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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林《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接待礼仪述略》(《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主要根据奏牍等汉文史料描述了往返京城及在京城期间的接待礼仪及觐见礼仪；索文清《一九○八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觐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主要依据当时民政部警察局的《内厅侦察达赖报告》及媒体报道梳理了达赖喇嘛在京期间的活动，其中包括觐见时的具体礼仪。李治国《清代喇嘛觐见礼探微》(《西部蒙古论坛》2014年第3期)探讨了清代喇嘛觐见礼仪从高规格向臣子化的演变过程，说明礼仪规格的演变主要与清朝对蒙藏地方的控制能力相关；史培寅《1904-1909年十三世达赖出走内地时期的心理考察》(高翠莲主编：《民族史研究》第10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认为礼仪和奏事权争议使达赖喇嘛心头有了一丝阴霾，“屈辱、怀疑、失望充斥其心”。陈锵仪《简述十三世达赖入觐》(《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认为朝廷在礼仪上做了重大妥协。多数论者都指出奏事权要求被否决，使达赖喇嘛感到失望。刘丽楣《清代达赖喇嘛奏事权探析》(《中国藏学》2007年第2期)则认为历史上达赖喇嘛从未有过奏事之权，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奏事要求并无历史依据。 ②李治国：《清代藩部宾礼研究——以蒙古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页。 ③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2页。 ④驻藏官员弄虚作假最著名的例子是乾隆朝第一次驱逐廓尔喀的战争，进藏清军不仅从未交战，还签订了赔款等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钦差大臣巴忠等却谎报大捷。其后景纹、文海、有泰之流屡有贪腐谎报弊情，中枢机构深有所闻。 ⑤Mary Wright,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 1900-1913(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p.3—4；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⑥张荫棠并没有废除西藏地方政府原有架构，而是在保留原有机构的基础上，设置了新的机构，实际上是个叠床架屋的过渡性设计。 ⑦英国军官吉治纳曾言“西藏之事，我政府非不愿与贵国交涉，因贵国在西藏不能尽主国义务，藏人不遵守(光绪)十六、十九年条约办理，使我政府不能不行与藏直接政策”。张荫棠：《与吉治纳问答节略》，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6页。 ⑧张荫棠：《为请准达赖班禅入京觐见等事致外务部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⑨张荫棠：《奏复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8页。 ⑩张荫棠：《致外部电请代奏办事艰难情形吁恳收回政权》，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17页。 (11)张荫棠同时建议班禅额尔德尼晋京，这样西藏两个宗教领袖晋京，更能体现西藏与清朝的政治隶属关系。 (12)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杂档》有两份相关的文件：《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及接待封赏情况》和《五世达赖六世班禅入京师及迎送接待赏赐情况》，显然是为接待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而做的先例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中心合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208页。 (13)《记达赖喇嘛来京事》，《大同报》(1908年)第9卷第20期，第32—33页。 (14)Sept.8.1908,Sir J.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F.O.535,Vol.XI,Inclosure in No.105. (15)《接待十三达赖喇嘛节略》，《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139页。 (16)张荫棠：《为达赖觐见礼节等事致外务部说贴》(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162页。 (17)《七志达赖喇嘛在京情形》，《申报》，1908年10月11日，第5版。 (18)《记达赖喇嘛抵晋事》《大同报》(1908年)，第9卷第8期，第31—32页。 (19)Mar.17.1908,Sir J.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F.O.535,Vol.XI,No.83. (20)Oct.12.1908,Sir J.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F.O.535,Vol.XI,No.114. (21)《七志达赖喇嘛在京情形》，《申报》，1908年10月11日，第5版。亦见《达赖改期觐见》，《大同报》(1908年)第10卷第8期，第28页。 (22)《字林西报》，1908年10月12日，转引自程龙《晚清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涉藏档案选编》，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版，第226页。 (23)《政治官报》，1908年第356号。 (24)《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大事记：二十日达赖喇嘛觐见于仁寿殿》，《东方杂志》1908年第9卷第10期，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25)档案记载“(是日)圣母皇太后在仁寿殿升明殿宝座，辰正二刻五分陛见达赖喇嘛等，辰正二刻十分陛见毕。上升座，辰正三刻陛见达赖喇嘛等，辰正三刻四分陛见毕，退出”。《慈禧光绪接见达赖喇嘛时辰单》(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153页。普觉·图登强巴楚臣丹增记载觐见情形如下：“(藏历八月)二十日殊为吉祥……(达赖喇嘛)到达王熙城(音译)东门牌楼，落轿步行。时，皇太后在小寝宫仁寿殿，御前大臣、军机等文武大官500多人(向皇太后)问安，理藩部大堂官来请尊者，翻译通司及随从……共同前往，从纳陛左侧登阶去觐见皇太后，献佛像一尊，哈达一条，(皇太后)还以洁白汉绸哈达及宝珠一串。然后，在座垫上落坐，随后，皇太后问：达赖喇嘛来京路上均好？答：托皇太后鸿福，一路不甚辛苦；问：自藏前来历多少时日，答：已历四年余，日子未曾计算；问：到京后预备食宿周到否？答：一切均好；问：达赖喇嘛抵京后，京中庙宇可曾前往瞻仰？答：正有此意。此后，理藩部堂官引喇嘛等到纳思殿(音译)稍憩，期间在小寝宫大皇帝宝座之前为尊者设立稍矮宝床，大皇帝提前登坐在宝座上，理藩部堂官引尊者及两位通司，随从四位侍从堪布，从小寝宫仁寿殿右侧登阶时，大皇帝起身，尊者双手敬献哈达及佛像，并同时向皇帝问好，大皇帝也恭敬地还以内库黄色哈达，然后，(两人)同时在自己的宝座上落座。皇帝问：达赖喇嘛来京沿途均好？达赖喇嘛答：托大皇帝鸿福，沿途均好；问：在五台山时，地方水土均相宜否？答：均相宜；问：北京冷暖相宜否？答：与藏地不同，但冷暖适中。如此问答，完毕后，通司喇嘛通过御前大臣翻译，随后饮茶。然后，理藩部堂官引尊者返回。乘轿子送回黄寺寝宫。”见普觉·图登强巴楚臣丹增《十三世达赖喇嘛传——殊胜宝鬘》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藏文版，第88—89页。而《申报》称“慈宫(指慈禧太后)垂询藏事颇久，皇上仅问起居而已”(《达赖喇嘛觐见详记》，《申报》，1908年10月19日)；又称“皇上……垂询藏事……约过十二点钟，始行退出”(《达赖喇嘛与西藏》，《申报》，1908年10月21日)，显然是道听途说，与官方记载颇有出入。 (26)普觉·吐登强巴楚臣：《十三世达赖喇嘛传——殊胜宝鬘》下册，第90页。 (27)从英国外交部档案可知，达赖喇嘛抵京后，派遣下属官员前往美、俄、英、德等使馆，通问致好，征求对处理礼仪分歧的意见。英俄在1907年签署《英俄协定》后，战略重心已从相互竞争转向共同遏制德国，达成默契维护清朝在西藏的利益，因此，就如何应对达赖喇嘛的请求，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专门会晤英国公使朱尔典，双方商定不与达赖喇嘛谈论政治议题，奉劝达赖喇嘛“最明智的方针是同意中国的观点”。见Oct 12.1908,Sir J.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F.O.535,Vol.XI,No.114; Oct.25.1908,Sir J.Jordan to Sir Edward Grey,F.O.535,Vol.XI,No.117。 (28)《理藩部为在紫光阁筵宴达赖致军机处咨呈》(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159—160页。 (29)此次觐见之礼仪，官方记录为“跪见”，是否亦为“侧跪”，未见有其他记载。 (30)《寿耆奏拟达赖亲递万寿节贡物礼节折》(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五日)，《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16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