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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袁、唐决裂与内阁瓦解 北洋派的排挤，参议院的攻击，外交团的不信任，以及同盟会不能提供有力的支持，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动摇着唐绍仪的总理地位，削弱了唐内阁的政治基础。以至外间传说纷纭，“内阁有朝不保暮之势”(76)。恰逢此时，外交总长陆徵祥从欧洲归国，“到津数日，尚未来京”(77)。陆的这种态度，表明他对现任内阁没有信心，意存观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内阁已岌岌可危。不过，上述这些因素还不足以使唐绍仪去职，因为他还拥有总统袁世凯的支持。无论是对于唐和北洋派的龃龉，还是唐与参议院的冲突，袁都从中调解，设法平息。当唐露出辞职意向时，袁还竭力慰留，劝唐“勿争意气”“既处其地位，即不能不负其责任”(78)。这说明袁一直是想维持唐内阁的。然而，在直隶都督的任用问题上，袁、唐之间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早在3月15日，袁世凯就发布命令，将北方各省督抚一律改称都督，以示同南方一致(79)。并于同日任命张锡銮署直隶都督(80)。3月20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转达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吴景濂、谷钟秀、彭占元、李鎜、刘星南等人的意见，要求“都督必须由本省人民公举”，直隶谘议局已“公举”驻宁第三军军长、广西副都督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请袁下令委任(81)。王芝祥是直隶通州人，清末在广西为官，辛亥革命时倒向革命阵营，出任广西副都督，属于革命派中的温和派。举王为直督，是南京临时参议院一些议员，由直隶籍参议员谷钟秀居中牵线，联络直隶谘议局所为。很显然，南方企图以“公举”都督的名义，剥夺袁世凯对北方各省都督的任命权，其目的是要将南方势力嵌入北方各省，首先是要伸进北京政府统治的核心地带——直隶地区。唐绍仪从维持南北实力均衡出发，赞同王芝祥督直的提议。他致电袁世凯，称：“准参议院咨文及各处函电，皆谓本省都督应先由人民公举，再由大总统委任。王芝祥既经直人举为都督，应请速予发表。”(82)对此，袁世凯复电表示“万难承认”，还激动地说：“兄老矣，生死不足计。倘使大局从此糜烂，谁执其咎。”(83)这番话当然反映了袁的真实想法，不过，这只是袁私下对唐的表态；在公开场合，袁既未正式表示反对，也未发布王芝祥督直的命令，等于将此事搁置了下来。 4月19日，谷钟秀、王法勤、王观铭等直隶名流致电袁世凯，催促他迅速发表王芝祥督直命令：“直隶都督事，据顺直谘议局议长阎凤阁称，已蒙面允委任王君芝祥……惟至今委任状未下，不知是何用意，岂大总统面允后忽有二三宵小荧惑，又欲中变耶？”(84)此电口气异常强硬，几乎是在质问袁。该电提到，袁曾向直隶谘议局议长阎凤阁“面允”过委任王芝祥。鉴于这是谷钟秀等人的一面之词，袁是否真的“面允”过此事，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袁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对阎凤阁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致使阎误认为袁已“面允”，或者阎故意夸大其词，对外声称袁已“面允”(85)。不论是哪种情况，都反映了袁想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避免就此事同南方及直隶地方派摊牌和决裂。 5月5日，唐绍仪就委任直督一事致电黄兴，称袁世凯对王芝祥“极意倚重”，之所以迟迟未予任命，是因为担心过早宣布会导致“旧任急于求去，地方无人镇慑，人心易致动摇”，并信誓旦旦地保证“铁老(按，王芝祥字铁珊)一到京，即行发表，望催促北来”(86)。以袁世凯在此事上的一贯态度来看，他不可能答应唐绍仪委任王芝祥为直督。