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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十六世纪之交，因地理大发现，通过海洋，依托岛屿，全球渐为一体。海上掠夺、海洋商贸、海外殖民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到19世纪末形成了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所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这个具备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综合体中，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西方中心通过商品、资本、科技、信息、文化、政治等手段将外围与边缘的地区和国家纳入世界体系之中。在此过程中，太平洋、加勒比海等岛屿皆先后成为西方殖民地。岛屿从主动纳入转为被动卷入世界体系，在此过程中，不仅造就了族群的融合与抗争，更增添了政治经济范畴之外的许多文化意涵。 对岛屿来说，作为南中国海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它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商品流通的重要驿站。渔业生产与海产品的贸易在环南中国海市场上形成了相应的贸易网络。有学者通过对潭门港渔民的研究指出，在帆船时代，渔民群体不仅在南中国海自由进行海洋生产活动，还远航至东南亚国家开展贸易活动，以泰国、越南和新加坡为重要贸易对象。这一群体以远洋潜水捕捞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伴随着生产流动和贸易往来的过程，他们在南中国海编织了一张跨区域的社会网络。围绕渔业生产与海洋贸易，海南岛及南海诸岛与东南亚之间连成一体，促进海南岛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与族群互动，形成开放共享海域资源的生产协作传统，从而构建了自由、稳定、有序的岛屿网络。也有学者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结合在海南岛陵水新村港的实地田野调查，从渔民群体的生产生活出发，提出他们是中国最早开发南海及南海诸岛的历史见证人，也是现实环境中身体力行保卫南海的实践者。 苏禄海域历史上是一个多文化并存、多群体共生的广域社会圈，其中心苏禄王国作为印度洋海域和南中国海海域的连接点，海上国际贸易频繁。与此同时，这里是来自不同地区的渔民群体互动交流的一个重要区域。二战后苏禄王国的影响圈和交易圈被国界分裂，划入了不同的民族国家，在此海域作业的渔民群体亦同样被归入不同国家。现在的苏禄群岛位于菲律宾最南端，是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接壤处。虽然受到民族国家划界行为的影响，但居住和生活在这片岛礁海域的三国渔民仍通过渔捞、各种贸易往来、通婚等形式和途径形成了一个独属于渔民群体的网络体系。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海岛渔业社会抑或是内陆农耕社会，流动性始终是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区域社会研究里面，“流动性”同样是一个核心概念，是考察关系、结构问题的一个关键词。 岛屿作为陆地世界沟通海洋世界的重要枢纽，也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中转站和弹跳板。除贸易流通外，在南中国海，宗教传播也是考察岛屿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面向，亦可作为重新审视岛屿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岛屿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各族群的宗教信仰观念与实践产生了相应的文化实践与资源共享的问题。在南中国海最著名的民间信仰之一就是妈祖信仰，但凡岛屿世界，大多有妈祖信仰的存在。而妈祖信仰的发源地，则是在福建湄洲岛。千年以来，湄洲岛始终是信徒朝圣的圣地，湄洲祖庙也是妈祖唯一的祖庭。自宋代始，在民间传播和官方推动下，妈祖信仰从全国到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指出，湄洲岛作为妈祖信仰的发源地，香火的历史性传承与地域的空间传播，使之成为全球妈祖信仰的中心。湄洲祖庙是妈祖灵力的源泉，世界各地妈祖分灵庙必须不定期谒祖进香，方能持续保佑信徒。对于海外信众（尤其台湾地区）而言，对祖庙的认同承载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情感。根据2008年《湄洲妈祖祖庙各地区办理分灵登记册》的资料，来自国内大陆各省、港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宫庙共有138家在祖庙办理了分灵证。岛屿的海洋性和流动性对特殊民间信仰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从湄洲岛到全球，妈祖信仰传播呈现的不仅是岛屿世界的区域信仰共性，更是岛屿与世界的联结。 