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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向自身的文化批评：“表述危机”与实验精神 美国学者麦克尔·赫兹菲尔德指出，“人类学的任务就是透过那些自称为永恒真理的华丽辞藻去揭示隐藏其后的种种我们所熟知的实践行为”，(11)就此而言，人类学具有某种与马克思主义相近的批判性气质。关于马克思本人有没有进行过专门的人类学研究的问题，在学术界颇有争议。有些学者强调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与人类学学科规范的差异，也有学者肯定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是不容置疑的哲学人类学。在后者看来，人类学的研究视域贯穿着马克思思想的始终，如马尔库什曾指出，在哲学——“人类学”思想方面，青年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是一个统一体。(12)国内曾有学者根据“民族志是人类学的核心方法”的观点，否定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存在。但在笔者看来，这一看法有值得商榷处。我们不仅可以列举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类本质”、《费尔巴哈提纲》中对“人”概念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的社会关系的论述，到《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非人性”的分析，还能看到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笔记等大量证据，特别是马克思晚年所做的人类学笔记，显示了人类学观念和方法是马克思一向倚重的思想工具。荷兰学者范·丹姆曾指出：人类学的含义并不意味着正统学科意义上的民族志或异文化研究，而是应该包括对“人的本质”问题在内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研究，它涵盖了解剖学、生理学、文化行为和人的精神方面。(13)丹姆的观点，可以说是人类学在当代发展中对自身的再审视和再定位，在较大程度上吻合以文化批评为主要内容的人类学发展现状。况且，人类学思想与人类学学科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作为研究领域和观念成果，不必受方法规范的约束；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本身又是筑基于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研究之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正是对马克思人类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延伸，它在理论形态上保持与“正统的”人类学差异的同时，还保有与人类学同样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域上的交集。可以确信的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之一，正是这一任务使马克思的研究与人类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将马克思主义中的上述思想归结为一种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哲学人类学思想，是恰当而且合理的。 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的影响下，文学批评领域中的一种人类学批评也应运而生。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人类学批评始于第二国际时期，它有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和充满自信的总体化观念，它对社会主义必然性所依据的历史进步法则持有实证主义的肯定观点，它不可思议地把机械唯物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融合起来，既谈对抗斗争，也谈审美能力”。(14)在这些充满讥诮的评价里，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对那种本质主义和机械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见解的不屑，对在第二国际思想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特别是其所带有的近代哲学的决定论倾向表现出不满。但实际上，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看作在历史的时间中不断变化的和可塑的，并没有给出具有决定论色彩的关于人的现成的答案和固定的发展模式。同时，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在20世纪的发展中，凭借文化批评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对自身理论的审视，逐步摆脱了源于第二国际的总体化观念和决定论思想，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和批判精神，这一点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中都有鲜明的表现。伊格尔顿也公允地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所提供的宏阔的历史观：“跨历史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跨历史活动在人类历史中起着关键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批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的长处之一就是提醒了我们这样的事实。”(15) 伊格尔顿把人类学批评放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首要位置，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批评的任务，包括：“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艺术的功能是什么？‘审美’能力的物质和生物基础是什么？艺术与人类劳动的关系是什么？艺术如何与神话、仪式、宗教和语言联系起来，它的社会功能是什么？”(16)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批评领域中的这些人类学问题未免宏大得“令人生畏”，但从另一方面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优长之处，就在于它并不把自己禁锢在作品的历史语境或自己的历史语境里，而是以开阔的视野关注更为永久的“物种的存在、自然历史或物种语境”，并在这一意义上理解文化；把物种的稳定性与文化的变化性、本质的一般性与本质表现的多样性结合起来考察，从而赋予了文学研究以宏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历史感。 对自身所属文化的批评，是文化人类学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却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一开始就明确的任务。美国人类学家马尔库斯将人类学的任务划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异质文化的分析描述，二是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自身文化进行批评，二者都是人类学家对社会的允诺。早先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主要运用于对异文化的考察和分析，但是研究异文化的目的之一就是对西方文化自我满足的状态加以反思，对异文化的描述和分析隐含着对自身文化进行批评的目的，“而他们自身的文化就是大众化自由社会中工业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生活方式”。(17)异文化所提供的参照系，使现代人得以将自己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观念加以相对化，使之成为观照和反思的对象，从而可能重塑现代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同时，对异文化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前提是对自身文化特征的把握，这就进一步鼓励了民族志方法转向自身的趋势，即将产生它的自身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在文化系统中发现并批判其中蕴含着的资源分配、权力运作、意识形态操纵以及阶级差异等问题。 对于当代人类学研究将现代社会的文化基础作为研究对象的趋势，马尔库斯抱有积极肯定的态度。他指出：“当前，众多研究西方社会和现代性的学科把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视为一种基本的研究理念，它们自身也正以民族志技术，或至少是以解释的视野进行实验。这个时代，充满了人类学的批评功能产生更新的机会。”(18)在马尔库斯看来，文化批评模式所体现的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表述危机”，即由于学术界对某些理论体系的长期信奉造成的对现代社会复杂现象无力解释的状态；而人类学的文化批评则通过对文化差异的贴切表述来代替那些笼统的观念，以便将对现代社会的认知从陈旧的理论范式下解放出来。在这里，文化批评的意义在于强调了精细观察的实验精神，以实证的、科学的倾向取代了理论的演绎和思辨，以对文化现象的具体差异的研究取代了基于普遍性概念和均质化社会认知的研究。 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文化批评是指“借助其他文化的现实来嘲讽与暴露我们自身文化的本质，其目的在于获得对文化整体的充分认识”(19)的一种批评模式；而在西马文化批评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作为一种隐含的逻辑发挥作用，它们始终围绕着“人的整个生活方式”、“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塑造”等或明或暗的主题来展开。对于那些不属于或不能明确归入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文化批评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思想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如列维-斯特劳斯声称他的“结构”概念是受到马克思的启发，而结构人类学的目的之一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推进上层建筑研究；(20)再如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其《石器时代经济学》一书中，通过对原始时代的研究，发现那时的人们并非处于饥饿状态，而是食物充足、生活优裕，“所有人的物质需求都能轻易得到满足”，因此得出那是一个“原初丰裕社会”的结论，进而把贫穷归结为文明的产物。由此可知，萨林斯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展开对当代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反思，指出现代人的经济观念并不适用于非西方的原始文明形态中。我们对原始时代的想象和推论，只不过是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出来的“经济与稀缺性相伴”的经济理性来思考的结果。(21)马克思主义及其人类学思想，以其深刻思想和的强大阐释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学者，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人类学与人类学家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跨学科的研究动向”。(22)对西方的文化批评学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官方的政治正确的话语，而是一种有力的理论资源和批判武器。 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对社会现实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等思想，成为众多文化批评学者的立论基础和思想出发点，而来自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和田野调查方法，也成为文化批评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如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把文化当成了一种生产来进行批判，福柯则在受尼采和马克思的启发后，发现所有的话语都蕴含着权力；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和霍加特对英国劳工周日礼拜仪式和大众文化的研究，体现了民族志的方法和精确观察的实验态度。人类学的文化批评所体现出的鲜明的实验精神，与倡导社会实践和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之间，具有精神品格上的相通性。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的意义上，文化批评正是把人放置到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从而才能把握那个不断发展着的、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本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