步弘扬的基础之上，究竟如何以进化认识论精神重行考虑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问题？我也想发表一点意见。历来的说法是民国建立以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出“科学与民主”口号，出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还需要推敲。我个人以为研究这个问题，必须树立两个观点：第一，启蒙运动既要揭开旧思想的“蒙昧”，广大人民群众在智慧上所受到伤害；也要指出人民群众思想逐步转变，解放、发展、成熟的关键。第二，思想启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应该是：在较长时期以内，由若干学者逐步完成，而不可能是某一位学者在某一个时期以内呼吁的产物。根据上述观点，我个人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个过程是从龚自珍开始，历经魏源、洪仁玕、严复、梁启超，直到陈独秀。下面就这六位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启蒙运动过程中所起的不同历史作用，作一简要说明。龚自珍的历史贡献在于揭开当时社会思想僵化、社会停滞的种种腐败现象，并指出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源——没有“人才”。社会上的各种人都被传统思想文化毒害成为“病梅”。（见龚自珍：“病梅馆记”）他揭露当时思想界的衰败情况，写了一大段很感动人的话：“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龚自珍：《尊隐——龚自珍集》，康沛竹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页。）这个社会已经腐烂成为“将萎之华，惨于槁木”。（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页。）他认定当时的社会是一个“衰世”，被传统文化毒害成“衰世”。因此，他大声呼吁：要提高人的思想文化水平——出人才，亦即治疗“病梅”。怎样出人才呢？他没有办法。他只得向老天呼吁：“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出人才。”龚自珍以后出了魏源。魏源的贡献是解决了龚自珍没有解决的问题：如何培养人才？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先进的思想学习。如果说龚自珍提出了问题——人的思想僵化、社会停滞，必须培养人才，那么，魏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思想解放，学习列强的先进知识以培养人才。不是依靠“天公”而是靠自己培养；靠向外国学习先进思想文化，推动社会进步。这是魏源的启蒙作用。接着的问题是：向外国学习先进知识，重点是什么？魏源没有说清楚。稍后洪仁玕发表《资政新篇》，提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向外国学习的方案。可见，洪仁玕十分赞赏魏源的思想，并想在太平天国统治区推行。稍后，我们要提到严复。他提出一个很响亮的口号：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重点则是开民智。他说：三者以“智进为先”。他在《原强》一文中说：“民智者，富强之源”。向西方学习，重点学哪一方面？严复认为首要的是学习西方的哲学，最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思想方法——科学的思维方法，或曰逻辑思维方法。为此，他积极向中国学界介绍和推荐归纳方法和演绎方法。他说：“若问西人后出之新理何以如此之多……其途不过二端，一曰内籒，一曰外籒。”（《西学通门经功用说》，《严侯官文集》，绍兴特别译书局，光绪二十九年。）严复十分强调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必须运用的思想方法。他认为中国旧学之所以多无用者，就在于其推理的大前提是“心成之说”。因此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其首要的一点则是“开民智”。严复已经提出“开民智”，即提高人的思辨精神。因此，他十分强调逻辑思维能力的重大作用，第一次向中国学术界介绍形式逻辑。如果说，魏源提出“师夷”，并没有说清楚向外国学习哪些东西。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也没有指出“关键”——最重要的方面。严复则明白指出：主要的一点是“开民智”——提高人们认识论水平；开民智首要的一点则是学习西方的思想方法。在中国，这是“破天荒”的思想呼吁——继龚自珍以后，严复回答了如何培养人才问题——将培养人才的任务，从天公移到现实世界。严复以后，梁启超提出《新民说》，实际上，《新民》是严复关于“开民智”和“鼓民力”“新民德”思想的概括——只有“开民智”，才能培养出“新民”。从思想启蒙的角度看，我以为梁启超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高度评价了笛卡儿的“怀疑论”学说。梁启超说：“笛卡儿起，谓凡学当以怀疑为首，以一扫前者之旧论，然后别出其所见，谓于疑中求信，其信乃真。