岛屿在宗教文化传播中扮演着中转站的角色，并且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涠洲岛位于广西北海市南部，是北部湾区域最大的岛屿，历史上是北部湾海上的交通要冲与海防要塞。1867年清政府重开岛禁，法国两位神父先后带领信徒到岛上居住，从此开创了天主教在广西地区传教的新局面。涠洲岛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征，也成为广西沿北部湾地区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涠洲岛在天主教传入广西的过程中充当了弹跳板的作用，直接影响到广西沿北部湾天主教分布格局的形成。上川岛位于广东省台山市西南部，东邻港澳地区及珠海，全岛面积157平方公里，南部的沙堤渔港是广东省五大渔港之一。该岛在对华传教的基督宗教和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16世纪前半叶，它是西方世界最早来华的葡萄牙商人进入广东的非正式通商口岸和居留地之一。远航商船在上川岛与中国商人贸易时，负有宗教使命的传教士也在其中，上川岛从而成为基督宗教地理的重要交流场域。方济各·沙勿略（Francois Xavier）便是其中的传教士之一，他于1551年、1552年先后两次登岛，在第二次登岛后逝世于岛上。他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继他之后，耶稣会士大举入华，开创了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第三次高潮。从此，上川岛逐渐成为基督教徒心中的圣地，后来各国朝圣者络绎不绝。作为对外贸易通道，上川岛的地位随着沿海通商口岸的发展而逐渐被取替，但作为基督宗教入华的宗教地理端点，其象征地位则不断提升，对欧洲而言，它意味着世界进入中国的宗教传播过程。 在这种自然环境、交通区位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南中国海及其周边区域不但是具有多样性的亚洲海洋文明的诞生地，还是儒家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等世界诸文明的交汇之处。华南及沿海岛屿构成了海洋中国的主要区域之一，也就是环南中国海区域，即在地理上所指的“北至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海峡，东至菲律宾群岛，西南至马来半岛的狭长海域，联系着中国南部、中南半岛、东南亚群岛三个区域”，并论及其周边海域。 关于如何研究该区域，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如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通道-圈”模式（CorridorNiche Model），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区域亚洲”概念，还有日本学者提出的“世界单位”概念等。从惯常角度来看，环南中国海区域中的岛屿可以说处于“偏”与“边”的位置，“偏”是指岛屿在全球中的地理位置，而“边”则是伴随着地理位置所产生的认知位置，不仅是指中国的边疆，还是世界的边缘。本文强调的“从岛屿看世界”的研究视角，将岛屿视为多元力量交织的场域，观察“你来我往、我中有你”的动态过程。“岛屿世界”概念的提出，并非仅仅意味着中心与周边的时空转换，而是要跳出这个二元对立的状态，在开放、流动的空间中看不同文化在岛屿的交流与融合，将目光放到岛屿世界的变迁中。将环南中国海研究置于此视角下来探讨，区域内的岛屿大多处在中华文化圈的辐射范畴里，从大陆到海洋，从世界到中国，岛屿正是混合汇聚的场域。有学者指出，长期的社会经济交流使南中国海域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经济圈，其中，南中国海经济圈主要由华南的港口城市，尤其是岛屿港口城市，包括香港、高雄、台南和金门，以及东南亚的马六甲、吉隆坡、槟城、新加坡、泗水、三宝垄、马尼拉等城市构成。这些节点所构成的贸易网络，展现了岛屿世界的另一种面向，即岛屿连接了全球经济贸易体系。如中国台湾高雄的旗津岛，在1726年，荷兰传教士于当年编纂的台湾地图上，称其为“汉德纳斯岛”（Handelaars Eylant），亦即Traders Island，有人翻译为贸易商之岛或是商人之岛，当时此处正是渔船进行贸易之处。后来，它发展成为高雄的核心地区，贸易鼎盛之地，从过去的渔港和小商港，一跃成为国际商港。 岛屿港口城市的建立与发展，将岛屿世界纳入跨区域社会体系，凸显出岛屿在全球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此类城市与都市景观的延伸，不仅意味着多重全球化的意涵，还揭示了政治与社会的脉络变动，更以不同层次的象征，表现出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特点。岛屿城市的海洋贸易、历史记忆、建筑艺术等不断交互发展，使得社会与文化融合不断演变与传承，彰显着环南中国海的区域性文化特征。岛屿城市在当地社会、区域或全球范围内扮演着重要的文化、经济、政治与环境的多重角色，许多岛屿港口城市的发展也开始实现了国际通商与政治运作的可能。从岛屿内部视角出发的岛屿城市或都市群岛的研究，突破了以往从外围、隔离和边缘的面向关注岛屿的研究倾向，同时弥补了都市研究缺乏岛屿面向的缺陷，展示出一个全新的跨学科领域，期待通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发展出新的丰硕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