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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种政治理念的冲突 十三世达赖喇嘛1908年晋京，向两宫下跪并接受了朝廷的册封，张荫棠期望在国际场域郑重宣示朝廷对藏主权的目的得以实现。然而，相关的官员都深知达赖喇嘛在礼仪上的妥协是为了向朝廷提出维持黄教崇高地位、给予奏事权两个要求的，但是，他的期望都未能得到满意答复。在先帝和太后驾崩、新帝登基的忙乱中，十三世达赖喇嘛离京西去，也许远在拉萨的驻藏大臣联豫悬心落地，感到庆幸，然而在中枢机构的官员们内心却不免泛起一丝的忧虑。英国公使朱尔典在报告中说：“某些中国人已经开始怀疑，教主(指达赖喇嘛)在这里的表现表明，他回西藏之后，是否会成为中国政策的积极拥护者”。(52)而达赖喇嘛自己在返途中给军机处进呈的最后一次报告，就明显地带有威胁的语气，称：朝廷“倘将前奏二件要事不准，西藏僧俗百姓无依无靠，实是伤心，势分被[彼]此，将屡代眷顾之恩，付之东流”(53)，然而朝廷在最终的册封敕文中仍然只字未提奏事权问题，达赖喇嘛的失望之情，自可想见。 几个月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因为与驻藏大臣联豫的矛盾以及川军进藏而再次流亡，在印度期间与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查尔斯·贝尔(Charls Bell)谈论晋京的经历时，仍然对礼仪问题和奏事权问题耿耿于怀，显然他在经历兵败流亡、褫夺名号、再复名号等事件之后，希望能够比照五世达赖喇嘛先例，获得一个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宗教领袖的身份，在帝国多元政治架构中占有特殊地位，而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藩属、下属臣子的角色。然而，时移事易，17世纪中叶，清朝对西部地区控制尚属薄弱，需要他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招抚蒙藏各部(乾隆皇帝总结为“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安定西部疆域。而到清后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夺欺凌，仿照西方建立“民族的国家”成为精英集团新的共识，而要建立政治法律齐一、国民文化同质的新体制，就需要打破各种类型的地方性权力结构，比如西藏的噶厦、西南地区的土司头人等，瓦解民众对中间权力结构的效忠。对于张荫棠来说，将达赖喇嘛觐见纳入藩属之礼的范畴，通过叩头下跪等礼仪展演，向国际社会宣示西藏隶属于清朝、达赖喇嘛只是一个地方性首领等这样的政治主题，实际上是西藏新政的延续和组成部分。因此，礼仪之争的实质是两种政治理念的冲突。 朝廷明知奏事权之求为达赖喇嘛晋京两大目标之一，反复提及，再再恳求，但是，朝廷依然坚定地维护驻藏大臣的奏事垄断权，其目的就是维护驻藏大臣在政治上的威慑力。张荫棠、联豫在西藏筹办新政，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需要朝廷经费支持，然而朝廷既没有充裕的经费支持兴办实业，也无法派遣足够的军力以资震慑。联豫提出的练兵计划，每年需要130—140万两白银的经费，可是朝廷最终只能拨给20万两，相差悬殊。(54)事实上，在清末的特殊条件下，奏事权垄断是确保驻藏大臣政治权威的最有效手段。奏事权就是向皇帝反映西藏情况的话语权，如何言说、谁来言说，对于朝廷的判断、决策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奏事权垄断事实上就是在朝廷的政治影响力垄断，驻藏大臣独享奏事之权，实际上就是剥夺了达赖喇嘛向朝廷表达自己意见，特别是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给自己辩解的权利，这无疑对达赖喇嘛形成政治威慑。尽管信息垄断必然会有虚奏混冒的风险，张荫棠前期查办有泰案时对此已有深刻体会，但是，对于朝廷来说，首先必须确保驻藏大臣拥有政治权威，而给予达赖喇嘛奏事权，哪怕仅限宗教事务或与驻藏大臣会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瓦解驻藏大臣的权力基础，此消彼长，驻藏大臣的影响力更形衰微。其次，清末新政已经开启了民族国家建构之路，给予达赖喇嘛奏事权，事实上承认了他的世俗政治权力，甚至强化了他的政治地位，这就与新政的宗旨相违背了，因此，否决达赖喇嘛的奏事权要求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