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霸之风不可长 柳 闻 -------------------------------------------------------------------------------- 近日，宋史学家王曾瑜在《历史学家茶座》上撰文，称戴逸、龚书铎主编的《中国通史》（彩图版）为学术垃圾，称二位主编为“空头主编”，称该书的撰稿者为“东郭先生”。此语一出，四座皆惊，立刻吸引了诸多史学工作者的目光。此后，当事者对这一争论仅停留在史学界似乎感到不过瘾，又投稿《新京报》。7月1日，《新京报》专版刊出，并引用其他多位史家的评论，将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引向高潮。而戴逸随后在《文汇报·读书周报》发表意见：“欢迎批评，但休想封杀《中国通史》（彩图版）！” 至此，这场学术批评逐渐带上越来越多的硝烟味。至此，史学界是不是应该给这场争论更多的关注和思考，看看它到底给学界带来了什么。 王先生批评《中国通史》的理由大概如下几条： 一是史实上的错误。列举了该书中有七八条错误或引用不当之处。 二是说该书将一些民间传说引入书中，与史实混为一谈； 三是说戴逸等人既然只是清史专家，怎么可以有能力做“中国通史”的主编，显然只是挂名，不严谨，不认真。王先生的观点是“依目前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龄段的治史者的学力而论，任何人也不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他们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 四是说《中国通史》（彩图版）还评上“中国图书奖”，纯粹是学术腐败，“空头主编风与趋炎附势风相得益彰耳！这正是当前史学界学术道德水平严重下降的一面镜子。” 笔者不是研究宋史的，不敢对文章中具体的宋史问题冒昧评价。但总觉得王先生所谓“学术批评”态度值得商榷。笔者初读此文，觉得是一篇学术批评，越往后读，越觉得是一种谩骂，难怪有人在网上撰文称王曾瑜先生是在做“学术骂街”。由此，笔者想到这样几个问题： 一、到底如何开展学术批评。良好的学术批评应该是可以促进学术交流和进步的。笔者经常见报刊杂志上有学者之间的“商榷文章”，有的甚至反复几次，但都是以文会友，不涉及人身攻击。然而，王曾瑜先生的这篇文章显然有两大问题让人费解。首先，他则一再称戴、龚为“空头主编”，说他们缺乏学术道德，说他们主编的书能评上奖是搞“学术腐败”。这些指责无疑已经超出了就学术问题进行讨论的限度，其矛头直指戴、龚二人本身。对两位年届八旬的老人做这样的人身攻击是否有悖情理？其次，更厉害的是王先生称自己这样做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言外之意，他所攻击的戴、龚二人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说戴、龚二人既然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出来作“自我批评”。那么，照此逻辑，如果两人不作“自我批评”批评的话，那这两位党员是不是就应该到中纪委报到了？笔者年轻，未曾亲身经过“文革”，但看到这些，总觉得背后有股“文革”凉风，使头皮发麻。学术论证到了这份儿上，真让人觉得悲哀。而如果学术批评一定要与政治帽子联系在一起的话，如果为了让一个人承认自己在学术上被别人冠以的“莫须有”的错误，就不惜拿党章来压制他，那真是整个学术界的悲哀。此乃“学阀”，此乃“学霸”，此风断不可行，此风更不可长！毕竟，那种靠否定对手的政治立场来否定其学术成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种靠说别人是违反马克思主义来证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也在“真理大讨论”大潮的洗礼下一去不复返了！ 二、优秀的民间传说或文艺作品能否引入史书？《中国通史》（彩图版）中引用了一些民间故事和传说，王先生提到其中有岳飞的一些故事。对此，笔者翻看该书时，发现该书对此又详细说明，并用相当鲜明的颜色对那些是真实史实，哪些是民间传说予以区分。《中国通史》（彩图版）本身就定位于通俗读物，没有说自己是学术著作。笔者了解到，中国史学会之所以出面组织这样的一部历史作品，其原因在于试图将历史著作普及化、大众化，这是将象牙塔中的历史研究推向社会的一种探索，一种尝试。民间传说固然不是历史史实，但一些优秀的、流传已广的民间故事本身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如何更好的利用它们、如何让他们更好的与历史史实结合，是史学界应该探讨、也一直在努力探索的一个问题。像岳飞抗金、岳母刺字这样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经数百年之久，把这些故事纳入一本通俗读物，可以使读者更容易接近历史、理解历史。对此，作为资深史家，王先生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其实王先生应该明白的，因为他自己就因为善于写历史小说而闻名，王先生不就是因为写了《靖康奇耻》、《河洛悲歌》等小说而被认为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文学家”，其作品也被视为“破体之作”、创新之举，是“采用小说的艺术形式来写历史研究学术成果”，他怎么现在倒非难起这些引用优秀民间传说的作品来了？ 第三、王先生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依目前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龄段的治史者的学力而论，任何人也不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他们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他引用张政烺先生的话批评戴逸说，他没看过《四库全书》怎么会指导别人研究《四库全书》，其结论是戴逸是学术骗子。王先生的这一观点或许能说明其人治学严谨，没看过的书不谈。但其逻辑也有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是不是主编通史的人都要把中国历史的史料全部看完？研究《四库全书》的人是不是必须把《四库全书》全部看完才能研究《四库全书》？按照这种逻辑，估计没人敢编中国通史，更没人敢研究《四库全书》了。纪晓岚也不敢说自己看完了《四库全书》。文天祥被捕后与忽必烈的对话：“忽必烈问：你是宋朝状元，可是读完了你们汉人的书，文天祥答到，汉人之书汗牛充栋，谁能读得完……”。中国史料，时代愈早愈少，愈晚愈多。如果某一个说研究秦汉历史的史家称自己看完所有秦汉时期的史料的话，估计还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如果唐宋以后的某个史家说自己看完了自己那段的史料，岂不是贻笑大方。至于近代历史，由于年代较近，其资料更是数不胜数，还需有深厚的辨伪功夫才行，那么是不是中国就没有研究近代史的专家，是不是就没有人能够主编中国近代史呢？ 最后，王曾瑜先生似乎为了加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在文章中转述林甘泉先生的几条意见。且不说这种随意转述别人话的做法是不数以讹传讹，笔者不知林先生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或者说王先生转述林先生的话时是否征得林先生本人的同意，起码，深谙历史考证之学的王先生应该对林先生讲话的时间、场合作个注释，也好让别人知道是值得转引的正式谈话还是被拿来当“令箭”的“鸡毛”。 同样，王先生转述其恩师张政烺先生的话时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是，张先生已经故去，无法证明王先生所说是对是错，但有一点是事实，就是张政烺先生和戴逸先生同时参加的论文答辩只有一次，是在北京，而不是在山东。这是当时那场论文答辩会的组织者亲口所说。而王曾瑜先生，又没有考证清楚。 （资料来源：国学网◎经济史论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