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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怀鬼胎的陈炯明 1918年，孙中山遭南北军阀排挤，愤而离粤赴沪，但他并未气馁，仍坚持他的救国事业。他着手整顿革命队伍，在1919年10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1920年冬，接受其主张的陈炯明率驻在闽南漳州的粤军打回了广东，驱逐了盘踞广州的西南军阀势力。同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启程南下，重新在广州建立并领导旨在维护《临时约法》的军政府。 1921年4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举行，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正式就职。随即挥师进军广西，铲除割据广西的桂系军阀势力，陆荣廷等桂系军阀仓皇逃往越南。接着，孙中山在桂林建立了北伐大本营，准备率军北上，讨伐盘踞各地和占据北京的北洋军阀。1922年2月3日，孙中山正式发布了进军命令。6月13日，北伐军攻克赣南重镇赣州，接着又直指南昌。这时，陈炯明却在广州悍然发动兵变，欲将孙中山置于死地。 陈炯明原是清朝的一名秀才，1909年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后担任广东副都督、代理都督。以后在孙中山的扶持下，担任粤军总司令。孙中山对这支2万余人的军队十分重视，曾亲自批准全体官兵宣誓加入国民党，期望他们成为一支可以信赖的革命军队。但是，陈炯明对革命并非真心实意，随着自己实力的壮大，他逐步向新军阀蜕变，也想在广东割据称雄。国民党元老马超俊忆述：“陈炯明自视甚高，夜郎自大，对总理（孙中山）并不忠实”；傅秉常也忆：“炯明守旧、刚愎，状类军阀”（《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86页）。 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北伐命令阳奉阴违，不愿派兵参加北伐和接济北伐部队。当时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俄共（布）党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记述：“孙逸仙博士在一次会议上说，他认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聚集在张作霖将军周围的那些军阀，需要从政治上把这些人消灭，因此同他们只有一句话——战争。所以他建议，作为现时政治形势的公式就是准备同北京作战。在这个问题上，一段时间在政府内部意见不一。陈炯明认为，现时任务不是同北京作战，而是在广州巩固政权的内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甚至以隐退来抗衡孙中山的北伐主张，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孙中山苦口婆心地开导陈炯明：“革命既无半途而废之理……望兄速取消退隐之志，投袂而兴，终始国事”（《民国日报》1922年5月8日）。 但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劝告置若罔闻，1922年4月5日，美国驻华公使雪曼密电美国国务卿：“陈炯明虽然屡次否认，但我怀疑他与孙中山在政策上能相融洽”（段云章等：《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页）。4月28日，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描述：“孙、陈之分裂与日俱增。事实证明，陈炯明不仅不赞成北伐，而且也没有给孙予有效的支持。陈部全在广东和广西的西江流域，陈的军队无一随孙而去，且也无意要他们参加北伐”（同上，第488—489页）。不仅如此，陈炯明还在暗中与北洋军阀等联络，阻挠破坏孙中山的北伐，广东省档案馆藏粤海关档案载，1922年5月2日英国人的情报显示，陈炯明早已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及云南军阀唐继尧结盟（黄宇和：《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95页）。 二、陈炯明密谋和兵变 更可怕的是，陈炯明还动了杀机，并暗中布置。1922年4月9日，陈炯明下令凡进入其广州官署的军官均须搜身，“而通行暗号每日改换两次”(《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增订本）》，第464—465页)。4月18日，粤海关情报称：“陈与孙重新和好已无希望，两者之间的冲突似乎不久即会发生”；5月27日，其又记述，陈炯明的部队“占领了石井军火库，在该部控制下的新街铁路站以南一带，士兵们昼夜不停地抢修碉堡和战壕”（同上，第470页）。4月26日，孙中山在广州会见少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谈到他与陈炯明的关系：他反对我，反对共和国总统，反对人民的意志。如果他一定不服从，那么他将被消灭，没有任何和解可谈”（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第八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281页）。 6月13日，北伐军占领江西赣州，缴获陈炯明与北洋军阀暗中来往的多份密件。陈炯明狗急跳墙，密令所部加紧兵变的部署，并于次日在石龙召集将领密议兵变。 1922年6月16日凌晨2时，陈炯明在广州突然发动武装叛乱，宣布取消广州军政府，派兵大肆劫掠各重要机关，断绝广州与外界交通，并炮击总统府和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当时，广州城内陈炯明的部队有25000人，而孙中山掌握的警卫团总共才500人，力量悬殊。 事变前夕，有人向孙中山报告了陈炯明谋叛的消息，情况非常紧急。在周围人的劝告下，当叛军向粤秀楼进发时，孙中山在卫士长马湘等人的护卫下，化装出走。事后马湘回忆说：“中山先生由越秀山小路到达德宣路，即见有许多陈炯明部队向总统府进发。当走到惠爱路时，正欲横过马路入桂香街，却被陈军的哨兵拦阻不准通过。林直勉对他们说：‘我的母亲患了重病，请这位医生到家里诊治。’但他们仍不许通过。林直勉又说：‘我们住在高第街，你们如不信，就请一齐和我们到家里看看。’哨兵望望中山先生穿了一件夏布长衫，戴墨晶眼镜，像一个医生，就让我们通过。及到靖海路，又遇见陈炯明叛军，中山先生态度从容镇定，叛军没有怀疑，便又通过了。遂一直沿长堤至海珠海军司令部，再乘小电船登上军舰。”真是惊心动魄，死里逃生。 孙中山撤离时，宋庆龄为了减少叛军的注意力，让孙中山顺利脱险，坚持要孙中山先走，自己勇敢地和一些卫兵留守粤秀楼，后又转至总统府。直到下午4时，才在2名卫士和1名副官的护卫下，突破叛军包围，于次日晨辗转来到黄埔与孙中山会合。当时的危急情形，宋庆龄曾有追述：“自从八时至下午四时，我们无异葬身炮火连天的地狱里。流弹不停的四射。