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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唐绍仪内阁作为民国第一届内阁，其政治生命如昙花一现，甚为短暂，总共存在时间不超过4个月，实际运作时间更短，从1912年4月21日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到6月15日唐绍仪弃职而去，共计不到两个月。南北统一后的民国首届内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走向瓦解，给民国历史罩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唐内阁是南北议和的产物，而南北议和在当时被看作政治成功的典范，唐绍仪本人也踌躇满志，以调和南北自任。然而从一开始，唐内阁的运行就步履维艰。南北通过和谈方式完成统一、实现共和，并不代表南北间的政治对立和分歧已经消除。南北对立不是地域意义上的对立，而是北洋派与革命派两种异质政治力量的对立。就历史渊源而言，北洋派是从前清体制中分化出来的，这个政治集团一方面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坚；另一方面它同旧的制度、思想和习惯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又具有保守性，是保守的改革主义者。革命派则起源于海外华人社会，以青年知识分子和会党势力为中心，以推翻清廷统治为职志，具有明显的反体制取向，激进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二者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感和亲和性，难以凝聚政治共识，实现有效的合作。立宪派则介乎其中，兼具体制内和反体制两种特点，既有政治改革的诉求，又有对政治秩序的渴望，很自然地与北洋派相结合，共同排斥革命派。在这样的政治格局当中，唐绍仪调和南北的政策既受到北洋派的敌视，也得不到立宪派的支持。唐绍仪与赵秉钧的不和，及同参议院的冲突，均是其具体表现。 对唐内阁的致命打击来自袁世凯和唐绍仪之间的冲突。袁、唐二人在王芝祥督直问题上发生了正面碰撞，并无法妥协。袁、唐之争，究其实质，并非破坏约法与维护约法之争，而是统一全国与调和南北之争。唐绍仪出身北洋派，是袁世凯多年的亲信和好友，他能够超越狭隘的北洋利益，把调和南北作为自己的基本政策，与他辛亥南北议和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袁世凯是北洋派的领袖，同时也是民国的总统，因此他在考虑和处理问题的时候，亦有从全国大局出发，超越北洋派系利益的一面。当唐绍仪同赵秉钧发生冲突并受到参议院攻击时，袁设法从中调解，维持唐内阁，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样，唐与袁在政治上就具有了某种一致性，即都有超越党派利益的超然性。不过，唐之注意力专在融合南北，热衷于在南北之间搞平衡，袁则高屋建瓴，着眼于建立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两者之间难免发生矛盾。表现在直督问题上，即袁要确保他对地方长官的任免权，而唐则要兑现他对南方的承诺，维持南北均势。唐之所以决然去职，根本原因不在于维护约法上的副署权，而是调和南北政策破产，导致其政治资本丧失殆尽，不得不一走了之。在这种情况下，唐若选择继续留在总理任上，只能成为袁推行统一政策的工具，即不啻沦为总统的政治傀儡，这是个性强烈的唐绍仪无论如何不愿为之的。 质而言之，唐绍仪内阁的解体，意味着调和南北政策的顿挫，统一政策压倒了调和政策，埋下了“二次革命”的伏线，预示了西方式民主政治失败和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复活。 ①民国时期历史学家李剑农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即执此说，书中写道：“唐的头脑比较清新，不若其他的北洋官僚，只知有私党，不知有公责；虽然与袁关系很深，要他作袁个人的走狗，袁就认错了他了。他虽然也不是同盟会的元老党员，但他既居在内阁总理负责任的地位，要他放弃责任以内的权力，也是决不肯的。”(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2页)。李剑农的看法多采自谷钟秀撰写的《中华民国开国史》，因而具有浓厚的革命史叙事色彩。百年来的海内外研究，受此影响甚深，对唐绍仪内阁的叙述均不脱此窠臼。相关论文见苏苑：《论唐绍仪在创建民国中的作用》，《暨南学报》1992年第1期，第61～69页；姚琦：《唐绍仪内阁述评》，《贵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84～90页；李吉奎：《论民元唐绍仪内阁》，《学术研究》2013年第2期，第105～113页；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内阁》，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四辑·民初政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31～168页；等等。相关论著见朱宗震：《民国初年政坛风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焕宗：《唐绍仪与清末民国政府》，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杨凡逸：《折冲内外：唐绍仪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外交：1882-1938》，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 ②《新政府组织案纪闻》，《申报》，1912年1月26日，第3版。 ③关于唐绍仪在南北议和中的表现，参见丁贤俊、陈铮：《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31～141页。 ④《勖哉新共和之国民》，《申报》，1912年2月21日，第1版。 ⑤《释民主国民之地位》，《申报》，1912年2月25日，第1版。 ⑥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⑦《总理出亡后之政海潮》，《申报》，1912年6月25日，第2版。 ⑧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56页。 ⑨《纪南京代表行抵北京之盛况》，《申报》，1912年2月28日，第2版。 ⑩《袁世凯覆孙总统电》，《申报》，1912年2月21日，第3版。 (11)《复庄蕴宽李书城书》(1912年2月24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0页。 (12)《去争篇(续)》，《申报》，1912年2月26日，第1版。 (13)《袁总统与唐使之会谈》，《顺天时报》，1912年2月28日，第7版。 (1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4页。 (15)《再纪代表抵京后情形》，《申报》，1912年2月29日，第2版。 (16)《唐专使之为南北省代表》，《顺天时报》，1912年3月1日，第2版。 (17)有关此事详情，参见尚小明：《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史学集刊》2013年第1期，第3～25页。 (18)《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3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7～198页。 (19)《咨参议院请议决袁世凯拟派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文》(1912年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98页。 (20)《复袁世凯电》(1912年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01页。 (21)李强选编：《北洋时期国会会议记录汇编》第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130页。 (22)《新总统之新令》，《申报》，1912年3月16日，第2版。 (23)《新内阁人员之纷议》，《申报》，1912年3月17日，第2版。 (24)《复章太炎函》(1912年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1页。 (25)据熊希龄武昌起义后的观察，南方军队“兵非久练，其力仍不及北方”[《有虑时局致赵凤昌函》(1911年11月11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2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页]。 (26)《袁总统以去就争自举都督》，《申报》，1912年4月13日，第2版。 (27)《专电》，《申报》，1912年3月31日，第1版。 (28)《记参议院表决国务员》，《申报》，1912年4月1日，第2版。 (29)《大总统命令》，《申报》，1912年4月1日，第1版。唐绍仪在兼任交通总长后不久，由其姪婿、曾在京汉和京奉铁路局任职的职业外交官施肇基出任交通总长(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8页)。 (30)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31、458页。 (31)《新内阁之内幕》，《申报》，1912年4月12日，第2版。 (32)《北方各界力阻南军》，《申报》，1912年4月13日，第2版。 (3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71页。 (34)《致袁世凯等电》(1912年3月11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40页。 (35)《北京各团体电阻南军北上》，《申报》，1912年3月14日，第2版。 (36)蒋作宾：《蒋作宾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37)《盼望国务员到京之迫切》，《申报》，1912年4月16日，第3版。 (38)《专电》，《申报》，1912年4月16日，第1版。 (39)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05页。 (40)《大总统命令》，《申报》，1912年4月1日，第1版。 (41)《国务院成立之手续》，《申报》，1912年4月27日，第2版。 (42)《专电》，《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2版。 (43)《京华短柬》，《申报》，1912年4月20日，第3版。 (44)《专电》，《申报》，1912年4月22日，第1、2版。 (45)《唐总理与各公使会晤情形》，《申报》，1912年4月25日，第2版。 (46)《大总统命令》，《申报》，1912年4月24日，第1版。 (47)《新旧京官现形记》，《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3版。 (48)《内务总长辞职不成》，《申报》，1912年5月1日，第2版。 (49)《总统之调停忙》，《申报》，1912年5月4日，第3版。 (50)《内务总长又请辞职》，《申报》，1912年5月16日，第3版。 (51)如有学者认为“袁氏怂恿、支持赵秉钧、段祺瑞、熊希龄等人不配合唐绍仪的工作，架空内阁总理，且不断地对唐进行‘摔打’，直至逼唐出走”(李吉奎：《论民元唐绍仪内阁》，《学术研究》2013年第2期，第110页)。 (52)《京华零拾》，《申报》，1912年5月25日，第3版。 (53)《敬告今之就地练兵者》，《申报》，1912年1月22日，第2版。 (54)《记参议院表决国务员》，《申报》，1912年4月1日，第2版。 (55)颜惠庆著，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5页。 (56)《大借款要求纪详》，《申报》，1912年5月3日，第2版。 (57)《五日前之借款消息》，《申报》，1912年5月10日，第2版。 (58)《专电》，《申报》，1912年5月5日，第1版。 (59)《专电》，《申报》，1912年5月6日，第1版。 (60)《大借款最近之消息》，《申报》，1912年5月8日，第2版。 (61)《专电》，《申报》，1912年5月12日，第1版。 (62)《参议院正副议长访谒大总统情形》，《申报》，1912年5月14日，第2版。 (63)《专电》，《申报》，1912年5月16日，第1版。 (64)《大借款成立确耗》，《申报》，1912年5月17日，第2版。 (65)《专电》，《申报》，1912年5月18日，第1版。 (66)《共和党参议员李国珍质问唐绍仪发言词》(1912年5月20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4页。 (67)《北京之八面观》，《申报》，1912年6月17日，第3版。 (68)《致各政党函》(1912年5月29日刊载)，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69)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76页。 (70)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395～396页。 (7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7页。 (72)《参议院与政党》，《申报》，1912年5月18日，第2版。 (73)《致各省都督议会等电》(1912年5月24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97页。 (74)《解释借款事复黄兴电》(1912年5月25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2册，第646页。 (75)《复熊希龄电》(1912年5月17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87页。 (76)《京华零拾》，《申报》，1912年5月25日，第3版。 (77)《专电》，《申报》，1912年5月27日，第2版。 (78)《唐总理、熊总长之辞职》，《申报》，1912年5月29日，第2版。 (79)《东三省总督等河南巡抚等改为都督令》(1912年3月15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37页。 (80)《委任张锡銮职务令》(1912年3月15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638页。 (81)《致袁世凯电》(1912年3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66页。 (82)《国务总理唐绍仪来电》(1912年4月5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699页。 (83)《致国务总理唐绍仪电》(1912年4月6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699页。 (84)《直人电催委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申报》，1912年4月27日，第6版。 (85)6月20日，袁世凯曾对人谈及此事：“当三月间，直隶谘议局议长阎凤阁来谒，曾以此为请。余当即告以都督专掌兵权，南方各都督亦多由军队拥戴，并非人民选举，直省先由人民选举，深恐军队或有猜嫌。至王芝祥君，不妨请其北来，此间徐与军队接洽之后，再行设法。”(《大总统直掬肺腑以相示矣》，《申报》，1912年6月28日，第3版)根据袁的这段自述，其对阎凤阁的表态可谓相当圆滑，既流露了反对都督民选之意，又说可以让王芝祥来京，设法任命，但始终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86)《唐绍仪为商任王芝祥为都督致黄兴电稿》(1912年5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 (87)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8页。 (88)《各省推戴袁总统电文》，《申报》，1912年2月26日，第3版。 (8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4页。 (90)《内外时报·各国务员之政见》，《东方杂志》第9卷第1号，1912年7月，第37页。 (91)嘉乐恒：“美国公使致国务卿电(1912年5月7日)”(Calhoun,"The American Minist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7,191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12年)》(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2)，华盛顿：政府出版局1919年版，第78页。 (92)《公举都督问题续志》，《申报》，1912年4月3日，第2版。 (93)《复国民共进会函》(1912年3月25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666页。 (94)《大总统批王赓彤等呈请委任袁世彤为河南都督文》(1912年5月14日)，《政府公报》第16号，1912年5月16日。 (95)《西访员述袁世凯之君主谈》，《申报》，1912年2月2日，第3版。 (96)《专电》，《申报》，1912年5月30日，第2版。 (97)《国务院致张锡銮不准各界迎拒都督电(二件)》(1912年6月2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第33、34页。 (98)《答参议院议员质问不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事》(1912年6月1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第100页。 (99)《专电》，《申报》，1912年6月3日，第1版。 (100)《专电》，《申报》，1912年6月11日，第1版。 (101)《专电》，《申报》，1912年6月18日，第1版。 (102)《致赵凤昌暨各报馆各省都督电》(1912年6月22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2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103)严泉：《民国初年王芝祥“督直改委”事件考》，《民国档案》2013年第2期，第142～143、130页。该文认为正是由于唐绍仪没有副署该命令，致使该命令无法正式公布，这表明《临时约法》在当时还是起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104)《大总统直掬肺腑以相示矣》，《申报》，1912年6月28日，第3版。 (105)《特约路透电》，《申报》，1912年6月16日，第2版。 (106)《特约路透电》，《申报》，1912年6月18日，第2版。 (107)《专电》，《申报》，1912年6月19日，第1版。 (108)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22页。 (109)《中国同盟会本部通告各支部唐绍仪出京原因电》，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2卷，第39页。 (110)《共和党为唐绍仪离职致各省都督电》(1912年6月20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2卷，第47页。 (111)《总理出亡后之政海潮》，《申报》，1912年6月25日，第3版。 (112)《总理出京之政海潮》，《申报》，1912年6月30日，第3版。 (113)《咄咄民国竟有出亡之总理》，《申报》，1912年6月22日，第2版。 (114)《致达·狄·布拉姆函》(1912年6月22日)，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968页。 (115)《如火如荼之北京政界》，《申报》，1912年6月26日，第2版。 (116)《唐少川有桑中之喜》，《申报》，1912年6月27日，第2版。 (117)《命令》，《申报》，1912年6月21日，第2版。 (118)由于工商总长陈其美未北上就职，袁世凯下令由王正廷署理工商总长[《临时大总统令》(1912年5月7日)，《政府公报》第8号，1912年5月8日]。 (119)(121)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459、465，470页。 (120)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7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4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