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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瑣記 雅南 《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1]（下文簡稱《全集》）全書共20卷，收錄先秦與漢代青銅器5000餘件，資料非常豐富。《全集》雖以著錄器形爲主，但也著錄了不少金文資料，它的出版無疑會推進中國青銅器、金文以及古代史等方面的研究。《全集》著錄的金文絕大部分之前已發表，但也有少部分係首次著錄，有的金文資料雖然之前已發表，但拓本遠不如《全集》所錄的清晰。下面我們簡單介紹幾則《全集》中新著錄的資料或銘文拓本較清晰者，並略作討論，希望此文能夠起到抛磚引玉的作用。 一、伯卶律簋銘文（3. 177[2]、178） 《全集》3. 177、178著錄了兩件伯卶律簋銘文，兩器皆蓋、器同銘，《全集》（第200、202頁）釋文作“伯侈肇作寶用宿夜康于宗”。3. 178其中一處銘文曾著錄於《美好中華——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謝明文先生曾据之認爲“用”後兩字當釋作“廟（朝）夜”，並指出“朝夜”一詞，已發表金文中僅見於此，傳世古書中亦稀見，伯卶律簋此例可爲辭書的編纂提供新的詞條及辭例。而“夜”後之字，謝先生根據《美好中華——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著錄的拓本作“  ”形，認爲它有釋“庚”、“羞”兩種可能。[3]《全集》3. 178著錄的另一處銘文以及《全集》3. 177兩處銘文中較清晰的那一處中與之相當之字分別作“ ”、“ ”形，顯然是“康”字，由此反觀“ ”形當以釋“庚”為是，出土文獻中“庚”常用作“康”，簋銘此處異文當看作係音近通假。二、仲  父簋（3.183）仲  父簋器、蓋同銘，《全集》（第210頁）公佈了其銘文照片，其釋文作“仲□父作寳命簋四”。“父”前之字，蓋銘、器銘分別作“ ”、“ ”，這是金文中出現的新字形，它顯然是甲骨文中“ ”、“ ”等形的異體，當釋作“”。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字中“韋”旁中間從“○”形，此係表示城邑的“□”形演變而來。簋銘“”字中“韋”旁中間從類似“帀”形。金文中單獨的“韋”以及以之爲偏旁的“韐”字，其中“韋”形既有從“○”形之例，亦有從類似“帀”形之例。金文中“衛”字，既有從“○”形之例，亦有大量從類似“帀”形之例。從目前已發表相關資料看，“韋”以及“衛”等相關諸字從類似“帀”形之例出現的時間一般不會早於西周中期，聯繫相關字形，可知類似“帀”形部分實應是由“方”形訛變而來。從“韋”、“衛”的相同變化來看，我們讚成“韋”、“衛”在早期應該共用同一字形，即在表示城邑的“□”周圍有“止”環繞之形，既可以看作“韋”字，也可以看作“衛”字。也就是說，如果“止”代表的人與城邑是敵對關係，表示人包圍城邑，那就是“韋”字，亦即“圍”字初文。如果“止”代表的人與城邑是同一方，表示人保衛城邑，那就是“衛”字。簋銘所謂“命”字，原作“  ”、“ ”，左側顯然有兩橫筆，又考慮此簋是西周器，我們認爲上述兩形左側的兩小筆是由銅餅之形演變而來的，作爲表義偏旁，與“金”相當，此類現象金文中習見，此不贅述。因此該字可徑釋作“鈴”。“鈴”是“簋”的修飾語。金文中，器名修飾語往往與功用相關，但也有與形制、紋飾相關者。如史逑鼎（《銘圖》01641、01642）器形是方鼎，其銘“史逑作寶方鼎”之“方”顯然是就形制而言。霸伯簋銘文中的“山簋”一語，付強先生、李零先生皆指出“山”是指簋蓋的山峰形以及簋上面的山形紋。[4]晉侯壺“華（花）壺”一語，李零先生認爲該壺蓋是由八個鏤孔山形紐圍成一圈，好像八瓣蓮花，“華（花）壺”即指此而言。[5]這些說法皆可從。据《全集》所錄器形及其介紹，可知該簋外底吊一銅鈴，我們認爲仲 父簋“鈴簋四”之“鈴”顯然也是就其形制而言，“鈴簋”指係吊有銅鈴的簋。這又爲器名修飾語與形制、紋飾對應關係提供了新的例子。以上這些例子提醒我們在以後的研究中，應該對器名修飾語與器形、紋飾的關係加以重視。三、  甘 鼎（5.123） 甘鼎（《銘圖》[6]02193）銘文中的首字，舊一般誤隸作“ ”。《全集》（第118頁）不僅發表了該鼎銘的清晰彩照，也發表了迄今為止最清晰的銘文拓本，並把首字改隸作“”，此說可從。鼎銘清晰彩照曾著錄於《濟南文物精粹•館藏卷》，[7]我們曾在2018年的一篇舊稿中據此亦將首字隸作“”，認爲即《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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