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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化背景下的岛屿世界：变迁与调适 岛屿对于全球体系的参与，一直都是与时俱进的。不仅整个世界都向岛屿开放，而且岛屿也全面地向世界开放。其中，人口流动和旅游开发成为这种开放的重要动因。有学者基于广东台山大襟岛的婚姻圈与婚姻策略的研究，展现了从岛内婚到岛外婚的通婚过程。大襟岛从封闭到开放，冲击并改变了岛上村民的生活方式和婚姻策略，这也是岛屿世界对外开放的一种表现。此外，岛屿由于自身环境和资源魅力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打破了岛屿的封闭状态，当地经济得以多元强劲发展，但也存在不少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的隐患。在海南岛，文昌渔港的休闲旅游与潭门港的砗磲工艺品产业是当地生计方式转变的重要部分，而三亚渔港也在转型成为游艇港，逐渐走向更加开放的旅游业发展。 在当下岛屿世界的剧烈变迁中，岛屿不仅逐步走向更大范围与深层次的开放局势，也是全球化与快速现代化进程的缩影，是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与岛屿传统生产方式相交融的过程。在此背景下，岛屿所作出的适应性策略与发展路径，是岛屿研究所应关注的新面向。 在南中国海，岛屿的大陆化首先要面对中国历史上的“海禁”问题。明代以前，渔民曾在广西北部湾涠洲岛海域进行采珠和渔捞作业。涠洲岛虽偶见记载，却从未真正进入国家视野。明朝政府施行彩玉珠池禁防政策，设置机构打击非法私采的民众，在此过程中，涠洲岛开始成为当时海防体系的重要一环。清代前期，虽彻底摒弃珠池禁防政策，但其策略长期处于封禁与开禁两难之间，又因海防又难以落实，致使清代中期“洋盗”以此为据点频繁出没。清代晚期，迫于外交形势，清政府起初默许法国传教士协助客民信徒移居该岛，后来采取弛禁政策，并创建县治，至此涠洲岛真正完成从“盗区”向“政区”的过渡。涠洲岛从一个荒岛、贼穴演变为军事重镇，最终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的社会变迁过程，体现了岛屿的开发与明清国家政权向沿海地方社会扩张的宏观历史脉络之间的复杂互动。 谈及岛屿的大陆化进程，不得不提到的是疍民。疍民又被称为“水上居民”，是广泛分布在南中国海域及东南亚地区的群体，以船为家是其重要特色。他们除了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和海南等地的内河流域和海域外，还有一批迁移到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如泰国等。就海南岛的疍民来说，他们的出现不会晚于北宋。如今海南岛的疍民主要分布在三亚、陵水、昌江等地，且绝大部分基本已经上岸定居。疍民的生计模式是一种“游捞”的生产模式，他们属于不折不扣的“海上民族”，这些以水为生的人群到陆上安居，从浮家泛宅到安土重迁，这个过程本身实际反映岛屿大陆化的一个重要面向。 在台湾，岛屿大陆化则以全体迁离岛屿的形式表现得最为彻底。1965-1966年，王崧兴在龟山岛上进行田野调查时，面积2.841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共居住着89户639人，平坦地形不及全岛面积的1/7，距离本岛最近的头城镇梗板里有9.76公里，700人左右的人口数是龟山岛基本的承载力，其余增加的人口都向外流向了宜兰县。1977年，当地居民决定全体迁村至头城镇大溪里仁泽社区，共计131户，723人。1999年12月22日，龟山岛对外实现半开放，并于2000年8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发展旅游，在可持续生态发展理念下以限制登岛人数为前提开发成为海上生态公园。 很多近海岛屿通过填海造陆的方式加入大陆，更多则通过桥道、堤道和隧道与大陆相连。福建惠安的小岞岛从前是一个海岛，1958年围海造田、填沙筑路后才形成一个半岛。广东珠海的淇澳岛，从前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岛民与外界只能渔船联系。自从2001年2月珠海市政府投资建成淇澳大桥后，极大方便了岛内外的交通连结，使市区与岛屿连为一体，加速了淇澳岛的开发进程。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海南岛不断呈现出岛屿大陆化之中的发展问题。海南岛处于大陆体系与海洋体系相互推动中发展起来的岛屿文化体系之中。国家对海南岛的发展考量，长期以来总是以短期计划实现战略目标为导向。20世纪50年代引进橡胶种植，建立国营农场，导致岛内经济长期以单一作物为主，没有考虑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需求，造成“富饶的宝岛，穷困的少数民族”。在海南岛的发展规划中，有关黎族、苗族的经济文化也有所忽略。为此费孝通提出，要以当地人为主体发展海南岛，重视海南岛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强调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是民族本身的发展。容观瓊也指出，海南岛的发展不能忽略特殊生态环境下岛屿世界的文化结构和整体性质。另外，从海南岛的西部到东部，岛屿渔业生产呈现出从捕捞业到养殖业的转变趋势，这也是岛屿大陆化的一种体现。随着国际旅游岛的开发和自贸区的建立，加上“候鸟”群体的不断增加，海南岛居民构成大陆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