据时任总统府和国务院英文秘书的顾维钧回忆，大约在4月底5月初，袁、唐二人曾当着他的面谈论过委派直隶都督的事，但“讨论显然没有取得结论”(87)。因此，唐绍仪很可能是向黄兴佯称袁已承诺委任王，以使王早日来京，然后再设法迫袁任命。 至此可以看出，围绕直隶都督的选任问题，在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南方革命势力、直隶地方势力四方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直督问题的实质是：南方想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直隶；直隶谘议局则想要扩大自身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影响力；袁世凯想要确保其对直隶的控制权；而唐绍仪则想调和南北以维持政治平衡。在这里，直隶谘议局的态度最为微妙。这个以直隶当地立宪派人士为主体的机构，在政治上是拥袁的。袁在前清任直隶总督时，率先在直隶试办地方自治，赢得了立宪派的好感。清帝退位后，直隶谘议局曾通电拥戴袁世凯为大总统：“共和诏下，中国再造，我公声色不惊，能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丰功伟烈，方之中外，无有伦比。”(88)但直隶谘议局在拥袁的同时，又想扩大自治权，不欲完全受制于袁，在直督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王芝祥虽曾附和革命，毕竟出身前清官僚，是直隶士绅可以接受的人物。不论是直隶谘议局还是南京参议院，都需要通过王芝祥督直，才能达到目的。而王芝祥督直这件事，则唯有假手唐绍仪去推动袁世凯，才能实现。这样一来，矛盾的焦点便集中到袁、唐两人的关系上了。 唐绍仪之所以极力促成王芝祥督直，乃是其一贯的调和南北政策使然。本来，调和南北也是为袁世凯所赞同的。1912年2月13日，清帝刚一退位，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就致电梁启超，“项城急于融洽党派，曾电季直疏通，且亟申延揽兄，季深韪之”(89)。所谓“融洽党派”，其实就是调和南北的另一种说法。该电透露，袁世凯为了调和南北，曾经请立宪派首领张謇出力，还想笼络梁启超，张謇对此深以为然。但是，对袁世凯来说，相较于调和南北，更重要的是统一全国。反过来讲，唐绍仪也并非不赞成统一全国的政策。5月13日，唐在参议院宣布政见时说：“军民分治，黎副总统倡议于前，大总统赞成于后，绍仪等按之东西各国，皆持此法以为治，行之久远，因进于强盛之域，我民国自当引为导师。绍仪等拟本军民分治之意，期渐举行政统一之实，因时因势因地，施合宜之地方制度。”(90)唐绍仪在这里强调了要通过“军民分治”来实现“行政统一”。不过，与袁世凯不同的是，唐绍仪把调和南北看得更重。调和南北与统一全国之间，也存在某种一致性：南北要是不和，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的统一。但这二者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一致的：为了调和南北，可能会牺牲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这一点恰好在直督选任问题上集中地体现了出来。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中国远远没有达到统一。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注意到，北京政府“名义上控制着20个省份，这些省份由都督们统治，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服从程度是大有疑问的”(91)。事实上，当时的国家权力处于碎片化状态。民初中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为此，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首先是要建立北京政府对全国的有效统治。袁世凯之所以想要确保对直隶省的控制，正是从统一全国的政治高度出发，并非单从直隶一省着眼。此时，北方其他省份也出现了和直隶类似的情况，“袁总统所委任北省各都督，已到任者既为绅民所反对，未到任者又为绅民不承认，均欲自举都督，请总统另加委任”(92)。