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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摘要: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陕北地区龙山时代遗存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中,后期应属“石峁文化”范畴,前期还未有明确的考古学文化命名。近年来,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多有发掘,陶器组合稳定,典型陶器包括单把斝、喇叭口瓶、直口筒形瓮、折腹盆、细柄豆等;陶器演变规律明显,可初步划分为“寨山遗存”和“庙梁遗存”早晚两个发展阶段。本文认为,石峁文化在陶器组合、聚落特征等方面与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表现出强烈的传承性,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应是石峁文化的重要来源。 关键词: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 考古学遗存 以空三足陶器—斝的出现为黄河流域龙山时代来临之标志的观点[1]在陕北地区同样适用。近年来一批新发现和新资料促使陕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遗存的相关研究不断向前推进。现有材料表明,陕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遗存以典型双鋬鬲的出现为标志,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时期,前期处于“有斝无鬲”阶段,后期以双鋬鬲为最典型陶器。其中,已经有学者将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后期遗存归入“石峁文化”[2]的范畴,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的研究也很有必要。本文即是对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的初步讨论。 一、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的发现和整合 庙梁遗址位于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镇杨二村东南,西距靖边县城约20公里,核心区域面积不小于20万平方米,处在东流芦河南岸的山前坡地地带,南依白于山北麓、北望芦河谷道,遗址所在区域地势高阜、黄土丰厚、水源充足。2017年,配合蒙西—华中运煤铁路建设进行发掘,清理了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的考古学遗存,其中,龙山时代遗存非常丰富,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综合分析显示:靖边庙梁遗址龙山时代后段遗存当属石峁文化早期发展阶段,庙梁遗址龙山时代前段遗存应是“有斝无鬲”阶段的龙山时代前期遗存,属于该时期的遗迹有房址、灰坑(储藏坑)、墓葬等,遗物包括陶、石、骨等各类器物,出土陶器以灰陶为主,多饰绳纹和篮纹,器形主要有单把斝、直口圜底瓮、喇叭口圆折肩平底瓶、折腹盆、细柄豆、矮领鼓腹罐、带耳罐、带耳杯等,遗迹遗物丰富、陶器组合典型(图一),为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的重要发现。 图一庙梁遗址出土典型龙山前期陶器组合 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逐步披露和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陕北地区与庙梁遗存近似或相关的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在横山瓦窑渠寨山遗址[3]以及横山贾大峁、庙梁、圆疙瘩、大阳洼、红梁等遗址[4]中都有不同程度地发现。其中,瓦窑渠寨山(图二)和贾大峁遗址(图三)发表或披露的陶器组合材料最为典型。另外,府谷郑则峁[5]、吴堡关胡疙瘩[6]、靖边五庄果墚[7]等遗址也公布了少量典型的龙山时代前期陶斝材料。 瓦窑渠寨山遗址位于榆林市横山县魏家楼镇瓦窑渠村西,名曰“寨山”的黄土梁峁上,在无定河一级支流大理河与其支流马邑河的交汇处,遗址所在山势陡峭,一面环沟、两面临水,仅西北部与它山连接,周边发现有石砌墙垣。2004年考古工作表明,瓦窑渠寨山遗址面积近2万平方米,发现有石砌城墙多处,主要保留在寨山山峁东、北部的断崖上,发现长度约100、暴露高度1～2米。综合分析,笔者认为瓦窑渠寨山遗址应为一处龙山时代石城聚落[8]。