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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视域下的文化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文化问题居于重要而又特殊的位置。伊格尔顿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文化既是至关重要的，又是明显次要的”，④文化既是“结聚权力和培养奴性的地方”，对统治秩序的维持和意识形态的生成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是上层建筑的东西，是经济和劳动制度的产物，具有依附性和从属性。文化，向来是一个语焉不详的学术概念，作为界定不明的宽泛指称，它既可能为研究带来广阔的思想空间，也可能因社会生活中重大冲突性质的模糊不清，导致其内涵的遮蔽。伊格尔顿在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分类研究中，将“文化”归附于人类学批评的视域之下：“人们一直试图综合不同的意义，或考察关于‘文化’的各种意义之间的相互联系。在西方，文化可以指艺术作品和智力作品，也可以具有更广泛、更多的人类学意义，实际上可以指整个生活方式。”⑤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的进一步阐发。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都看作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和人类历史上某一阶段的产物；而在人类学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意味着将文化的问题域拓展为“整个生活方式”，涵盖了制度研究、社会关系、亲属关系、生产模式和符号形式问题等诸多方面，这就使文化概念超越了狭隘的审美意义，从而可以从它入手研究自己身处的社会、制度、政治、生产等问题。另外，将“整个生活方式”纳入文化概念，还隐含着对那种视文化为某种最高的价值载体的精英主义文化观的否定，在雷蒙·威廉斯、霍加特和伊格尔顿等人的文化研究中，都突出地显示了这一否定意味。 文化一向是人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对象。Culture一词在词源上来自拉丁文cultura，本义是指农作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饲养；从16世纪早期开始，“文化”一词的内涵从自然界延伸到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领域，从“养育作物”等物质实践活动扩展到“培植人的心灵”的精神活动，至此得以与人类学相衔接。人类学思想的缘起由来已久，而作为一种理论化的学科意识，则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以泰勒的《原始文化》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代表，后经博厄斯和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研究推动，发展成为蔚为大观的文化人类学学科。它起初深受进化论影响，注重从自身经验出发对异文化(特别是原始文化)的解读，希望揭示人类由低到高发展历程中的内在规律，但囿于自身学科传统的、无反思的人类学理论本身却成为研究的盲点，这一缺陷在人类学发展中日益显明。在20世纪后半叶，人类学学科发生了从原始文化和异文化的研究向当代自身文化研究的转向，像康德一样把主体自我作为认知的前提加以检讨，由此，人类学与众多的社会研究学科取得了共同的问题域，即都把对自身文化的批评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对当代本土文化的批评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位置日益突出，这一情形使人类学学科与始终关注当下社会文化状况的马克思主义有了广泛的互文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文化问题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他们相信在现代性的进程中，自然界和人的精神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生了巨大变迁，而文化的嬗变与转型也成为不同时代人的生活方式的记录，对西方文化概念的考察离不开工业革命、民主革命和文化变革的历史大背景，据此，一些学者将文化看作“文明”的同义语。⑥雷蒙·威廉斯曾经指出，文化终究是对“共同生活状况的变迁所做出的反应”，它的意义“受到我们所理解的工业和民主含义的界定”。⑦他与伊格尔顿等人将“文化”视为“整个生活方式”而加以认识的思路，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人类学领域中的体现，其性质上是一种哲学人类学，是关于人的性质和人的发展的哲学理论，但它的对象不是抽象的人或作为纯粹反思对象的人，而是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探讨。在上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不仅涌现了如匈牙利的乔治·E·马尔库斯(后加入美国籍)、美国的劳伦斯·克拉德和英国的莫里斯·布洛克等一批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者，也形成了倡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流派。中国学者俞吾金则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⑧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的基本思路，是把人放置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环境中去考察，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揭示人的本质，脱离了具体环境的人只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本质也就无从谈起。因此，马克思在其《人类学笔记》中断然否定了那种认为人类有一个固有的普适的进化模式的观点，而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政治制度、阶级结构和财产之间的关系，以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为出发点去思考人的本质的历史性生成和创造，这就使对人类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当代研究进入到人类学研究领域之中。 通过对原始文化和异文化的研究，来揭示比西方社会经验更加普遍的文化结构，是文化人类学的目标之一，这说明人类学起初就抱有批判现行社会文化的旨趣。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的具有某种一致性。马克思对人类学的关注，源于他毕生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争取人类解放的使命意识。在1857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人自身的发展程度与社会形态的对应关系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是“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自由个性”。“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⑨显然，马克思将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获得放置到人类的发展当中去，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提高被看作人类自身生产中必不可少的衡量因素，文明程度的提高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标志。前苏联学者Ю·К·普列特尼科夫指出，该理论是一种以哲学人类学的范式对历史发展的阐释，揭示了人类的社会性的三个历史阶段的更替，不同于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论”，“三形态论”指向了人和“人的世界”，表现的是人的社会性和发展的连续性。⑩这使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批评将对当代社会文化状况的考察纳入自己的问题域拥有了充分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思想与艺术、审美具有根基上的联系，这使它的文化批评理论从一开始就内在地包含了对文学、艺术和审美的关注。与西方一些人类学学者把艺术和审美看作人类生活的附属物并将其边缘化不同，马克思在早年即提出“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并把艺术看作人把握世界的四种方式之一，深刻揭示出艺术与美的属人本性、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反对那先验的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规定，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批评不会局限于对人类原始状态的研究，也不会把寻找人的抽象本质作为自己的任务，而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考察人在具体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实践方式的变化，把人类的社会属性、艺术的社会功能以及人作为文化的存在方式都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这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开辟出一条不同于其他人类学的发展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