在这种情况下，袁如果在直督问题上松口，就会失去对整个北方的控制。反过来讲，只有确保对直隶省的控制权，才能确保对其他北方各省的控制权，进而才能够建立起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直督问题因而具有了全局意义。 武昌起义发生后，南方各省大都经历了程度不同的“革命”行动，推翻了清王朝委任的督抚，由各省谘议局或地方团体推举出新的军政府都督。北方各省则与此不同，受到革命的冲击较小，是以“和议”方式被纳入共和轨道的，因此，北方各省都督是由前清督抚更名而来，在产生方式上则一仍其旧，由中央政府任命。袁世凯正是据此任命了数位北方省份的都督。除直隶外，尚有甘肃、山西、河南、山东等省。袁在答复国民共进会的信函中表示，都督一职本属临时性质，“今南之听其地方公举，与北之仍由中央委任，皆为维持现状，不欲以纷更而生枝节。各守旧规，以待新制，未尝有成见于其间”，况都督为军职，“世界通例，未有以军官而从民选者。今之都督既非民政长官，若听由民选，军人能否服从？”(93)委婉地表达了不赞成都督民选的意思。袁还断然否决了河南一些当地人士推举他的六弟袁世彤为河南都督的提议，并严斥之为“少数人民自称代表，擅举都督”(94)。作为李鸿章死后中国最大的洋务派，袁世凯始终追求富国强兵，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建立强大有力的中央政府。因此，袁在政治体制的选择上是倾向集权的。但是他也认识到要实现富国强兵，某种程度和形式的宪政也为中国所必需。还在清帝退位前，时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欲竭其全力，建设一文明强健之中央政府，以救正各省分裂之祸”(95)。这里的“文明”可以理解为在政治上学习西方，而“强健”即指中央集权，反映了他融宪政主义与集权主义于一体的统治思路。但总的说来，在袁心中，集权主义是第一位的，宪政主义是第二位的。 5月底，王芝祥抵达北京(96)。因有唐绍仪承诺在先，王氏此来，是准备接受直隶都督一职的。然而，此事立即遭到直隶各军公开通电反对。袁世凯令国务院严电申斥军人干政，称“该镇等所陈王芝祥不宜督直之理由，殊越军人之分际。本大总统迭经通令，不许军人干涉政治”等。但与此同时，袁又对直隶地方舆论采取了压制措施。王芝祥来京后，天津各团体和保定绅商学界加紧了拥戴王为直督的活动，袁世凯通令声明“都督统辖文武，责任重大，任免之权，理宜操自中央”，不能“听本省人民随意迎拒”，要求直隶地方当局“剀切劝导，俾喻此意”(97)。在答复部分参议员质询时，袁世凯更援引临时约法支持自己的观点：“大总统除国务员须参议院同意外，有任命文武官吏之权……则都督自应由大总统任命，无论何人不得干预。”(98)不难看出，在直督问题上，直隶士绅所争，为自治权，袁世凯所争，为统治权。此电实际上等于袁世凯公开表态拒绝委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同时，开始传出袁“拟令王芝祥为督办整理南京军队事务”的消息(99)。鉴于袁世凯的态度骤然变得强硬，唐绍仪试图退让，提出用吉林都督交换直隶都督的变通办法，派王芝祥去东北担任吉督(100)。但袁依旧不肯赞成。袁的这种态度恰好说明他考虑的并非一省一地之利害关系，而是中央政府对地方长官的任命权。财政总长熊希龄见袁、唐关系行将决裂，企图进行调解，在6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建议，让王芝祥入阁担任交通总长(101)。熊的方案与唐不同，是用中央官交换地方官，但唐“坚执不肯通融”(102)。唐之所以不同意熊的方案，是因为内阁中已有数名革命派阁员，让王入阁，起不到平衡南北的作用。袁世凯也和唐绍仪一样固执己见，坚持要让王芝祥返回南方去任职。由于唐绍仪拒绝在委派王芝祥为“督办南京军队整理事宜”的命令上副署，该命令没有正式公布(103)，我们只能从王氏离京的时间去推断袁世凯下令的时间。6月20日，袁世凯与人谈及王芝祥“原定十四日起程，后予留其多延一日，及十五日，余饬人前往接洽事件，则王君已出京矣”(104)。由此可知，派遣王南下的命令不迟于6月14日下达。次日清晨，唐绍仪即不辞而别，离开北京，乘火车前往天津(105)。 唐绍仪弃职后，袁世凯立刻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赶赴天津，劝唐回京(106)。