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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南北议和后，唐绍仪内阁在南北合作的基础之上组建起来，唐氏本人也把调和南北作为自己的基本政策，在政治上表现出某种超然性。北洋派却视其政策有违本派利益，群起而攻之。参议院中的原立宪派势力亦因敌视同盟会而攻唐，致使唐内阁发生动摇。袁世凯从统治的全局出发，采取了维护唐内阁的态度，居间斡旋，也显示出一定的超然性。然而，在王芝祥督直问题上，唐绍仪的调和政策与袁世凯的统一政策发生了矛盾，并最终导致袁、唐关系决裂。由于调和南北政策破产，唐绍仪终于弃职而去，唐内阁亦随之瓦解。唐内阁的解体，意味着统一政策压倒了调和政策，预示了西方式民主政治失败和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复活。 关 键 词：唐绍仪内阁/袁世凯/南北统一 标题注释：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民国政坛上的‘外交系’研究”(15JK1718)。 作者简介：罗毅，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唐绍仪内阁是南北统一后民国首届内阁，学界历来关注较多。但既有的研究多受革命话语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崇唐抑袁”倾向，异口同声地谴责袁世凯为实行独裁，肆意破坏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处心积虑要搞垮唐内阁；对唐绍仪则大加称颂，把他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果实的捍卫者，为了维护约法上的副署权，不惜同袁世凯决裂，脱离北洋集团①。这种说法流传虽广，却忽视了不少重要的历史面相，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通过对若干基本史实的考察和梳理，认为袁世凯逼垮唐内阁之说不能成立；相反，在唐内阁受到多方冲击而动摇时，袁还曾设法予以维护。最后导致袁、唐关系破裂和唐内阁倒台的，亦非守法与违法、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是调和南北与统一中国两种政策之间的冲突。 一 唐绍仪组阁的政策取向 还在南北议和期间，双方的代表就讨论过清帝退位以后，未来新政府的组成人选。1912年1月15日，北方代表唐绍仪、杨士琦与南方代表王宠惠、汪精卫等人在上海唐绍仪寓所开会，拟由袁世凯出任南北统一后民国的大统领，孙中山副之，唐绍仪任内阁总理大臣，黎元洪、陈锦涛、张謇、汤寿潜分别担任海军、度支、农商、邮传各部大臣②。由于未来官制尚不确定，对中央政府各部长官，仍以“大臣”相称。该方案囊括了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三大势力——北洋派、革命派和立宪派。这个名单清楚地显示，南北议和中的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将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理。 唐绍仪膺选民国首任总理绝非偶然。他在辛亥南北议和中担任北方的首席谈判代表，表现出同情革命的态度，竭力推动共和在北方的实现③。对于结束两千余年的君主制度，缔造南北统一的民国，唐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中国能够以和平方式完成辛亥革命，舆论普遍目为奇迹，认为“此唐虞以来生民未有之光荣”④，“曾不数月，竟举数千年之君主国体一变而为民主国体”⑤。唐也因此而声望大增，跻身民国功臣之列。一方面，唐绍仪通过自己的行动把共和制度推向北方，帮助革命势力达到了政治目的；另一方面，此举也为袁世凯取得总统大位，登上民国的权力巅峰，铺就了道路。这使他获得了南北两方面的信任，从而成为组阁的不二人选。 从某种意义上讲，唐绍仪最大的政治资本，得自于调和南北政策的成功，正是这项成就使他当上了总理。袁世凯的属下唐在礼回忆，唐绍仪在担任总理之后，“对南方表现了继续接近”⑥。这并不能视为唐完全站到南方一边，而是说明他继续把调和南北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政策。同时，南北议和的成功也使得唐绍仪相信南北是可以合作“建国”的。蔡元培后来曾对人说，唐绍仪在南京时非常乐观，“大言炎炎，不可一世，觉天下事皆可任宜玩弄”⑦。清帝下诏逊位后，孙中山按照约定，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推荐袁世凯接任，又提出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任后现任总统始行解职、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三项条件⑧。随后，南方派出蔡元培等人组成专使团北上，迎袁南下就职。唐绍仪与专使团同行，2月26日抵达北京，“当夜即入袁总统府中，与袁密商一切”⑨。此时南北双方正就国都地点展开争执。北方主张统一临时政府设在北京，袁世凯在复孙中山的电报中称：“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⑩。南方则针锋相对，力主都城设在南京。黄兴表示，“袁公虽与清廷脱离关系，尚与清帝共处一城。民国政府移就北京，有民军投降之嫌，军队必大鼓噪”(11)。这反映出南北虽在形式上已告统一，但彼此缺乏信任，猜忌甚深，正如当时报上所言，“北则务欲保其固有之雄威，南则不忍坐失已成之大局”(12)。