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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袁世凯对唐内阁的维护 1912年4月19日，唐绍仪抵达天津，次日到京，随行的只有教育总长蔡元培和农林总长宋教仁及部员数十人(39)。此时，外交总长陆徵祥尚在驻俄公使任上，其职务由胡惟德暂署(40)。加上此前就一直在京的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共有6位阁员在京。唐内阁遂于4月21日上午10时在总统府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所议重要事项为：宣布国务院成立命令，各部组织办法，任用各部司官办法(41)。自此，唐内阁正式投入运作。阁员定于每周二、四、六在国务院开会，每周一、三、五、日在总统府开会，每日下午则各治本部事务(42)。 唐内阁移京办事后，总理唐绍仪首先遭到来自同派——北洋派的攻击和排挤。由于唐绍仪此前加入了同盟会，并赞同阁员带兵北上，京城“最有权力之某员”指责唐“专事献媚同盟会，行动离奇”，还在军界统一会等军人团体中煽动反唐情绪(43)。同时，唐绍仪支持南方阵营人士担任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都督，也引起该三省现任都督的不满。他们发电弹劾唐绍仪，称其“依势附利，借同盟会为奥援，植党营私，扼交通部为利薮，不顾大局，但徇私情，遇事依违，因循误国”(44)。受此影响，竟有传闻唐氏总理之位将不保，继任者为孙宝琦或梁士诒(45)。这类传言并不表示唐真的要倒台，而是说明唐已失去北方军界的信任，其地位开始动摇。 接下来，更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唐绍仪和内务总长赵秉钧之间。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改变治边政策，以“五族共和”和“内政统一”为名，试图消除内地和边疆在政治上的差异，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即“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为此，裁撤理藩部，其事务划归内务部管辖(46)。赵秉钧调用旧理藩部司员数十人到内务部新设的蒙藏事务处任职，而唐绍仪却想多用南方人员，少用旧人。赵秉钧因久掌民政，内务部熟人颇多，感到左右为难。内务部旧司员闻此消息，全体辞职，以保全面子，导致内务部工作陷入瘫痪状态(47)。唐绍仪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有意偏袒南方，而是秉持其一贯的融合南北政策行事。赵秉钧面对如此情形，遂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受到袁的慰留(48)。 在5月1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袁世凯发言称：“我国共和创造伊始，止同心协力、匡救时艰之日，岂可互生意见，致妨政治统一。”(49)这话显然是针对唐、赵关系而发，意在调停。但袁的调停未能奏效，没过多久，赵秉钧又亲至总统府见袁，再次提出辞职，声称自己“于新政知识毫无所得，万勿以秉钧一人，遗误民国要政，情愿放归田里，作一民国公民”，袁仍极力慰留(50)。唐、赵冲突决非孤立事件，它实际上是唐绍仪与整个北洋派关系的缩影。赵秉钧的态度，集中反映了北洋派对唐绍仪将南方势力引入北方的不满情绪。在唐、赵冲突中，袁世凯并非像过去的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支持赵秉钧同唐绍仪对抗，拆总理的台(51)，而是表现出一定的超然态度，对二人关系进行调解。袁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是因为对身为大总统的袁来说，维持内阁的团结，符合他的利益。袁曾对人说，“总理易人，则国务院必须全体解散，方兹大局危迫，更张殊觉不妥，且将来新人物欲一一得参议院之同意，于情势亦多窒碍”(52)。民国成立伊始，内外形势极为严峻：对内要遣散辛亥革命中产生的大量军队，消除地方上的军人跋扈现象，树立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对外要同英、俄两国进行交涉，设法解决西藏、外蒙分离主义运动带来的严重边患。如果新内阁因阁员之间不能合作而走向解体，导致政府无法正常施政，就会影响内政外交的大局，从而连带影响总统的政治地位。 唐绍仪在失去同派的信任和支持后，又受到来自异党的猛烈攻击。中国的财政，自清末以来，就靠借外债以维持。经过辛亥年的战乱，军费激增，“光复未及百日，而军队满地，兵饷丘山”(53)，中央财政更是雪上加霜。据唐绍仪在南京临时参议院发表政见时所称，“今年岁出岁入比较，计短八千余万”(54)。面对此种困难情形，除了举借外债，别无救急之策。由于与银行团的谈判进展缓慢，唐绍仪不待新内阁成立，便于3月16日同华比银行单独签订借款100万英镑合同，以应急需。此举招致银行团的抗议，因前清度支部的主管官员早已承诺，在未来大宗政治借款上将优先考虑银行团(55)。5月初，六国公使提出借款条件：除退还续借比款外，还需监督借款用途(56)。据说，此项要求肇因于唐绍仪此前赴南方“共用银五百万，并无簿记可凭”，失去外交信用，故银行团“以中国财政前途如此危险，坚持非监督财政，决不滥予巨款”(57)。唐绍仪拒绝了监督借款用途的要求，并表示，如果借款不成，将向国内绅富劝募公债(58)。