发掘的遗迹均为房址,主要为以窑洞为主体的复合式建筑,其中F3公布的陶器组合包括单把斝、直口圜底瓮、喇叭口圆折肩浅圜底瓶、折腹盆等。 图二瓦窑渠寨山遗址F3出土典型陶器组合[9] 贾大峁遗址[10]位于榆林市横山县横山镇贾大峁村,处于两沟之间的黄土山梁上,西距流芦河约1公里,面积在100万平方米以上。2016年,清理的主要遗迹包括:房址9座、灰坑46座、窑址3座、墓葬2座。房址多为半地穴式,少量为窑洞式;灰坑多为圆形袋状;墓葬为竖穴土坑单人墓,墓主仰身直肢。出土陶器以灰陶为主,器形主要有单把斝、直口圜底瓮、喇叭口浅圜底瓶、折腹盆、罐、杯、盘、钵等。 郑则峁遗址位于榆林市府谷县高石崖乡温李河村西,坐落在黄河二级支流木瓜川与其支流温李河交汇处的黄土梁峁上。为配合陕西神木县至山西朔县铁路建设,1992年进行了首次发掘。发现了一批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遗存,其中以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后期遗存为主,龙山时代前期遗存较少,比较明确的发现是在T59(4)层内出土了斝足。 关胡疙瘩遗址位于吴堡县宋家川镇王家川村,由前后相连的4座山梁组成,面积约10万平方米。遗址南邻黄河,东西两侧临沟,仅北端与它山相连,此处发现两道平行石墙,将遗址与它山隔开。石墙残存最长约300米,保存最高处约4米,建造方式两种,一为堑山而建的护坡形式,一为地面起建的独立墙体。遗址内发现房址40余座,以组或排为单位分布于4座山梁上,可分为半地穴式、窑洞式和复合式,房屋主室多以白灰涂抹地面和墙裙,庭院多以石板砌墙或铺设地面。出土陶器主要有单耳釜形斝、高柄豆、单耳罐等。 图三贾大峁遗址出土典型陶器 五庄果墚遗址位于靖边县黄嵩界乡小界村西北部沙地中的山峁上,面积在30万平方米以上。1996年,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2001年的发掘,发现了一批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的遗存,披露的龙山时代前期陶器主要为以单把斝和单耳罐为代表的器形组合。 二、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的时空框架 行政区划意义上的陕北地区包括陕西省延安市和榆林市,该区域自北向南依次由毛乌素沙地和黄土高原伴生地带、黄土高原、子午岭-黄龙山山地、渭北黄土台塬等主要地貌构成。其中,延安中南部地区,西为子午岭、东是黄龙山,形成主体地形骨架,中间谷地向南与渭北黄土台塬连成一片,整个地势大致呈展翼蝶状,该区域与延安北部和榆林市在地貌单元特征和考古学文化面貌特别是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差异非常明显、很易辨识,故此,本文所说的陕北地区不包括子午岭—黄龙山山地、渭北台塬为主要地貌的延安中南部区域,主要指以毛乌素沙地和黄土高原为最具标识性和最主要地貌单元的榆林市全部和延安北部区域,可以理解为考古学意义上的陕北地区。 地貌方面,大致以定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县城一线为分界,陕北地区西北部主要为毛乌素沙地,东部沿黄河区域及南部白于山区域为典型黄土高原地带。河流方面,陕北地区黄河一级支流较丰,多为西北—东南流向,自北向南主要有黄甫川、清水川、孤山川、石马川、窟野河、秃尾河、佳芦河、无定河,尤以无定河干流最长、支流最多、流域面积最广,西历毛乌素沙地,东贯黄土高原。另外,无定河支流—芦河,其上游东流段南为黄土高原,北为毛乌素沙地,是两种地貌的自然分界线。值得说明的是,芦河应为《水经注》中所载“走马水”,可能与《后汉书·地理志》中黄帝葬地桥山有“坐标”关系[11],自古至今都是陕北地区的一条重要河流。目前,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主要发现于芦河两岸及同为无定河支流的大理河流域,都处在陕北地区南部,至于其是否覆盖整个陕北地区,由于目前材料限囿难有肯定之说,但分布区域既已包含了毛乌素沙地和黄土高原两种主要地貌,陕北地区南部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覆盖整个陕北地区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随着近年来发掘材料的不断积累和已有资料的深入研究,陕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遗存的发展序列越来越清晰:以空三足陶器——斝的出现为主要标志,陕北地区进入考古学年代上的龙山时代;以典型双鋬鬲的出现为重要节点,陕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可以分为相互衔接的前、后两期。其中,龙山时代后期及其衔接的夏代早期考古学文化我们拟命名为“石峁文化”[12]。龙山时代前期以各类灰陶占绝对优势;确立了以单把斝为代表的空三足陶器体系,但还不见典型双鋬鬲;喇叭口平底瓶或浅圜底瓶取代尖底瓶,但偶尔还能见到极度退化的“类尖底瓶”——浅圜底带圆饼或凸钮的喇叭口瓶。