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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在折中指出，奏事“本系依照陈例，并非新起意见”，军机处奉旨要求理藩部“查明该达赖喇嘛所称依照陈例，事在何年，有无案据”。(41)为此，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分别呈报了相关材料。 达赖喇嘛指出： 五辈达赖喇嘛进京，时值顺治壬辰年十二月内陛见。至于癸巳年正月底由京回藏。行途之间，至是年五月初一日接奉敕书、金册，着该达赖喇嘛如遇紧要大事，准其专折奏事；如遇平常事件，与噶布伦等商议妥确，转呈驻藏大臣代奏。又至第六辈达赖喇嘛，时值乾隆十五年，与公爵噶布伦班第达会同具折奏明，情因有郡王俱米昂结(即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滋生巨端，至是年十一月十八日接奉大皇帝谕旨，达赖喇嘛与公爵噶布伦班第达钦遵外，又派总督等官来至西藏，与达赖喇嘛等会同商议办理。是日，又接奉谕旨：达赖喇嘛如有具奏之事，准其奏闻。当经钦遵在案。以至第九辈，凡有大事，照前专奏。由此以后，达赖喇嘛辈辈冲龄圆寂，因此怠荒专折具奏之事。至今所有事件，甚殊多误。今因为着汉番敦睦永远和合之事，为此恳请降旨，允准施行。(42) 从现有资料看，未曾发现皇帝准五世达赖喇嘛奏事的文书，但是，当时确有直接向皇帝奏事之例，《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记载有达赖喇嘛与皇帝之间就青海诸台吉作乱等事件的往来通信。(43)只是，其中提到驻藏大臣当为有误，因为驻藏大臣之设是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四十多年后的事。此外，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后，相关情形也是由七世达赖喇嘛(44)上奏呈报的。当时，乾隆皇帝降谕做善后安排，称“寻常细事，仍听噶隆二人照旧承办。至具折奏事及兵备驿递等重务，则令钦差驻藏大臣会同噶隆二人办理，钤用钦差大臣关防，永为定制”。(45)之后乾隆十五年闰十一月十五日上谕中称(达赖喇嘛)“该奏之事不断具奏”。(46)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谕称“朕细阅(达赖)喇嘛一切奏章，甚合朕意。朕所遣钦差到藏，向喇嘛颁旨，协同喇嘛，共同商议，办好一切所办事宜”。(47)可见，在特殊的条件下，达赖喇嘛单独具奏，或驻藏大臣与噶伦等会奏都曾有过先例。直至第十世达赖喇嘛时，失去奏事之权。此说之前后原委尚待考证。 对于达赖喇嘛的说法，驻藏大臣联豫检索驻藏大臣衙门档案，予以答复，称：“驻藏大臣前准达赖喇嘛奏事，事必有之。藏署自遭珠尔默特事乱，乾隆十五年前案卷尽失，无从查考。至所准达赖专奏一节，遍查亦无明文”。而对达赖喇嘛所称“藏事壅于上闻”，联豫予以否认，认为“自光绪十四年藏中多事以来，事无巨细，皆经历任驻藏大臣奏达圣聪，钦遵谕旨办理，并无壅遏专擅之弊”，否定了达赖喇嘛提出奏事权要求的基础。最后的结论是“所请应无庸议”。(48) 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过世，继任皇帝年幼，并无处理政务的能力，达赖喇嘛认为继续滞留京城并无意义，于是提出返回西藏，并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启程。十二月初十日，达赖喇嘛在途中仍然惦念奏事权之求，给军机处呈文，追问“前将西藏要事二件，业经奏明，至今未下谕旨。卑自思朝教二事，不知后来如何，心自不安”。(49)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九日达赖喇嘛抵达西宁，二月七日下榻塔尔寺。二月十三日，西宁办事大臣庆恕前往塔尔寺行册封之礼。在达赖喇嘛颇为期待的敕谕中，并无一言谈及奏事权问题，只言“怀信义于中朝，遵典章于主国”(50)，大约也是遵照惯例之意。可见，朝廷既未接受达赖喇嘛的要求，也未吸纳张荫棠的建议，而是完全采纳了驻藏大臣联豫的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达赖喇嘛在回藏途中给拉萨的诸位噶伦写信称，在北京觐见了皇上、皇太后，奏报了西藏事务。《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还指出，他在北京期间，皇上、皇太后颁发敕书，“西藏一切重要大事，达赖喇嘛自己可向朝廷上奏，也可由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联合上奏”。(51)显然与事实不符，可能的解释是达赖喇嘛以此为自己制造舆论，用这种策略对驻藏大臣施加威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