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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人类史学”的价值及其意义 “后人类史学”不断改变着传统史学的面貌，对以人类为中心的史学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最重要的是“后人类史学”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主题。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但是动物史、生物史、大历史、人类世等后人类史学纷纷突破以人类为中心的史学；另外，“赛博格”等新物种的出现，已经参与、介入了人类的情感、家庭生活；还有，人类寿命的延长，甚至将来可能长生不老，人类的情感、家庭生活都会相应地发生改变。这些新型的家庭、社会关系，将会成为未来史家注意、分析的对象，因为它们已经是社会和历史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了。[19]总之，动物、生物、人类世、机器人、生化人、长生不老之人等纷纷出现，消解了以人为中心的史学，如何正确认识这些新型物种、处理人与这些物种之间的关系，将成为未来史学研究的重心。 其次，“后人类史学”极大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大历史”和“人类世”研究都将史学的起点回溯到130多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将几十万年的人类历史延长到130多亿年。而且“后人类史学”还特别关注史学的未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被历史这条无穷无际的锁链链接在一起了。”[20]另外，“大历史”囊括了宇宙、地球、生命和人文在内的整体的历史图景，[21]不仅有文字的史料，没有文字的自然史、动物史、宇宙史也将成为重要的历史记载，这也就是查克拉巴蒂的所谓“深度历史”（deep history）[22]，大大拓宽了史学的空间维度。 再次，“后人类史学”可能会改变人类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德国历史学家佐尔坦·博迪查·西蒙以人类的故事为参照理解“后人类”，考察了在三个连续的阶段中作为历史中心主体的人类之命运，“后人类”并不质疑人类故事的可行性，但他却批判了这一可行性，他说：“当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之时，是否应该‘历史地’改造未来的前景……由于这种过度依赖意味着对于人类故事的习惯性求助……一个更费力也更令人兴奋（但遗憾的是，现在还缺失）的取径是以某种其他方式梳理人类与后人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带着后人类的新的终极目的去简单重复人类故事的陈词滥调”。[23]但在否认人类故事的叙述方式的同时，西蒙并没有找到其他替代的途径，他说：“尽管采取这一方式并不轻松……此刻的问题是，首先，这一取径是否可能。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将会解决这个问题。”[24]可见，西蒙只是抛出了这个问题，而解答才刚刚开始。 最后，但并不是不重要的方面是，后人类史学的史学价值体现在哪儿？王晴佳教授认为，其价值体现在开放的心态，他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或认可‘后人类’状态的存在，我们也许确实应该抱有这样开阔的胸襟、培养这种开放的心态，以迎接和参与历史学的更新和变化。”[25]孙岳教授以“石子”设喻，试图在精神方面尝试着超越，他认为：“对居于宇宙的人类，一切历史不过是如下几个核心观念的展开，即知、爱、律、序。”[26]史学价值和史学事实同等重要，“历史中的进步是通过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而获得的。”[27]可见，对后现代史学价值的追问方兴未艾，对后现代史学的探索研究有待持续深入，这样历史事实和价值之间才能相互支撑，为史学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推动史学向前发展。 注释： [1] 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7页。 [2] Yuval Noah Harari,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London:Penguin Random House ,2011,p.378. [3] Yuval Noah Harari,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London:Penguin Random House ,2011,p.388. [4] 陈怀宇：《历史学的“动物转向”与“后人类史学”》，《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5] 孙岳：《大历史与“超越”》，《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6] 孙岳：《“大历史”的旨趣》，《史学理论研究》2016 年第1期。 [7] 张旭鹏：《“人类世”与后人类的历史观》，《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8] 张旭鹏：《“人类世”与后人类的历史观》，《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9] 参见Dipesh Chakrabarty，“The Anthropocene Time，”History and Theory，Vol.57，No.1 (March 2018) ，pp. 5-32. 转引自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 “后人类史学”的挑战》，《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10]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9—21页。 [11]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64—167页。 [12] 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 “后人类史学”的挑战》，《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13] 尤瓦尔·赫拉里：《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96页。 [14]叶永烈：《小灵通漫游未来》，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41页。 [15]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 “后人类史学”的挑战》，《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16]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 [17] Francis Fukuyama，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Ｒevolution，New York: Farrar，Straus ＆ Giroux，2002，p. 53.转引自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 “后人类史学”的挑战》，《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18] 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2002，p.422.转引自佐尔坦·博迪查·西蒙：《人类的故事与后人类的挑战》，屠含章译，《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19]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 “后人类史学”的挑战》，《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20] 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41页。 [21]孙岳：《大历史与“超越”》，《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22] Dipesh Chakrabarty，“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pp. 212-213.转引自张旭鹏：《“人类世”与后人类的历史观》，《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23]佐尔坦·博迪查·西蒙：《人类的故事与后人类的挑战》，屠含章译，《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24]佐尔坦·博迪查·西蒙：《人类的故事与后人类的挑战》，屠含章译，《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25]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 “后人类史学”的挑战》，《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26]孙岳：《大历史与“超越”》，《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27] 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3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