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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道路的修建和随之而来的交通方式的变化会对一个族群、一个聚落乃至一个社区和城市带来巨大的影响。文章以道路作为切口探讨基础设施对于聚落的意义，现代快捷交通的普及对于社区和城市的影响以及“路学”研究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道路；聚落；人类学 【作者简介】周大鸣，湖南湘潭人，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研究方向:移民与城市化，民族走廊，族群关系。 研究缘起:自“路学”[1]的概念提出后，相关的研究方兴未艾。我为什么研究这个题目呢？我最近研究的三块:一是移民与城市化，二是民族走廊，三是族群关系，而“路学”使我这三块研究的整合成为可能。就是用道路和聚落把三块连起来。道路是人行走的，代表着一种人群的流动，那么人群的流动会影响这一个族群的形成和族群的关系，民族走廊正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迁徙的区域[2]；同时这种交通方式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聚落的发展，乃至城市的形成。可见，人类学在社区民族志、区域研究中引入“路学”，将大有可为!我的一篇拙作发表在去年的《广东社会科学》上，主要是从道路交通的变化来看中国城乡的结构变化[3]。本文将继续探讨道路对聚落的意义、道路研究的途经、现代快捷交通对社区的影响等。 一、道路的意义 鲁迅先生的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所有的路是因为人而赋予意义。道路的意义，按照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叫“路通财通”，现在我们到农村里面去到处都有这样的标语口号，“要致富，先修路”。把这句话百度了一下，据说这是四川一个贫困县县委书记率先提出来的。还有把道路称为“致富路”“幸福路”“平安路”，等等。这样来描述道路，大众最容易理解，因为修路往往涉及出工出力，或者拆迁征地，如果修路跟你自身的幸福、致富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事情大概就容易被人接受。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比较现实，追求财富，追求平安过好日子，尤其是在农村对农民提那些空洞的口号没有什么动员力，而财路、致富路，这些通俗易懂，很符合人们实实在在过日子的心态。 (一) 道路是帝国统治的基础 当然，道路除了在通俗意义上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些生活所需之外，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国家统治的基础。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公元前220年就开始修驰道，最有名的九条驰道，其中一条一直通到广东来[1]。秦始皇修的驰道，要求很高，要求50步宽。按照现在在河南考古发掘时所发现的，驰道有点像现在的铁轨，用比较硬的两根木头铺成轨道，然后马车在上面走。虽然现在只发现一段，很有可能在秦始皇统一之前，各个国家就都开始修这种驰道。秦始皇这个“车同轨”，不是现在通俗的讲法，统一轴距，也就是两个轮子之间的距离，而可能是因为过去每个国家修驰道轨道的宽度不一致。秦始皇的“车同轨”，可能就是把各个不同国家的轨道的宽度标准统一起来，就跟现在我们的铁轨一样的。如民国时的山西，地方军阀怕蒋介石势力过去，就把山西的铁路修得跟国内其他地方的铁路的宽度不一样。现在世界上不同国家的铁轨的宽度仍然有差异，以前法国人修铁路很窄，而俄罗斯的铁轨很宽，就比中国的宽，去俄罗斯以前都要换火车，后来换火车轮子。 为什么要建设这样的路，为了统一国家的需要，中央跟各个地方要建立起稳定的联系，当然还有战时方便调动军队。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驰道，就开始有驿站传递制度的建立。历朝历代后来都有了这种类似的制度，但是每一个朝代可能驿站的距离、管理方式都不太一样。大家最熟悉的故事，讲杨贵妃吃荔枝，从广西把荔枝运到长安，这个荔枝还可以吃，速度够快的，杜牧专门写了一首诗描述这件事。唐朝的驿站效率特别高、管理特别严，一千多个驿站，有2万个从业人员，而且是由兵部来管辖。安禄山在范阳叛乱，距离长安3000里，但是6天以后叛乱的消息就送到了长安。后来速度更快，到了清代更有800里加急，一天可以跑800里。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讲明末的时候，因为明末的时候驿站制度开始腐败，很多人利用本来是国家的驿站来干私事，相当于现在的公车私用。明朝晚期开始要撤销驿站，其中有一个叫李自成的，本来是驿站的工作人员，因为失业了没事干就造反，最后把崇祯皇帝都灭了。至少你从李自成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当时在驿站这样地方工作的人，起码还是有点能力、有一点本事的人，还有点武功，身强力壮才可以领导农民起义，也不容易。驿站和道路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皇帝的最高指示一下传达到地方去，就是靠这套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