此实为千年学界当头棒喝，而放一大光明以待来哲者也。”（梁启超：《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葛懋春、蒋俊远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88页。）在认识论方面，在弘扬思辨精神，解放思想，追求真理方面，笛卡儿的理论观点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在开民智方面，亦即在启蒙方面，在严复的基础之上梁启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梁启超以后，陈独秀进一步提出“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从思想启蒙的角度看，“民主”首先是指“思想民主”，即思想解放，清除旧思想的束缚，寻求新的认识。“科学”首先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即是弘扬人的思辨精神，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使专制主义遗留下来的、压在人民群众思想上的枷锁，得到解放，起到思想启蒙、吸取新知的作用。也只有这样，才能治愈中国人的老病——“病梅”。因此，我感到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思想启蒙有一个发展过程，不是某一位学者个人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的思想活动的结果；第二，启蒙主要是人的思想的启蒙——思辨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因此，我认为，从中国近代历史来看，思想启蒙的过程，主要是由龚自珍、魏源、洪仁玕、严复、梁启超、陈独秀等学者共同努力、逐步完成的。这六位学者都作了贡献，当然，也不能忘记这六位以外的众多学者的贡献。思想启蒙的内容，则应该包括清除旧思想的束缚，树立新思想，即是要逐步解放思想——从皇权主义、专制主义、神权主义以及宗族主义等一系列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逐步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赶上世界潮流。由此，我个人也认为：陈独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口号应该理解为：解放思想——“民主”和弘扬理性——“科学”。以上我举了几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学者的认识，往往是相对真理。在科学研究方面，包括史学研究在内，学者又必须坚持“进化认识论”，即不断地“坚持真理，弘扬真理”；更重要的是：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不断地前进！以上意见，仅仅是个人读书、写作的一点心得体会，一定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敬请读者指正。（作者简介：茅家琦，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太平天国史、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史、台湾史、国民党史及思想史等。） 来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17年第5期，原题为《如何写好博士论文——献给青年史学家的三点意见》 茅家琦：青年学者学风十戒 看到一些学风上的不良现象，甚至个别青年学者自我毁灭了自己的学术前程。有心人不能不目击心伤。现根据所见所闻，书成《学风十戒》，谨求教于青年朋友。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繁荣、出版业繁荣、报刊杂志繁荣，三繁荣带来的结果则是好书好文章叠见。但是，在另一方面，也看到一些学风上的不良现象，甚至个别青年学者自我毁灭了自己的学术前程。有心人不能不目击心伤。现根据所见所闻，书成《学风十戒》，谨求教于青年朋友。 一戒“炒冷饭”，浪费精力与财力。 作者着手撰写一部著作或一篇论文，首先要了解国内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情况——解决了那些问题，还存在那些问题，然后选择作者自己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这就是选题上的“有的放矢”。因此，一本研究著作首先要告诉读者有关问题的研究概况以及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一篇学术论文也必须这样做。人们往往发现学术著作的作者，对海内外这一问题的研究动态若明若暗或一知半解，就抓住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写成著作或论文。看起来洋洋洒洒，其实是“炒冷饭”，甚至还没有炒到这碗饭原有的热度。读者索然无味，作者徒然浪费精力与财力。 二戒论述片面，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就要坚持实事求是。