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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慈善义演与社会文化史研究 近代慈善义演自晚清开始在都市中出现，逐渐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文化现象。然而，学界对此一事象的研究与关注目前还非常有限，很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从已有的慈善义演相关的报刊报道与政府档案记载来看，反映相关研究涉及面的宽泛与研究的必要性。慈善义演研究的组织活动、参与群体、民众心态、募捐效果和社会范围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能洞见近代社会文化的情状。据已有文献和学界的探讨表明，慈善义演是慈善史研究的新突破，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则更为宽广。有不少学者尝试通过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开展研究，突出慈善义演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并提出开展慈善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因此可以说，这项研究不仅作为慈善史的研究成果具有意义，还由于慈善义演研究对象涉及近代中国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党、政、军、学、商等社会阶层在参与义演活动时，均会担当重要角色，因而该研究更有视野的广度，有益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增加研究的厚度。 近代中国经历了较为频繁严重的灾荒，慈善活动因灾荒而起。近代慈善史研究与灾荒史研究相伴而生。“灾荒”是表达自然和社会负面现象的词语，人们在对于阻止自然灾害几乎无能之时，在社会产生大面积负面现象之后所做出的种种应对，这有效的应对就有慈善义演。随着灾荒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已向灾荒应对，灾荒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关系方面转移，这种转变使得学术界发现了更多隐藏在灾荒背后的社会问题。当把灾荒史和慈善史联系起来，特别是进入慈善史研究之后，相关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视社会属性了。李侃所讲“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充满了屈辱与苦难、奋斗与抗争、改革与革命、失败与审理的历史”；李长莉也谈“鸦片战争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文化总的变化趋势，是由以往的闭关自守，转而为面向世界；由过去的封建传统天下，变而为近代化的趋进”。(37)中国的慈善事业就在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剧烈转变中开始了近代化。无论学者争论的义赈与洋赈的关系到底如何，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的“传统慈善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受西方新的社会慈善福利观和公益思想影响，中国人认识到慈善不仅要救助弱势群体，还要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让全社会的人都受益”，(38)当为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观点。 近代中国农村的衰败已是学界的共识，灾荒的发生及其应对也主要是为了农村。作为对灾荒的一种重要应对，慈善事业必须建立在相当的经济基础之上。“新兴的近代慈善事业是在城市里孕育与产生的……近代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为募集充裕的善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使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具有了肥沃的土壤……城市是慈善事业近代化启动的动力源，是推动慈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发动机和火车头……城市在募捐善款、赈济贫民、安抚流民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已远远超出了乡村，城市成了近代慈善事业的主要舞台”，中国近代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催生了近代慈善事业，推动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新兴的近代慈善事业实际上是近代城市慈善事业，是以近代城市的兴起为依托、为载体的。(39)慈善家群体的涌现、慈善组织的多样性、慈善资源的广泛性、救济手段的先进性、救济区域的广阔性等是近代化慈善事业的五个基本特征。(40)“义赈”从16世纪产生以来，“名称不变而实践内容发生剧烈转换的状况，体现的正是一种既传承又超越的新陈代谢进程”。(41)城市化与慈善文化并肩而行，这些或可理解为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的另一种注解。 慈善义演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慈善活动，是通过梨园、报刊等社会各界的共同作用，从影响市民进而在社会上逐步兴起的文化活动。慈善演艺在民众生活中能够产生文化与思想影响，具有大众传媒的功能，是一种实体性的演艺传媒。近代演艺传媒不仅引导社会文化，还动员和吸引部分富有阶层参与慈善活动，其自身也运用演艺形式济贫救困、济危解难，显示文明与进步的社会价值和意义。(42)有研究者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戏剧与媒介的关系，认为20世纪初期《申报》对“演剧助赈”的宣传，促使新剧借“慈善”之名站上了历史舞台。(43)还有研究认为，由于报纸媒体与京师梨园界的通力合作，新戏《惠兴女士传》在京津地区上演；此次义务演剧配合“国民捐运动”引发了许多演出筹捐活动；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京津地区以义务戏为主要形式的义演活动，在近代报刊等传播媒介的作用下，逐渐为较多人所接受，引领人们投身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44) 慈善义演具有明确的公益性，义演的组织者、宣传者、表演者、捐助者、管理者都对受助者予以关注。其中组织者和宣传者更是竭尽全力地将其目的和受助的对象公之于众，这既是慈善义演社会文化属性的一种突出表现，也是慈善义演将灾荒与慈善紧密联系，进而形成广泛的社会文化的突出表现。慈善义演还有隐性的内涵——涉及政府的财税管理、社会救助效果、民众舆论影响等。正因为慈善义演涉及广泛的社会层面，学者们的研究需要综合灾荒史、慈善史、戏剧音乐史、大众文化史、城市史和政治史等各方面研究成果，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的考察和研究。相应地，研究慈善义演也必然要通过多学科、多视角来考察中国社会。灾荒史、慈善史研究的发展要求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慈善义演研究的兴起本身，也正是慈善史研究在跨学科探索多维度观察上的突破。目前，关注慈善义演研究的学者，有的已经开始运用“现代性”“公共空间”“国家与社会”等理论与方法，甚至有人在思考并提出“慈善社会史”或“慈善社会学”等话语体系，可见未来研究方向也将更为宽泛。有些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运用值得赞许和称道，这也是近年来促进慈善义演研究的可喜现象。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即史料学”一语，即是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目前，慈善义演研究的权威文献严重缺失，虽然学者对于中文报刊史料的运用，在整体上促进了研究的开展，但史料不足问题十分明显。由于目前文献史料的局限，遮蔽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造成了一种过度阐释的嫌疑。因此，有效地挖掘文献资源，用其验证历史，应为深化这一问题研究的关键所在。近代慈善义演的发展历程、社会内因和文化特征使其文献资料呈现数量大、种类多、分布广和零碎散乱等特点，相关内容存在于近代报刊、档案、文人笔记、时人日记、回忆录、竹枝词、碑刻、楹联、照片、音像等载体上。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慈善义演研究中存在着注重对报刊的利用，缺乏对档案文献的利用现象，而后者更能反映出慈善义演的备案审批、举办形式、演出内容、募捐方式、救济对象、捐款管理，以及政府的税收问题和社会组织参与问题等。要全面展开对慈善义演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这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方面的开拓性工作，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它的收获与成功定会带来中国慈善史研究和慈善文化发展的重要突破。 总之，慈善义演实际在一定程度和层面上反映了社会文化史的不同面向，中国近代灾荒史、慈善史和慈善义演研究，可以说是对社会文化史从不同角度的认识与解读。整体史观要求历史研究者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着眼于该事件在时间、空间上与其他事件、现象的联系，立足该事件与当时社会的总体联系。近代慈善义演研究，既属于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的范畴，又属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范畴，充分体现出宽广的内涵，如大众娱乐、社区活动、政府管理、中西艺术交流，等等，涉及面非常宽泛，研究者无法回避如此大量的不同阶层人士对慈善义演活动的人、财、物的倾心投入。因此，当前学术界的慈善义演研究，不只是灾荒史和慈善史研究的细化与深化，该项研究的未来，更是对社会文化(包括灾荒史、慈善史)研究的进一步探索和拓展。随着相关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相信有关灾荒史、慈善史和慈善义演问题的研究将会更多地呈现出新的成果。可以预期，慈善义演作为考察中国社会的新视角，将描绘出一幅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图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