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体制变革方案的由晦而明 政治体制的变革观念被逐渐提上日程，反映了日本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兰学者佐久间象山(1811-1864年)的思想，启迪了胜海舟和吉田松阴等门下弟子，并为明治政府的政策形成做出了贡献。象山原为朱子学者，后转修兰学，对儒教渐多微词和批判，认为儒家学问无论对道德行为有何等重要性，都丝毫无补于军事事务。他力倡以西洋科技来充实国力，并讥讽魏源的《海国图志》，说它好看不中用：“魏氏海国图识中，辑铳炮之说，类皆粗漏无稽，如儿童戏嬉之为。凡事不自为之，而能得其要领者无之。以魏子之才识，而是之不察，当今之世，身无炮学，贻此谬妄，反误后生，吾为魏深惜之!”(26)西方研究者注意到，象山对西洋文明的采纳，似不止于技术层面，因为“在他看来，学习西方技术，唯有在采用了相应的政治措施以确保所学能够恰当实施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27)象山的这一思想，确曾闪现于他写给胜海舟等人的书信中，(28)但就其整体思想脉络而言，研究者还应将相关舆论还原到他的核心理论框架中去观察，才庶几不失客观。 实际上，当我们在审视佐久间象山的名言“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之时，会发现其欲在东洋精神的基础上嫁接西洋科技的经典主张已不啻在说，日本人面对东西方文明时，应该以道德为本，以科技为末。可是，正如他在《省愆录》中所谓“详证术乃万学之基本”等观点所表明的那样，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学问的根基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是自然科学。其对炮术之学的实践性强调中，已明确地吸收了以主体性操作为前提的近代实验精神。这意味着，是以知识的观照性为基础，还是以主体的操作性为基础，俨然已构成朱子合理主义与近代合理主义的根本差异。但是，这种科技层面的近代化一旦被象山赋予“人为”的色彩，江户时代唯“自然”方为“善”的官方通识，亦无法不使佐久间象山的“真”和“善”在价值层面上被撕裂开来。于是乎，他在社会政治体制变化趋势上的钝感，总是表现为对佩里来航后幕藩体制动摇现实的无所关心。他之所以把大盐平八郎的叛乱只解释为阳明学在作祟，也是因为他从未怀疑来自天地自然秩序的封建阶层秩序所具有的天然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性，从根本上讲，并未跳脱朱子学的自然观和社会观及其他潜在规定。这决定了佐久间象山不可能从社会政治体制层面思考比幕藩体制更优的选项，也自然消除了他试图从西方社会政治体制上寻求幕政出路的任何可能性。(29) 同样的情形似乎也在吉田松阴的身上重复出现。在吉田松阴看来，想打破日本当时的危机，唯一的希望应放在那些处于官僚阶级之外的人士身上，亦即他所谓“草莽英雄”身上。为实现这一目标，英雄们必须放弃藩国的束缚，通过留给他们的唯一方式来证明自己的真诚，即以天皇的名义“起义”。(30)有学者发现其中蕴藏有19世纪60年代恐怖主义之端倪的同时，更指出了吉田松阴与他老师佐久间象山之间存在同一性质的问题：“如在吉田松阴的著述中一样，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失，即缺少一个改造基本制度的计划，而这正是我们从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那里所期望看到的。”不仅如此，“我们在其他‘志士’那里也能看到同样的缺失。例如，井伊直弼的刺杀者们在1860年3月起草的一份解释他们行动原因的陈情书，就体现了这一缺失”，“它所着眼的与其说是未来，倒不如说是过去；它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制度设计，倒不如说是封建政治”，“与早些时候的松阴一样，这些1862年到1863年的尊皇主义者并没有预想到废除藩国或废除封建社会。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急不可耐地表达了对封建主义的偏爱，以抵抗在七世纪传入日本，而且在真正意义上更具‘帝制’性质的中国式的行省制度(郡县制度)……换句话说，他(指久留米藩的真木和泉——引者注)提议的是延续封建制度，不同之处是这个制度是以天皇而非将军为中心”。这表明，“19世纪60年代早期最著名的尊皇主义者”的“愿景代表的是对幕府而不是封建制度的攻击。它意味着权力平衡的转移，使天皇成为封建效忠的中心，让雄藩大名分享决策权”，亦即“尊皇主义者献身于天皇的事业在本质上既非‘反封建’亦非‘现代性’”。(31) 然而，同样是19世纪60年代初期，土佐藩在吉田东洋(1816-1862年)主持的藩政改革中，却呈现出与象山和松阴思想迥然不同的面貌。