有一次在我离一房间几分钟后，房顶中弹，整个陷下。这时我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当时怀有身孕的宋庆龄不幸流产，后终身未孕。在这次叛乱中，孙中山的很多著述手稿和来往函电，仓促中未及带出，惨遭毁弃，后来孙中山忆及仍痛惜不已。 三、孙中山寻求救国新途径 孙中山脱险后，“先后登楚豫、永丰各舰，率舰队讨伐陈炯明”（胡汉民：《胡汉民自传》，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34页）。其间，陈炯明曾企图用水雷炸毁永丰舰，杀害孙中山。适值珠江涨潮，水雷飘移，在永丰舰远处爆炸，其阴谋未能得逞。50多天里，孙中山一直冒着叛军枪弹，顶着酷暑骄阳，在狭小闷热的永丰舰舱房里，指挥海军官兵与叛军相持对峙，等待北伐军回师合击，平定叛乱。但是，奉命从江西回粤救援的北伐军，在韶关一带受到陈炯明部队和北洋军的前后夹击，伤亡很大，不得不退回江西。3艘海军舰只也在陈炯明重金诱惑下，偷偷脱离了孙中山的指挥。孙中山见原定的平叛作战计划不再能实现，继续滞留在广州只能作无谓牺牲，于是决定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设法积聚力量，再作打算。这样，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告失败。 陈炯明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是沉重的。1922年9月18日，他《致海外同志书》痛斥陈炯明的背信弃义：“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5页）。陈炯明追随孙中山多年，他所率领的粤军，是孙中山一手扶持起来的，满心希望这支军队可以成为革命武装力量。粤军打回广东后，孙中山对陈炯明期望更大。其实，孙中山对陈炯明的人品并非全无认识，他在1915年的一封信里谈到陈炯明时，认为“此人险诈，难与共事”。但是，孙中山还是抱着良好的愿望，信任和重用陈炯明，不料最后竟险遭其毒手。孙中山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1924年12月1日他北上赴北京途经日本，有记者问：“陈炯明何以反叛先生呢？”孙中山答：“因为图个人的私利，勾通了吴佩孚”（《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2016年版，第397页）。 但即使面对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这种残酷打击，孙中山的革命决心仍坚韧不拔，他斩钉截铁地强调：“疾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时尤当艰贞蒙难，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最后之努力者。”他还题赠共同经历此次危难的宋庆龄条幅，表达真挚深情和坚定抱负：“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庆龄贤妻鉴”（《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2016年版，第695页）。在拯救祖国的坎坷征途上，孙中山继续摸索前进着。有学者依据新见史料指出，1922年陈炯明部兵变，是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重大事件。自兵变至次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其间从孙中山与代表共产国际、苏俄及中共的达林、齐契林、马林、越飞、格克尔、列宁、李大钊等人的谈话、通信和宣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联俄外交是陈炯明兵变的结果（李吉奎：《〈孙中山全集续编〉能为孙中山研究贡献什么》，《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31日，第9版）。随之而来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酝酿和推进，中国革命因此也翻开新的一页。 陈炯明的叛变，也是促使孙中山在实现国共合作后，决定创建黄埔军校的重要原因。1924年元旦，孙中山在广州举行授勋典礼，奖励在陈炯明叛变时英勇反击的马湘等卫士，并讲演强调：“革命军的力量，是和别种军队不同的，必要能以一当十，才算合格。用几百人可以敌几千人，那才算是本事。如果不能，便是大耻辱，便不算得是革命军。前年观音山的卫士，便是以一当百的革命军，所以值得本大元帅来奖赏。”他指出：“民国成立以来，我理想上的革命军，只有这次观音山的卫士足以当之。这种奋斗的精神，实在不可磨灭”（《孙中山史事编年》第十卷，第5059页）。1924年6月16日即陈炯明叛变两周年之际，黄埔军校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曾是黄埔军校首期学生的徐向前元帅忆述，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江固号军舰来到黄埔岛。先巡视了学堂和寝室，又进大礼堂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他的话精辟，革命性强，说服力也强。他说：“中国革命有了13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 孙中山热情地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严厉地痛斥陈炯明之流的假革命，他说：“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计困难，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说要来革命；到了后来稍为得志，便将所服从的什么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军，炮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孙中山要求黄埔同学：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一心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当时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是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要内容。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列入正课。在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黄埔军校》，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60、63页）。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