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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演研究不止是慈善史的突破 “慈善义演”的目标指向是慈善，即为扶贫救弱而举办的募捐性质的娱乐演出。中国传统慈善到了近代逐渐向公益发展，慈善义演既为扶贫救弱，也为辅助公益。慈善义演涉及面非常广泛，研究慈善义演的发起，要关注组织者和所要救助的社会人群以及社会灾难背景；研究相关组织机构，要关注各类商会组织，中外慈善组织、宗教组织、同乡会组织，不同类型的艺人组织、票友票社和业余音乐组织和个人、社会知名人士等；研究义演的多元品类，要关注传统义务戏、西洋慈善音乐会，甚至各类体育赛事、西式游艺等。要研究慈善义演活动的组织、实施与效果，就要从政府对娱乐活动、慈善义演活动的管理规定来考察，还要深入考察义演的表演场所、演出运营及募集资金走向。同时，政府有关规定的实施，以及相关税务和社会效果等都需要予以关注。晚清以来，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大都市，还有区域范围内的一些中心城市，受商业演出的刺激和启发，以义演劝募为号召的娱乐活动日益繁盛，凸显了义演募捐多样化、网络化和普及性的特点。无疑，慈善义演研究对于近代中国慈善史研究是重要的突破。然而，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研究，义演研究就不止是慈善史的突破。 1.城市休闲娱乐与产业文化 184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迅捷，特别是沿海口岸的大城市发展更快，民众的休闲娱乐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慈善义演多在城市举办，且品类繁多，涉及传统戏曲、西洋音乐等。各种类型的娱乐表演在慈善义演活动中均有表现，因此慈善义演研究对推动近代城市休闲娱乐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章开沅指出：“在近代史上，娱乐休闲与都市化是分不开的。娱乐休闲行业的发展与市民群体的膨胀、城市的扩张、城市近代化因素的积聚关系尤为密切。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市居民对娱乐休闲的需求必然是一种持续增长之势。在这种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近代城市逐步建立健全了它的娱乐休闲体系，如现代剧场、现代美术馆、现代博物馆、图书馆、公园等，而这些文化基础设施的建立，反过来又促进了近代城市市民的娱乐休闲方式由传统向近代的转进。近代都市与近代娱乐休闲行业之间缔结成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近代城市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可以极大地影响到娱乐休闲业的组织方式、活动的时空特点和文化消费方式，可以说是近代都市化造就了近代的娱乐休闲业；另一方面，娱乐休闲业的发展水平同时又成为一个城市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慈善义演活动为了募集更多的资金，往往采用或邀请名角演出名剧、或者着眼于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以吸引更多人前来助募，这既助推了城市中休闲娱乐业的兴旺，又发展了城市的产业文化。 与之相应，慈善义演寓善于乐，由于涉及娱乐税收和资金流动问题，与产业文化具有某种关联。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从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出发来研究近代娱乐休闲活动，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研究近代文化娱乐和休闲现象的学术成果还不多见。章开沅认为：“娱乐休闲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对文化产业研究的持续深入赋予娱乐休闲行业新的学术价值，也启发了作者新的研究视域……我个人以为，尽管现阶段中国文化产业的研究在经济学和文艺学的学科基础上确立了本学科的基本范式，但如果不能得到管理学、文化学、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支撑，文化产业的研究就难以全面深入。”(25)章开沅的论述表明了慈善义演研究的学科交叉意义。慈善义演以娱乐形式为载体，相关文献对于文化产业、社会文化、经济学、艺术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不仅如此，在前述慈善娱乐部分，对慈善群体等的分析，也充分显现相关研究虽与慈善义演相关，却非仅为慈善史研究的范畴。 2.相关城市群体贡献及社会意义 学界对慈善义演的研究，较多着眼于群体贡献及社会意义。晚清以来在京津沪等大城市中，市民嗜剧成癖，各类慈善义演活动及其社会宣传，有助于促进慈善文化与文明风尚的形成。如“义务戏”具有慈善公益性、社会网络性、民间主体性特征；义演作为赈灾、济贫、爱国谋进步的善举，具有寓乐于善、助益社会的意义。“寓善于乐”是慈善义演的内生本源，在慈善活动中构建起社群网络，形成社群网络的身份认同，为宣扬进步意识和培养民众国族认同感做出重要贡献；义演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构和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成为慈善义演初兴的驱动力。慈善文化的现代性在慈善义演上得以彰显，义演蕴含的“寓善于乐”慈善理念，通过清末娱乐观演及其慈善“场域”效应，对城市民众的思想认识产生影响，有助于改变旧有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促进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26)近代新式学校与学生群体是一种社会进步力量，学生对慈善活动的参与引人注目。有学者研究学校慈善音乐会并指出，民国时期以募捐助贫为主题的学校赈灾音乐演出逐年增多，体现了学校师生的慈善公益意识，反映了学校音乐会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也引起了报刊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和积极参与，使此类募捐演出成为宣传社会良知、传递人间温情的重要媒介。(27)如此等等，反映了慈善义演研究的正向意义。 