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上/下只角”二元论与都市空间重构 在上海方言里，“上只角”可直译成英语里离人口繁杂地段有一定距离的幽静的富人住宅区(uptown);而“下只角”则是拥挤的穷人聚居区(如棚户)的代名词。“上/下只角”二元论，在身处欧美工业社会语境的社会学家看来，在体现阶级和族裔差异的空间和地方感方面，不失为一种绝妙的表达方式。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多年间，上海历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洗礼，成为“十里洋场”和华洋杂居的繁华都市。在此过程中，这一空间二元论，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个人或家庭乃至社区邻里层面的生活历程。它在话语表述中所展现的，是一种对于本土或出生地的认同感和对于目前所处生活环境的体会。社会史学者早已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空间二元论所凸现的社会优越感和市井势利性。如下文所述，作为历史想象力和社会现实的双重表征，这一空间二元论不失为本地居民(包括已经扎根立业的“新上海人”) 、各级官员和房地产商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定位参照点，尤其是在21世纪上海城市的方方面面发生剧变之际。 具体地说，所谓的“上只角”就是指上海在鸦片战争之后成为租界之后来自英法美等国的洋人的住宅区。现在的衡山路、华山路和武康路地区，静安区南部，和卢湾区(现已经归属黄浦区)北部，是久居上海的市民公认的典型的“上只角”。一百多年前，西方列强瓜分上海，以租界形式来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成了“上只角”的历史雏形。不管是昔日公共租界内的外滩和南京路十里洋场，还是法租界内幽静的旧别墅区，如今都是“上海怀旧”产业的文化地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1949年以后，那些收归国有的西式楼宇也继续在为新政权的各个相应政府部门服务，其建筑风格也得以维持保留。在“上只角”地段，人们不时能看到在梧桐掩映之中的多数已经易主的旧宅大院，青苔挂壁，却风韵犹存。控制人口和固定户籍是计划经济时期城市规划的一大特征。由此上海内城的“上只角”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始于20世纪90年代城市改造的浪潮而下降。居住在“上只角”内的众多宁波籍居民在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优越感，往往源自居住地的象征意义。比如当某位带有浓重宁波口音的老人说“我住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附近”时，我们完全可以猜测其实际居住地点不过是一栋相当拥挤的年老失修的公寓楼。但在房地产开发尚未成气候时，居住方位(即“上/下只角”)对于宁波移民的后代们来说远比居住条件重要。 对于居住环境中处于“上/下只角”之间的南市老城厢来说，这种夹在地段优劣程度与实际住房条件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现在已成为黄浦区(其辖区覆盖了原公共租界地段) 一部分的南市，曾是上海市人口极为稠密的居住区。区内本地老屋和旧式石库门里弄鳞次栉比，是极富上海本土特色的居住模式。近年来，旅游业的兴盛使该地区焕然一“新”的城隍庙、豫园、文庙、茶楼、老字号的饭店乃至遗存的上海县城城墙，成为重要的文化地标。但是，这些地标周围的居住环境，却令地方官员难堪。本地居民不愿迁往近郊新开发的住宅区，宁肯忍受合用公共厨卫以及马桶带来的不便、烦恼和尴尬。一方面老城厢的悠久历史使他们对于世代居住的街区有一种归属感。另一方面，由于“上只角”近在咫尺，老城厢的居民还时而庆幸自己能在心理上保持与“下只角”的距离。 就实际居住条件和环境而言，在上海闹市区与“上只角”相对应的“下只角”是那些拥挤不堪的棚户区。在城区大规模改造之前，上海的“下只角”通常包括从周家角到外白渡桥的苏州河两岸，北部的沪宁铁路和中山北路之间地区，南部的徐家汇路以南，以及中山南路以北地区。“下只角”的传统居民是来自邻近苏北地区的移民或难民的后代人，经常说一口带有浓重家乡口音的上海方言。在最能体现上海普通市民文化生活的滑稽戏表演中，苏北口音就是演剧中一种象征小人物处于“下只角”卑微社会地位的符号。这种艺术的真实确实是生活现实的反映。而宁波口音由于甬籍经济势力的强大而成为上海方言的一种标准音(如从“我伲上海人”到“阿拉上海人”的变化所示)。早在二十年前，加州大学教授韩起澜(Honig)就指出: “苏北”在语言使用中实际上已失去指代籍贯的作用，而是一个充满歧视色彩的词汇。由此在上海的社会空间中，“下只角”成了针对以苏北人移民为主的下层平民的偏见的源头。与世界上多数地方对贫民居住区固有的误解和成见相似，上海“下只角”的棚户区常常被认作充斥陋屋和违章建筑，破碎家庭，社会风气败坏和陷入贫困泥潭而难以自拔的“都市中的村庄”。可以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上只角”是以宁波移民群体为代表的、中上阶层上海市民努力追求的一种代表现代和文明的美好理想，那么“下只角”只能属于落后、愚昧和“缺乏文化教养”的下层移民和他们的后代。 上海研究专家瓦瑟斯特穆(Wasserstrom) 曾质疑中外学界将租界时期定位成中国现代性发展重要标志的倾向，从而间接对“上/下只角”二元说法在学术探究上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笔者在对他深邃的历史眼光表示钦佩的同时，不得不指出: 作为都市生活集体和个人生活体验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上/下只角”的二元论在地方行政区划实践中，确有参照系的作用。1949年以后，新政府对上海城区重新划分，力图改变租界时代留下的格局。新设立的区中，常常将“上只角”和“下只角”一并纳入，以体现新社会所倡导的对居住条件不同的居民区一视同仁的平等精神。在地图上，“上只角”和“下只角”的界限随着地方政治版图的改变(如静安和闸北两区合并)，已几乎消失。然而，为什么在日常话语系统里，这一本该作古的二元论为何还有市场呢? 应该说，在1949年之后租界时代遗留的以路标、马路和建筑区隔“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做法已被摈弃。然而，在新设区内设立的街道和居委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又延续了以行政手段区分“上/下只角”的做法。如卢汉超所指出的，街道组织领导为了方便日常工作和管理，索性按居民出生地的地名来命名居委会。在上海人眼中，“苏北里委”和“南通里委”这些实实在在社区的地位及其名称中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上只角”原法租界的霞飞路，尽管在崭新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中被更名为淮海路，但是对于居住在那里的普通居民或者是慕名而来的“老上海迷”来说，它所代表的特殊的历史风貌、艺术品味乃至文化资本(Bourdieu，1984)仍然未见丝毫减少。 诚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所言，革命者在取得胜利后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去承继其前任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并非真的在物质上毁灭旧时代留下的一切东西。如原上海汇丰银行大楼，在成为浦东发展银行之前，一直作为市政府行政大楼，是外滩的标志性建筑。在外滩的其他风格各异的西洋建筑，长期以来也发挥着市政府和其他部局单位的日常办公以及商贸功能。正是由于这些足以成为上海历史文化遗产的楼堂会所的客观存在，使得“上只角”的符号表征意义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而1949 年后新的区划不但没能使人们心中的“上只角”和“下只角”消失，相反，这一“上/下”二元论在不同社会交往情境中，继续成为人们在日常谈吐中区别高低和贵贱的重要指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