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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旨归：文化嬗变性和人的可塑性 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视野下，文化是人类的整体生活方式，这与人在实践中不断建构的本质形成了密切的关系。马克思并不把“人的本质”作为一种形而上学预设，而是强调其历史性和生成性，即重视自由的和有意识的社会实践对人的本质的生成与建构作用。在他看来，自然状态下的人不过是人的生物学前提，“劳动”、“社会性”和“意识”才是理解人的本质的关键性要素。因此，在探讨人的本质问题时，马克思更注重的是人的社会属性，把人看作类的存在物，关注人在何种条件对生活资料乃至自身的整个物质生活、社会关系进行生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所提供的不是人类本性的超验特征，而是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一种社会历史视野中的解答，它“不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而是历史本身的抽象”(23)——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意义上，前者只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后者则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思维总体，成为多种规定性的统一。 马尔库斯归纳了文化批评的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在最高的哲学境界上对分析理性所做的认识论批评，它是针对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对纯粹理性的信仰及对社会进步的信念提出来的，根植于知识社会学之中，试图“探究潜藏于以话语为表现形式的文化意义之中的利益”，揭示支配和权力的形式，使它们“去神秘化”，这一模式即一般所说的“意识形态批评”。(24)马尔库斯对此指出，马克思主义、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和韦伯的社会分析都在致力于这种“去神秘化”的工作；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以及对文化工业的深入剖析，更是这一类型文化批评的鲜明体现。此外，符号学家如罗兰·巴特社会生活看作符号而加以分析的做法，也体现着“去神秘化”的意图。另一种文化批评具有较多的经验色彩和浪漫风格，其内容偏重于对社会构造、文化形式和日常生活框架的分析，这种批评从政治学、经济学和宗教学等角度来思考权力、资源、财富和社会地位等现实问题并力图寻找解决的方法，揭示财富的不平等、权力的集中与分化、商品传播、群体认同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等问题的深层含义，并希望在上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能够取代个人主义的社会思考方式，总的来说，它抱有改造现实的理想主义倾向。马尔库斯指出，莱奥·马尔克斯的《花园里的机器》和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显著地体现了这种批评的特色。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对文化批评的影响方式来看，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偏重体现哲学人类学，英国的文化研究则较多地体现了民族志的人类学方法特色。 20世纪的文化批评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这两种类型的综合，即既关注意识形态，又着眼社会生活。这就要求批评家既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进行解释，又要将自己的“解释”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理论基础加以剖析和批评。这种文化批评并不以单纯的批评为最终目的，它还要求批评者能够提出关于被批评对象的替代性建议。这些替代性建议一开始多是一些理想主义的、浪漫化的历史主义、乌托邦或泛文化理念性质的设想，后来则试图提出一些可操作的原理和标准来对现代社会进行测量。文化批评家们或发怀古之幽思，或作未来之畅想，或通过对一种与西方社会共时存在且形成反差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审视，来重新思考现代社会的拯救问题。“文化”这一概念是基于理论用语的简洁化的考虑的，它蕴含着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多样性意味。在当代，文化批评作为一种学术意识，已经渗透到许多人文社会科学之中，“除了诸如丹尼尔·贝尔、理查德·塞纳特或克利斯托夫·勒施这一类的论文派作家(essayist)以这一功能为荣之外，许多其他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为论文派作家提供资料的文献学者也都把文化批评作为他们一直从事的研究的主要目的。”(25)在20世纪20-30年代，德国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其文化批评理论分析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者相信异文化的民族志能够扩充自身文化的视野，美国的民族志实验贯穿于众多媒介的社会现实主义趋势之中。这一切都标志着文化批评作为社会理论的功能开始显示其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文化批评理论，未必都有人类学的学科意识和方法上的自觉，但在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本质”的意义上，文化作为人类为了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而建构的生存方式，必然可以归入人类学的问题域。从这一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伊格尔顿将文化问题纳入人类学批评领域的动机了。 总的来看，文化批评是以“文化文本”(传统文学文本和社会文化文本)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并以此区别于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但在文化批评的影响下，采取文化批评视角的文学批评也逐渐打破文本的局限，将视野扩展到文本之外的社会事件和文化事件等社会文本，关注与文本相关的观念系统。就对文学批评和艺术理论的影响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文化批评的作用之一是为审美和艺术问题赋予了哲学人类学的维度，这是对康德以来的美学形而上学立场和精英主义的克服，突破了传统美学的形而上学思辨性和纯粹自律的先验设定，把审美和艺术拉回到日常生活的层面，使审美认同的理论基础摆脱了先验的共通感，因而具有了现实生活的基础。从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上来说，人类学批评还涉及“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的问题。正如德国学者伊瑟尔所说的，这关系到“人类为何需要虚构，我们为何总想走出自身，以及我们为何喜欢沉溺于一个想象的生活等等问题”，对此，他的回答是：文学存在的必要性在于人类需要“模仿人的可塑性”；(26)“文学的表现和再现功能，使人类超乎寻常的可塑性，自由地伸展到了一个几乎没有边界的文化大背景之中。”(27)这种可塑性就是人类本质无限提升的可能性，而文学正是呈现这些“可能存在”和“可能发生”的事物的场域。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能够正确地揭示人类的可塑性的内涵：显然，人类的可塑性不是像动物那样体现为生物进化和体质方面，而是体现为不断发展的文化，体现为在特定生产方式制约下的不断变化的生活样式。因此，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并不是两种异质理论的生硬拼合，而是在人类学路径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潜力的挖掘与呈现。人类学研究者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因素的引入，使人类学逐渐脱离了原初浓厚的考古学倾向而具有了当代的现实意义，也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艺术研究摈弃了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艺术起源论，从“人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这一高度来认识人的一切实践活动，不仅使人类学研究具有了审美的维度，也使艺术问题成为一个具有人类学根本性质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向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挑战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思想对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假设的反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主义解释”的批判，显示了其与生俱来的批判性精神。文化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既重要又次要”的对象，在“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意义上，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正如伊格尔顿曾如此阐述文化问题与人类学的内在关联：“因为文化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也是我们的物质存在永远需要的东西，如果没有文化，我们很快就会消亡。我们的‘物种的存在’带着结构性的断沟或空缺，如果想繁衍或繁荣，就必须在其中植入某种文化；文化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文化的必要性是不变的。与其说像文化主义者认定的那样，‘人的本质是文化’，倒不如辩证地说，我们是我们的本质的文化存在。”(28)对于人类学学科而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开启了从物质生产实践的层面上认识艺术的发生、功能和性质的方法，同时对我们历史的和当下的生活方式进行反观和整体把握；这改变了以往人类学偏重原始社会和原始人群的研究的状况，使现代文明中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等问题进入了人类学视野；这一倾向也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当代发展而得到认同。人类学不仅为在不同时代和文化中实践变化着的人提供解释，也为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文学提供理解的背景和解释的依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