东洋改进了藩政效能，尤其是那些与税收和藩政垄断相关的政策，引进了新的武器和战法，鼓励兰学，甚至在长崎开设了一个代表处，以便于土佐藩对外贸易渠道的进一步拓展。1862年初，他还把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视为达到藩政乃至日本振兴的必不可少的措施，即简化武士阶级体系，提携有才能者；废除专门人才的世袭传统，给那些接受过西方技能训练的人创造更大的机会；重建藩校以培养具有西方技能的人才，招收范围也不止于高级武士，还包括大量下级武士。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政策的出台，已让人看到了“明治领袖们最终要做的事情的轮廓，一如我们能在更早的岛津齐彬那里看到的一样”。但由于在当时这很难为周边势力所认可，于是1862年5月6日，东洋本人被杀，藩政改革亦随之搁浅。(32) 英国的日本史专家威廉·比斯利(William G.Beasley)在谈及天保改革与明治维新之间的关系时认为，“以社会经济因素解释天保改革的方法”是重要的。“乡村社会正在变化，而且是以可以影响政治力量平衡的方式变化着。封建制度正面临危机，因为它的政治形式已经落后于经济基础。随着经济商品化而发生的价格革命，已经制造出一系列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德川社会毫无生存空间的现象：受债务逼迫的武士，或成为野心勃勃的求官者，或成为穷困潦倒的制伞工；富裕的城市商人享有封建庇护，并在某种程度上享有封建身份；农民要不抓住新的机会，变身为生产者与经营者走上致富之路，要不没能抓住机会而沦为佃农或雇农。这些现象都和既存的规则格格不入，它们意味着实际与理想的脱节。而这一脱节远则具有潜在的革命性，近则立即引发了不满与动乱。这些现象未必能证明‘同盟’说是解释德川幕府倒台的合理假说，但它们与明治维新后才可能发生的若干主要政策行为有显著的关系。”(33)然而事实上，直至明治维新前夜，日本真正富于近代内涵的政治愿景，才逐渐确立于那些志士的相关设计中。1867年，坂本龙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指出，日本若要摆脱困局，幕府将军就必须承认天皇的权威；必须创设两院制立法机构，以确保国家决策得到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必须任命天下英才担任官职，其人选应来自公卿、封建领主和平民；必须建立一支现代海军和天皇卫队。他宣称，通过这些变革，过时的法律和政策将被其他更适合日本当前需要的法律和政策所取代。值得深思的是，马上面临被革除大位之虞的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本人，竟也在1867年11月称：如果日本要变强大的话，迟早必须追随英国的样板，放弃封建制度!(34) 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变化和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远山茂树于1951年由岩波书店出版了《明治维新》一书，经多次重印后，2018年4月又被岩波书店以文库本形式再度推出。这既有日本对明治维新150周年的追忆考虑，也与远山对明治维新的论断并未过时有关。该著作的出发点，是由幕府和其他藩国共同参与的所谓“天保改革”。作者认为，天保改革并不局限于财政，但这场仅仅依赖于“自救”性改革的失败，却给明治维新明确了日本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即1868年1月的“王政复古”政变发生后，新政权便采取了把统治阶级的各方面因素尽可能广泛包容进来的措施。然而，随着政府军事地位的强化，它的人员构成变得更加单纯统一，行动亦变得更加不妥协。面对封建分离主义卷土重来的势头，面对农民起义的再度兴起，新政府于1871年断然废藩，这事实上构成了二次政变。它为一系列改革铺平了道路，这些改革不但旨在增强日本抵御西方的力量，而且使明治领导集团得以从对明治前社会结构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它们包括：土地税改革——给予国家可靠的财政收入，并确认其地主同盟在乡村的地位；征兵制——为国家提供一个镇压骚乱的手段，同时让民众感到有机会参与国事；教育改革——使得灌输公民道德和培养科学技术能力成为可能。这些改革导致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由官僚寡头掌权，且在本质上无须与其他力量分享权力也能够推进近代化甚至是经济增长的国家。(35)然而，亦如威廉·比斯利所指出的，“很显然，20世纪的日本帝国主义乃是明治维新的产物”，并且“在这个讨论中，思想的禁忌越来越少，可用的史料越来越多，尽管明治维新发生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3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