同时，城市史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中华传统艺术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娱乐史所关注的对象——票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群体，慈善义演研究涉及这一重要的社会角色。何一民对这一群体的研究较为深入，他以成都为对象，详细列出了20世纪20-40年代成都的戏票友组织，指出：“票友与职业艺人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演出的目的，票友玩戏完全出自对戏曲由衷的喜爱，纯属自娱，因此与迫于生计而演出的艺人相比，票友的演出不以营利为目的，也就较少受到商业化的影响，其对艺术的追求显示出更多的自觉、主动和坚持。”(28)姜进对于上海越剧大型慈善义演票友票社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角色、经济状态、艺术地位与影响有深入分析。种种实例说明，慈善义演以及相关问题已经引起历史学界相关专家的注意，这在学术史上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慈善义演与商业性演出不同，它以扶弱济贫为号召，正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表演。因此，应对其演出者的经济状态、艺术地位与艺术影响等作出深入分析。慈善义演活动涉及受助者、组织者、倡导者、表演者、捐助者和管理者，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慈善义演中各具特定作用，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关注和研究。 3.慈善义演的社会认同与来源问题争论 相对于慈善义演的参与主体，研究者更注重慈善义演的社会作用，将二者有机结合，放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视域下去观察，是很有意义的。考察慈善义演的社会作用既是该项研究的动力，也是其值得重视的因由。慈善义演具有构建近代国家观念、民族认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以及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作用。这在参与主体的活动中以及不同地域的效应中都能够呈现出来。如，新式学堂学生的慈善义演，既有学生自我认同的需求，也包含了社会的认同，“学生演剧之所以能够借着助赈风气迅速发展，便在于参与义赈能够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29)有学者认为“晚清上海戏园多数赈灾义演都是为上海以外的其他地区举行的，这使上海和这些地区之间建立起某种情感纽带，而这种纽带正是建构近代国家观念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30)也有研究者指出，义务戏是清末民国时期一种重要的慈善形式，它以义演的方式筹措善款，帮助公益，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31)初现于19世纪后期的上海剧场义演到20世纪初盛行一时，慈善目的多样，参与群体广泛，是慈善义演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32) 与此同时，围绕慈善义演来源等重要问题的争论也具新的意义。前述慈善史研究中的义赈与洋赈关系之争十分激烈，学界关于义演和“洋演”的争论同样未有结果。还有人对中国演戏筹资的形式是对西方义演形式的一种仿效的观点提出了质疑。(33)有研究认为，伶人义赈是中国传统慈善救济事业发展演变的自然产物，并非“舶来品”，慈善义演的出现至少包含着伶人群体自身的内部互助之义的传统。(34)对此另有不同见解，认为慈善义演缘起于梨园和媒体同举助学之义，从上海地区最开始出现的慈善义演来看，两种观点均有其合理性的成分。(35)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发现，这些争论也将会终有结论。 4.慈善义演研究关注点在拓展 在慈善义演相关问题研究中，目前呈现出一种新的探讨趋向，其可谓时下学者们称之为“眼光向下”的研究——非政治化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然而，这种非政治化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并非“偏爱人情恒常的物质、消费”，且看不见“人物”的研究。(36)据已知史料可见，慈善义演活动既有社会名流的现身，也有各类社会团体的参与，所见主办者，有慈善团体、教育机构、艺术会社、票友组织、商会公会及同乡会等；捐助者范围广泛，同时又较为分散，有自愿购票、政府派票、友情赞助等多种类型。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泛参与使得慈善义演研究要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人物及活动考察，才能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深入的发掘与剖析。尤其是，慈善义演的民间性和社会属性使其虽然有时也吸引了一些政界所谓的“大人物”及其家眷参加，但更多的还是许多非政治角色的中等人物参与其中，如艺人名角、大学教授、商界人物等。还有各类表演者群体，除了专业艺人和票友之外，学校的学生也是慈善义演的表演者。慈善义演参与主体的这种构成特点，能使我们发现其中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很多。 学界还有很多针对伶界或艺人个体的考察，这种面向“中等人物”的个案研究也体现出积极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如：民国时期救济上海伶界的慈善义演，余叔岩多次参加堂会戏和义务戏演出，1934年梅兰芳在河南开封的赈灾义演，1939年上海“更新舞台”赈灾捐款义务戏，1940年周信芳“梨园坊”义演、关德兴越剧救亡义演，1942年马连良东北义演、蒋经国夫人蒋方良为募捐演戏、张学良为日本赈灾义演，等等。这些考察和探讨已非慈善史的范畴，伶界艺人以及广大票友的义演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积极影响和正面形象深入人心，助推社会风尚改良。随着相关文献的逐步整理出版与发行，这些关乎中等人物的研究也将日益丰富。研究关注点的持续拓展，也将使慈善义演研究呈现出应有的宽度与厚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