目前材料虽难称非常丰富,但典型的陶器组合可明确将榆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分为两组,即以寨山和贾大峁陶器组合(以下简称“寨山组”)为第一组,以庙梁陶器组合(以下简称“庙梁组”)为第二组。寨山组单把斝器身与三足的分接特征更为清楚、器身腹部折棱非常明显,喇叭口瓶仍多圜底,直口圜底瓮均直筒状;庙梁组单把斝器身与三足渐趋“整合”,喇叭口瓶多为平底,直口圜底瓮出现“口大底小”者。以上简要比对分析不难看出,以典型陶器的发展演变规律为依据,寨山组当早于庙梁组。实际上,寨山组和庙梁组陶器是目前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的主要陶器内涵,寨山组陶器代表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较早阶段考古学遗存,庙梁组陶器代表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较晚阶段考古学遗存。诚然,随着发掘资料的不断丰富和积累,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的分期将愈发细化。 三、陕北地区龙山前期遗存的文化命名和主要内涵 文行于此,不得不面对的是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虽然目前经过系统发掘的遗址还未有能将寨山组和庙梁组陶器全部涵盖,用以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但至少现在可以提出“寨山遗存”和“庙梁遗存”的暂称,分别代表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的早晚两个发展阶段。 遗迹方面,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发掘的遗迹现象主要是房址、灰坑、墓葬和窑址。房址流行在梁峁坡地上掏挖的窑洞或地穴式建筑,囿于土质疏松,有些窑洞内壁还采用了以石墙加固的形式保证房址的稳定性,室内常见白灰地面和墙裙,灶址有灶坑、地面灶和壁灶等形式;灰坑常见圆形筒状或袋状,多分布于房址周边,其作为窖穴使用的储藏功能较为突出;墓葬材料较少,主要发现于靖边庙梁和横山贾大峁遗址中,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单人葬,仰身直肢;窑址一般体量不大,上下式结构,火塘位于窑室前下方,多集中发现,处整个遗址较低处,应是邻近水源的选址考虑。 遗物方面,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陶器组合稳定,以单把斝、直口圜底瓮、喇叭口圆折肩瓶、细柄豆、折腹盆等为常见的典型陶器。单把斝流行宽单把“盆形斝”或“罐形斝”,器身与三足分接而成,器身上部一般为直口或侈口盆形或罐形,饰竖向绳纹,下接三空足,饰横向篮纹,裆部能观察到明显的附加泥条等衔接工艺;直口圜底瓮直口、筒形、浅圜底状,底部内壁“旋扭”清晰;流行喇叭口圆(折)肩平(浅圜)底瓶;豆柄细长、豆盘较浅;折腹盆多见侈口、中折腹者。整体来看,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陶器已完全脱离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尖底瓶体系”,确立了陶器的“空三足器体系”,并逐步彰显“由斝变鬲”的发展趋势。 四、陕北地区龙山前期考古学遗存与石峁文化的关系相关研究指出,石峁文化是河套东部区域龙山时代后期至夏代早期的最主要考古学文化,以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山西中北部的“黄河连片区域”为核心分布区。陶器方面,石峁文化以双鋬鬲为代表器物;聚落形态方面,石峁文化流行石城。 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和积累,关于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内涵和外延的研究必将不断深入,但不可否认的是,寨山遗存上接仰韶文化末期“尖底瓶陶器体系”,庙梁遗存下启石峁文化“双鋬鬲陶器体系”。石峁文化陶器基本继承了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特别是庙梁遗存以单把斝与圜底瓮、喇叭口瓶、细柄豆等为基本组合的陶器体系,出现了双鋬鬲和三足瓮、喇叭口瓶、细柄豆等常见陶器组合。换言之,本文论述的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特别是其后段——庙梁遗存陶器组合与石峁文化陶器的“传承”关系清晰,庙梁遗存陶器传统是石峁文化陶器组合的主要来源,石峁文化主要继承了庙梁遗存的陶器文化因素。 图四小沙湾石城典型陶器组合 图五关胡疙瘩遗址和五庄果墚遗址出土陶斝 (1、2.