在学术著作或论文中，夸大一点不及其余，或许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其实经不起推敲。前几年有学者说，太平军一役使几百万人伤亡，社会经济也遭受到巨大破坏；太平天国是一场大动乱。从死人及社会经济破坏两点来看，这位先生所说并非不是事实，但他忘记了一个基本问题，即分析清朝道光咸丰时期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事实上，那时的清政府不仅不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政权，而且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农民被迫起来推翻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太平天国起义是“逼上梁山”的，是正义的事业。从这个大背景出发，才能实事求是地了解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按照那位先生的见解类推，历史上像刘邦、朱元璋等等政治家都将和洪秀全一样成为社会大动乱的祸首。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学风。 三戒抄袭他人公开出版的著作。 由于新书出得多，报刊登载的文章多，抄袭他人公开出版的著作成为很容易的事。抄袭者或者会认为：原作者不会看到我的著作。即使原作者看不到抄袭者的著作，但广大读者很容易发现两本著作的雷同之处。即使抄袭者改动几个字，中间少抄几段文字，也不能减少道德上受到的谴责，遑论法律上的责任。 四戒抄袭他人的手稿、打印稿或讲课的内容。 从历史上看，不肖弟子以自己的名义在海外发表教师讲课的内容，并不是个别现象。高校恢复培养研究生制度以后，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为数甚多。有人在这方面动脑筋，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剽窃他人学位论文的精华。因为是未发表的手稿、打印稿，流传量不大，知情者不多，被剽窃者又碍于“情面”，只得忍气吞声。剽窃者也就视为正常之道，一再为之。然而，真象终有大白之日。 五戒别人代笔，用自己的名义发表。 我曾经见过一位“大人物”请自己的下级写成一本著作用自己的名义发表。在这种情况下捉刀者不会公开站出来揭露事件内幕，但他的内心是很不平衡的，茶余饭后与知心朋友聊天，往往发几句牢骚，稍纾郁结。大多数学者亦不愿追问底蕴，但对出书者的个人品德打上了问号。 六戒与他人合作的成果，署自己一人的名字。 一部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往往是作者与若干人共同讨论研究、合作撰写的结果。这种著作在出版时，如果只署作者一人之名，对合作者的名字一无反映，也是不应该的。有人辩解说：这样做是表示文责自负；不提合作者的名字是为了保护他们，避免将来受到“大批判”时连累他们。这位先生没有考虑到：书的荣誉又如何让合作者享受应该享受到的一份呢？何况，万一遇到“大批判”，即使在书上不署合作者的姓名，他们也“在劫难逃”。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事。 七戒别人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作者在书中却无一处提及。 读者不明真相，以为所有原始资料都是作者独自搜集整理的，作者因此得享盛誉，踌躇满志。提供资料者考虑到彼此是老朋友，不便撕破面皮，或忍气吞声，或暗中骂娘而已。 八戒曲解资料、篡改数据以验证自己的论点。 这种学风，在自然科学研究的著作中有，在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的著作中也有。作伪者自以为聪明，其实一经发现，很快就被学术界所抛弃。 九戒注释不规范，转引自他人著作的资料亦不详加注明。 一篇学术论文所引资料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注明出处，使读者易于查对。对作者说，也是对论文负责的态度。对一部专著更应有同样的要求。曾经见过一篇学术论文有一条10多字的资料，在注释中却写道：引自某书“第8-10页”。这就很奇怪了，一条10多字的资料，怎么会占有3个页码的篇幅呢？仔细一查对，原来作者不是直接引自这本书，而是转引自另一本书。在另一本书中，引用这条史料有近千字的内容，近千个字的确占原书3个页码的篇幅。这位作者虽然只引用其中的10多个字，但他没有查原书，不知道这10多个字究竟在第几页，又不愿说明自己没有见过原书，是转引自另一本书的。这样，他只好依样画葫芦，在注释中写上“第8-10页”。这不能不说是学风问题！ 十戒“书评”中的庸俗捧场风。 这种风气形成有其社会原因。评职称、申报奖项等等都需要学术著作的社会反映。但这决不是实事求是的学风。 以上十戒，除第十戒的现象另有思想原因外，其余九戒所提出的现象都由于作者急于求成，也就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浮躁风”。追其思想根源，又不外乎“名”和“利”而已。深盼学术界同仁，大家共同努力，销减这股不正之风，推动学术发展，促进人才成长！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