但唐“不允返京”(107)。袁之所以派梁前去，是因为梁、唐二人不仅系广东同乡，而且梁也是通过唐的介绍，才加入北洋集团的。可以说，两人论公谊私交，关系都非比寻常。因此，唐绍仪对前来劝说的梁士诒讲了一通肺腑之言：“我与项城交谊，君所深知。但观察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国民党合作不可。然三月以来，审机度势，恐将来终于事与愿违，故不如及早为计也。国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义哉！”(108)这番话点明了唐绍仪调和南北与袁世凯统一全国的政策冲突，也道出了唐突然弃职的真实原因，即他希望袁“诚心与国民党合作”，然而却“事与愿违”，实际上就是指调和南北政策的破产。唐在直督问题上未能贯彻自己的意志，意味着这项政策遭到挫败，他作为内阁总理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 唐绍仪离京之后，同盟会本部发表声明，称赞“唐之此举，不徒拥护共和、尊重信义、服从党见之点”，其“态度之严正果决，方之东西大政治家实无愧色”(109)。但除同盟会外，其他方面多无好评。共和党通电指斥唐“蔑视职守，自无回任之理”(110)。外交团在获悉此事后，“无何等之骇怪，其神情甚为淡漠”(111)。某英国要人与袁世凯晤面时，更直截了当指出：“中华民国成立伊始，第一次总理如此不负责任，大失外交界之信用，唐氏不去，信用不易恢复。”(112)鉴于共和党是同盟会的敌党，而唐又早已失去外人信任，他们采取这种态度是不足为怪的。不过，由于唐绍仪是以一种非正常方式离职的，这就给舆论的攻击留下了把柄。唐离京的头一天晚上，内阁会议结束后，国务院附近忽然响起枪声，绵延至午夜，国务院内也有卫兵在酒醉后误放枪。次日一大早，唐即匆匆赶往天津。事后查明，国务院附近枪声系麦田守护者鸣枪驱贼(113)。坊间因而盛传唐绍仪弃职原因是为枪声所惊吓，惧怕遭到谋杀。故唐氏此举，在当时恶评如潮，被视为潜逃行为。《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称唐“正在受精神崩溃的折磨”，患上了“迫害妄想症”(114)。国内报纸也对唐极尽嘲讽之能事：“唐总理之潜逃，乃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矣。”(115)甚至还有消息说，唐在六国饭店勾搭上一西妇，系德国某医生之遗孀，“近有外人知其事者，将与唐寻衅，唐大惧乃逃”(116)。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此时还远未形成后来那种“扬唐抑袁”的话语。潜逃者形象的形成，与枪声事件的发生和唐氏离京的方式有直接关系。其实，与其说国务院的枪声导致了唐的出走，还不如说给了唐一个脱身的机会。 袁世凯在得知唐绍仪去意已决后，于6月17日发布命令，以唐绍仪请病假名义，“着给假五日”，由外交总长陆徵祥暂代国务总理职务(117)。病假之说，是为了缓冲唐弃职在政治上带来的冲击。随后，同盟会籍阁员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118)四人商定，在唐绍仪假满辞职之日，即联袂辞职出阁。对此，袁世凯竭力予以挽留，由梁士诒居间奔走，做说服工作。而后又通过刘冠雄、陆徵祥、章太炎、赵秉钧等人代为劝说，但四总长仍不肯留任(119)。可见，袁虽然准了唐的辞职，却仍想把同盟会阁员留在新内阁中。由于直督问题已表明了调和南北政策的失败，故而袁氏此举，就仅仅是为了笼络南方以支撑门面，维持南北合作的表象罢了。革命派曾企图借唐绍仪的调和南北政策，扩张势力于北方，然而却在直督问题上受阻。同盟会内部在经过一番争论后，决定“以政党内阁为号召，在选举时争胜”(120)。意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暂时不过问北京政治，专心于党的组织建设，通过不久之后的正式国会选举，来问鼎中央政权。这便是同盟会籍阁员在唐绍仪解职之后，坚决要退出内阁的原因。7月14日，袁世凯“令准”四人辞去总长之职，并于两日后宣布“所有各该部部务，着各该部次长暂行代理”(121)。唐内阁至此瓦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