关胡疙瘩3.五庄果墚) 聚落形态方面,石峁文化最典型的特征是大量石城的涌现。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早在仰韶文化末期,石峁文化核心分布范围内就出现了早期石城聚落。陕西吴堡后寨子峁遗址[13]和内蒙古准格尔旗小沙湾遗址[14](图四)的发掘材料表明,仰韶文化末期即已出现了以石砌墙垣为主要标志的筑城传统,但应属石城聚落的“滥觞阶段”,一般只在山峁与外界相连处砌筑石墙,这些山峁三面临沟,加之石墙分隔,形成独立、封闭的城内空间。及至本文述及的龙山时代前期,陕北地区石城聚落逐步兴起,数量大幅增加,横山瓦窑渠寨山遗址和大理河流域调查试掘的横山拓家峁寨山遗址、金山寨遗址,子洲老山峁遗址等石城聚落[15]的形态表明,龙山时代前期延续仰韶文化末期石城选址的基本特点,石城多建在三面临沟的山峁上,仅一侧与外相连。不同的是,与仰韶文化末期相比,这一阶段的石城除与外界以石墙相隔外,还在山峁周壁堑削土崖、包砌石构护墙,更加突出聚落的防御功能。从目前情况分析,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可视为石城聚落的“发展期”,为石峁文化时期石城聚落数量的急剧膨胀、等级的明显分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石峁文化时期,包括陕北地区在内的河套东部地区出现了以石城聚落为显著特征的早期国家形态。 综上所述,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是石峁文化的重要来源,是石峁文化开启早期国家起源进程的重要铺垫。 文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论述的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寨山遗存和庙梁遗存)中所见陶斝主要为单把盆形斝和单把罐形斝,文初列举的郑则峁、五庄果墚、关胡疙瘩遗址所见的釜形斝(图五)与之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原因如何,尚待更多的材料来讨论。但目前看来,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早期陶斝以釜形斝为主要特征,郑则峁、五庄果墚、关胡疙瘩遗址所见釜形斝或许正是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实物材料。 参考文献 [1]张忠培.试论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J].华夏考古,1997(1). [2] 孙周勇,邵晶,邸楠.初论石峁文化[J].待刊. [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横山县瓦窑渠寨山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9(5). [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史前考古研究室.陕西史前考古的新发现与研究进展[J].考古与文物,2018(5). [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榆林地区文管会.陕西府谷县郑则峁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0(6). [6]a.王炜林,马明志.陕北新石器时代石城聚落的发现与初步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6(11).b.马明志.中国北方地带史前至夏商时期陶鬲的谱系源流[D].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7]史君.陕西靖边五庄果墚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研究[D].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8] 简报中未明确说明,遗址为石城聚落系笔者实地调查的初步认识. [9] 此图中的单把斝是简报中F3发表的斝,今查实物,简报线图有误,故以此线图为准。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资料。 [11]邵晶.<水经注>中黄帝桥山考[J].文博,2018(1). [12] 同[2]. [13] 同[6]a. [1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小沙湾遗址及石棺墓地[C]//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15] 同[6]a.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