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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物全球化视域下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 若小麦甚至大麦起源于西亚、渐次东传入华的假说不缪,则麦类作物至迟入华的龙山时代正值“早期中国”时期。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早期中国文化圈及其周邻乃至更广域的范围逐渐形成了青铜时代全球化、早期食物全球化的趋势。 外来的小麦、大麦、黄牛、绵羊、山羊、家鸡等与中国本土起源的粟、黍、稻、大豆、猪、狗等在较为广域的欧亚大陆传播、融合,被视为早期食物全球化的重要标识。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显示,先民肉食资源获取方式仍以家猪为主,但龙山时代起,各遗址出现了黄牛、绵羊等外来动物,这些新物种所占比重在二里头时代有所提升。家马则至迟在晚商时期传入中原。综观商周时期,马、牛、羊等动物在宗教祭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扮演着沟通不同身份的人与神、祖先关系的角色。除家畜外,鸡等家禽也至迟在中晚商时期传入中原东部。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非本土起源的作物、家畜、家禽入华后,逐渐为以中原为核心的早期中国文化圈先民接纳,成为聚落农耕的组成,既在本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也使得中原地区成为青铜时代全球化和史前食物全球化浪潮的重要组成。 四、麦类作物入华时间、路径与研究方法的思考 麦类作物入华的时间、路线,长期以来是国内外考古界、农史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就已有发现和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学界关于麦类作物入华的时间基本定格在龙山时代,具体的路线至少有以下三条:绿洲通道(丝绸之路)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小麦等西来作物跨越新疆北部,穿过河西走廊绿洲通道,进而东传至黄河中下游地区;欧亚草原通道说,相关学者认为麦类作物在欧亚草原早期青铜文化的接力作用下,先由西向东进入到蒙古高原地区,进而在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作用下,由北向南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海上路线说,也有学者认为麦类作物起源后,较早西向进入欧洲,南向进入尼罗河流域,东向进入印度河流域,进而继续沿海岸线东进至东南亚、中国东南沿海及山东半岛。 上述三种观点皆有合理成分,但目前都难以坐实。绿洲通道说系早年较流行的认识,但植物考古方法在考古工作中运用以来,所获麦遗存测年数据明显存在东早西晚的态势。草原通道说是近年逐渐居主导地位的新认知,虽然这一路线有较多的其他文化因素传播证据,但目前考古发现北方文化区乃至更北地区的麦遗存尚少,个别有测年小麦的数据也偏晚,可能仍待进一步工作加以证实。新近考古发现的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出土炭化小麦的测年早至距今5000年,或许为上述路线提供了新证。海上路线在三者之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中国境内早期小麦东多西少、东早西晚的考古现象,但目前还存在较大缺环,自南亚至东南亚、中国东南沿海这条线上经由考古工作证实的麦遗存为数甚少,数据的可靠性也有待进一步检验。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麦类作物东传进入中国的时间在龙山时代的可能性最大,但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与多学科合作研究的进行,麦遗存出土的遗迹单位已早至裴李岗—仰韶时代,虽尚未得到测年证据验证,但不宜排除小麦入华时间存在上延的可能性。上述三种关于传播路线的假说彼此之间不具有排他性,并非舍此即彼的关系,早期小麦入华的路径可能是多元的。上述假说以外,其他中西文化交流的路线也值得重视。 目前学界对麦类作物入华时间与路线问题的研究模式主要基于植物考古工作所获麦类遗存测年数据的多少、早晚,在此基础上结合陶器等器物,与西来技术、物种等进行文化因素分析。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考古发现麦遗存的遗址都进行了测年,也并非开展过测年工作遗址所出的全部麦遗存都进行了测年。以龙山时代遗迹所出麦遗存的测年数据为例,虽然西金城遗址所出小麦的1份样品测年数据偏晚,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该遗址其他龙山时代遗迹所出小麦也都是后期混入的;同理,以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为例,虽然用以测年的小麦与龙山文化年代相合,但不能据此认为该遗址所出小麦、大麦皆为龙山时代的作物。在进行传播时间、路线探讨时,需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不宜轻易否定有偏晚数据遗址的其他未测年样品与考古学文化年代相符的可能性,也不宜将尚未进行测年工作的遗址就此排除在外。 除此,以类型学为基础的文化因素分析、相关史料的记载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证据。虽然考古工作者、文献史学者在探讨麦遗存的传播路线时会将器物类型学、考古学文化交流、史料记载等作为重要证据考量,但部分进行麦遗存探讨的研究者可能不具考古学、文献史学背景,在研究中可能过于偏重甚至仅以麦遗存(有些麦遗存甚至并非考古工作所获)的测年数据为凭,忽略相关时期不同文化区之间、文化区内部的交流互动现象及早期史料中关于小麦、大麦的记载。随着考古发现小麦、大麦的增多与麦遗存测年数据的积累,若能进一步与考古学文化现象、文献史料相结合,可能距离揭开麦类作物“最初的传播时间和路线及这个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过程的细节”这一“谜底的日子不会很远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