借款谈判陷入僵局。5月5日，唐主持召开内阁会议，“拟办公债，暂时发行不换纸币，以济眉急”(59)。随后，唐通告银行团，借款交涉一事由新到京的财政总长熊希龄接办(60)。 唐绍仪同银行团之间的冲突，给参议院攻击政府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一些参议员以“借款滥用”为由，对唐绍仪进行声讨(61)。5月6日，袁世凯在同新当选的参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和汤化龙谈话时说：“唐总理拟行勒捐及不换纸币，仆不谓然，苟行其说，全国骚然，危亡立见。”接着又委婉地为唐绍仪辩护道，“其实唐总理人极明达，前言亦一时愤激之谈，未必有实行之意”。对此，吴、汤二人表示，“唐总理于外交界夙有声誉，此次似于外交上颇露失败之象，至于勒捐及发行不换纸币，极其弊害，诚如大总统之论”(62)。可见，袁世凯在设法缓和参议院对唐绍仪的不满情绪。 熊希龄在接手大借款谈判后，形势有所改善，银行团方面的条件也有松动。根据熊的建议，银行团同意不再派员监督财政，改设借款管理员，“中外各派一员，会同监理用途”(63)。5月15日，议妥第一批借款1000万英镑，后批借款约4000万英镑，允即交银300万两，“监理借款用途一节，依照前议，由华洋人员合办”(64)。熊希龄于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借款交涉上取得进展，并达成协议，外交团盛赞其“为新政府大有希望之人物”(65)，这反过来印证唐绍仪确已失去外人的信任。 5月20日，参议院召开秘密会议，内阁总理及各部总长均到场。唐绍仪在会上受到众多议员的诘责，其中张伯烈“大声疾呼、诘问最力”，唐本人则“理曲词穷，无可答复”。财政总长熊希龄不忍坐视，甘冒越俎代庖之嫌，要求发言，为唐辩护。参议员李国珍“登台演说，侃侃而谈”，指责唐绍仪“实陷吾国外交上之地位于一败涂地，非徒唐总理一身之辱，实致吾民国将为埃及之恶因”(66)。在参议院的这番经历，对唐绍仪刺激极大。唐事后对人讲，“吾生平未经如此之蹧蹋，再到参议院者，必非人类”(67)。面对行政首脑同立法机构之间关系恶化，袁世凯致函各政党：“参议院及外间人士对于唐总理为种种之论议，意欲参劾之。然今方国事多难，唐总理若辞职，内阁必将瓦解，大局立即糜烂，民国前途可危。予亦不堪重任，应即辞职。”(68)与过去扮演和事佬的角色相比，这一次袁世凯直接表明了力挺唐绍仪的态度，甚至不惜以辞职相威胁，这也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总统与总理利害与共。 参议院中借外交问题攻唐的，多为共和党籍议员，张伯烈、李国珍均系共和党人。共和党是以原立宪派人士为中心组成的政党。立宪派因对清廷统治失望而成为革命派反清斗争的同路人，但双方的宗旨分歧并未因此消融。立宪派人物多出自士绅阶层，他们热爱秩序，害怕暴力蔓延，对政治激进主义怀有本能的恐惧，故在思想上更接近北洋派而不是革命派。早在武昌起义前，江浙立宪派领袖张謇就已转向拥袁(69)。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张謇、汤寿潜等人虽被任命为内阁总长，但对政事表现消极，“仅一度就职，参列各部会议，即离宁住居上海租界”(70)。立宪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政治上另有他图。清帝退位后，尚在海外的梁启超致书袁世凯，替袁出谋划策，建议他“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这里的“彼”指革命派，而“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71)。立宪派对革命派的态度可见一斑。南京临时参议院主要由独立各省都督委派代表组成，基本上掌握在革命派手中。这种情况引起了原立宪派控制的各省议会的不满，在他们的压力下，临时参议院进行了改选和补选，后迁往北京。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形成了同盟会、共和党和统一共和党三足鼎立之势，“共和党与同盟会相对待，而统一共和党则出入于二党之间，自成为第三党”(72)。改选后的参议院，原立宪派势力大增，开始挑战既有的权力格局。共和党先是与统一共和党联手，将同盟会籍的议长林森赶下台，由两党瓜分正、副议长席位，现在又以借款失败为由，攻击唐绍仪。由于唐绍仪是同盟会籍，攻唐意在攻击同盟会。 同盟会方面亦不甘示弱。5月24日，黄兴借外交问题发难，通电指责熊希龄与银行团签订的垫款合同“损失国权处极多”，且“违法专断，先行签约，悍然不顾”(73)。次日，熊希龄特复黄兴一电，为自己辩解：“此种借款条件，实非龄所情愿，实逼处此，无可奈何！”“至于事实原委，则国务员全体赞成，参议院亦先商及。”(74)平心而论，在借款条件方面，熊希龄已经尽力，而且确实也有所进步。黄兴攻击熊希龄，并非对熊个人有何意见，两人本是同乡，又系至交；民国财政极端困难，舍借款外另无他方，黄兴又岂能不知？就在此前不久，黄兴还曾有一电给熊希龄：“已悉借款为难情形。公艰苦卓绝，不辞劳怨，稍知大局者皆当曲谅，何恶名之有？”(75)前后不过一周时间，黄兴对熊希龄的态度就有了天壤之别，可见这完全是党派斗争的需要。熊是共和党员，黄所以攻熊，是为了打击共和党。然而，攻熊的借口是借款失败、丧权辱国，在这个问题上，却同样无法为唐绍仪辩护。因此，以黄兴为代表的同盟会方面只能消极地攻击敌党，无法积极地力挺唐绍仪。唐从同盟会方面获得的支持十分有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