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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典经济学下的日本困境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完成于1773-1776年间的《国富论》(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及相关理论，其实直指许多日本幕藩经济研究的理论盲点。斯密认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然而，“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他意识到，“有些业务，哪怕是最普通的业务，也只能在大城市经营”，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更应该在海上进行，“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由于水运有这么大的便利，所以工艺和产业的改良，都自然发轫在水运便利的地方”。由于这一理论问题是社会经济普遍会遇到的问题，而不单为西方所独有，加之斯密所在之工厂手工业和机械大工业过渡期的英国社会与大半个世纪后的日本状况已有几分逼肖，所以，斯密所称“这种倾向(指分工)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等说法，其实还为人们揭示出对市场经济深感恐慌的无知依据。 “自由市场”的隐蔽规律和价值原理显示，自由市场表面上看似混乱且毫无约束，可实际上却由“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所指引。正是这“看不见的手”，才引导市场生产出相应数量和种类的产品。市场的出现基于人的本性，斯密认为人的动机都是自私而贪婪的，自由市场的竞争能利用人的这一本性来降低价格，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进而造福整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至于在“商业社会”中从事交换活动的人，斯密根据不同的劳动性质将其分为两种：“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他还列举了分工需求下的“非生产性劳动”职业：“在这一类中，当然包含各种职业，有些是很尊贵很重要的，有些却可说是最不重要的。前者如牧师、律师、医师、文人；后者如演员、歌手、舞蹈家。在这一类劳动中，即使是最低级的，亦有若干价值，支配这种劳动价值的原则，就是支配所有其他劳动价值的原则”，但“生产物的数量无论怎么大，绝不是无穷的，而是有限的。因此，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的人手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人手部分必愈小”，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斯密很强调“节俭”的意义，认为能否“戒奢”是决定“资本”能否增殖的大问题，“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他甚至断言：“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22)不过，斯密对商人也保持足够的戒心，因为一旦垄断形成，他的这些原理显然就会大打折扣。这意味着，政府部门的适时调控，便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举措。 当我们反观天保改革的相关举措时不难发现，“俭约”本身在任何社会形态中，无疑都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水野除了想通过行政命令强降物价以增加幕府收入外，并不懂得俭约与资本增殖之间的上述关系。不宁唯是，其取缔“株仲间”(工商业者行业协会)、“问屋”(批发商)这些在今天看来等于消灭全部资本积累途径的措施，不但有违“士农”与“工商”已经融和的事实，还使增加幕府收入的想法只能是南辕北辙，最终无法不对幕府核心支持力量的诸藩大名下手(上知令)。由于天保改革不啻断绝了人们的财路，因此，失去民间资本支持的许多社会行业——主要是“非生产性劳动”职业者的开支负担只能压向幕府，这成为幕府必须解散或消灭那些“即使是最低级的，亦有若干价值”的社会从业人员及其职业的一大原因。可是，这些手段除了能获得道德上的一时赞美外，其摧毁既有社会分工行为所带来的真正苦涩，恐怕也只有幕府自己才最为清楚。换言之，商业垄断固然可怕，但失去自由市场前提的政治垄断，则更为可怕。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知识界就没有注意并试图破解幕府困境者。实际上，无论是传统学术还是兰学、洋学，学者们几乎都注意到扩大市场、增加就业以强化社会吞吐能力的重要性，并且还几乎殊途同归地找到了试图使幕府再振雄风的出路。前述之本多利明等兰学者及其学术团体自不待言，并非兰学者出身的海保青陵(1755-1817年)，竟也从儒学谱系中的实学一脉中寻出了改造幕藩国家的途径和方法。他认为，贫穷不是政治。他的著作《稽古谈》、《善中谈》、《洪范谈》、《枢密谈》、《本富谈》、《天王谈》、《燮理谈》、《经济话》和《老子国字解》等，均大力提倡富民政策，强烈呼吁“藩营专卖制”，并热切地期待日本“统一市场”的形成。他肯定法家的“人情好利”说，认为法家因“人情”而治世的富国战略，对日本的当下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还有他如何对待作为德川意识形态的朱子学问题。这已被他聚焦在对“仁”和“智”的二者择一上。他认为：“桑弘羊之计策，惊人之智也。”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个“智”不但能使自身巨富，还能使国家资产大规模地增殖(《稽古谈》卷之一)。他甚至呼吁：“智者，为富国而宜置娼妓!”(23)虽慌不择路，却也言之剀切。 然而，尽管面对的问题大体相当，但海保青陵的思想在幕府的处境，显然无法与亚当·斯密在英国乃至欧洲世界的影响力等量齐观。《国富论》出版的1776年，英国商业乃至产业的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残余的封建制度的限制和束缚。但“此书出版以后，不但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恐怕也没有其他一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曾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以至于“恩格斯和列宁都把古典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看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24)相比之下，海保青陵甚至包括本多利明在内，除了到处游历、讲学度日，“终生浪人”并“忍教授之饥寒”外，也只能影响一些地方的商人和民众，作用远未得到应有的发挥。(25)而这同时也意味着，那些江户中后期的改革者们，无论有多大的能力和何等强烈的变革精神，面对日本难以疗救的综合病症，大概也只能与幕藩体制同归于尽而别无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