唐绍仪在同袁世凯会谈时，“颇有允认北京建都之意”，但请袁“先赴南京，后再颁行北京建都布告”(13)。汤觉顿在向梁启超报告京津政情的信中，也透露说“唐极主袁南行”(14)。袁世凯向唐绍仪和迎袁专使团表示，愿赴南京就任(15)。不难看出，唐绍仪在定都和袁就职地点问题上，周旋于南北之间。《顺天时报》曾发表一篇评论，称唐绍仪“随同江宁专使相携来燕，即劝总统南行，则唐代表之还京，恰似代表南省奉江宁欢迎之专使也”，“呜呼！唐代表往时代表北省，来时代表南省，一人之身，贤劳如此，然其使命何在？古今行人未尝有如此之变幻不测者也”(16)。这些文字对唐虽不无揶揄之意，却形象地表明，此时的唐正积极扮演着南北间政治掮客的角色。 由于北京兵变的发生，袁世凯南下就职计划中辍(17)。经南北协商，南方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但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须在南京接收政府交代事宜(18)。3月8日，袁世凯致电孙中山，正式提名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电文称：“国基初定，万国具瞻，必须华洋信服、阅历中外者，始足膺斯艰巨，唐君此其选也。”(19)次日，孙中山电复袁世凯，对唐绍仪任国务总理表示“极赞成”，并代咨送参议院(20)。3月11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投票表决，以17票对4票的多数通过(21)。袁世凯随即发布命令，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22)。 在组阁过程中，最具实权的陆军总长一职成为南北争夺的焦点。袁世凯提名段祺瑞为陆军总长，遭到南京临时参议院反对，“拟俟袁总统改用黄兴为陆军总长，然后承认云”。此举得到了南方军界的大力支持，粤籍军人刘毅、朱先悴联合各军致书参议院，不承认段祺瑞为陆军总长，要求改任黄兴(23)。唐绍仪在此问题上，是赞同南方主张的。孙中山在写给章太炎的一封信中披露：“清帝未宣布退位之前，季新、少川曾私约克仍掌陆军或参谋。”(24)季新、少川和克(强)分别是汪精卫、唐绍仪、黄兴的字。这表明，唐绍仪在南北议和期间，就已考虑由黄兴出任未来的陆军总长。不过，唐的这种态度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他站在南方一边，反对北方。就当时南北两方军事实力对比而言，无疑是北强于南(25)。因此，由南方革命派人士掌管南北统一后中央政府的陆军部，是平衡南北的一种手段。由于北方军界和社会各界强烈反对，唐绍仪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同意由段祺瑞出任陆军总长，但作为交换，他又支持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提议，以南方阵营人物担任北方三省都督，即“以柏文蔚为山东都督，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某某为河南都督，力求照此发表”(26)。 经南北双方商议，敲定阁员名单如下：外交总长陆徵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总长陈其美、农林总长宋教仁、交通总长梁如浩(27)。该名单由唐绍仪携往南京，交临时参议院审批。3月29日，经议员们投票表决，除梁如浩外，其余均获通过。议员中有人建议由唐绍仪本人暂兼交通总长(28)。次日，袁世凯即据此发布大总统令，予以正式任命(29)。就在同一天，唐绍仪在南京临时政府为其举行的宴会上，由孙中山主盟，黄兴、蔡元培作介绍人，起立宣誓加入同盟会。唐入同盟会，是孙、袁之间早已商量好的(30)。由于袁世凯和唐绍仪均属北洋派，此举显然是为了在总统、总理两巨头间制造某种南北平衡。而唐于内阁成立后才履行入会手续，这旨在表明唐并非以同盟会员的身份组阁。显而易见，唐内阁是一个南北各派与各界人士的混合内阁。唐绍仪出身北洋派而加入同盟会，象征着他调和南北的政治方针。当时的舆论将此称之为“含宏主义”，即“融各党于一炉而冶之”(31)。在这个意义上讲，唐的政治立场有一定的超然性。 唐绍仪为了平息南方对让出陆军总长一职的不满，还同意阁员及参议员北上时“随带军队一万人，以为护卫”。此举引起北方军人的集体抗议，冯国璋、段祺瑞、姜桂题等数十位北军将领联名通电，称“国务员北来，北方军界力任保护之责，若必携带重兵，则是有心猜忌，北方军人万难忍受”(32)。在此之前，北京兵变发生时，南京临时政府就曾准备派兵北上。孙中山为此解释道，“今日之事，当以平乱为第一义”(33)。黄兴致电袁世凯，提议南军北调：“移南方业已编成之军填扎北省。在南方可节饷需，在北方得资保卫。”(34)对此，北京各团体公开通电反对：“勿劳大军北来，恐秩序甫定之时，人心复生惊疑。”(35)不难看出，南方一再借“平乱”“保卫”等名目，企图将革命派势力伸展到北方。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次长蒋作宾透露，同盟会领导人曾商定，“南京、武汉、北京三点，须由吾党确实占据，民国始有保障”(36)。唐绍仪支持阁员带兵北上，是为了推行融合南北的政策，与革命派单纯想扩张武力于北方有所不同。然而，唐绍仪此一做法极易被北洋派视为助南祸北之举，其调和南北的隐衷得不到谅解。唐内阁成立后迟迟不能北上，稽延达半个月之久，此事亦系一因。袁世凯对此极为焦虑，在京集议办法，表示“国家危急已至如此，而国务诸公尚多猜疑，必欲拥兵北上，外则贻笑友邦，内则徒生意见”，并发电催促阁员尽快动身，其他方面电报也有数百通(37)。在袁世凯和北方各界一再电催之下，唐绍仪及各国务员只得表示，“准期二十一日可以抵京，并不带兵随护”(3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