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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社区的“士绅化”进程 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基建和商业发展项目，在快速地重构中国沿海和内地城市的社会空间。与经济和社会转型同步的城市化进程，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重塑城区的新旧邻里之间的互动关系。导致中国城市面貌改变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楼宇和道路，更是过去十年以来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弹指之间，昔日宁波帮的后代已成为地道的老上海。在日常会话中，经过宁波方音改造的上海话比原本听上去更接近本地土话和吴侬软语的上海方言要更为标准和自然。当然上海话的实际发音体系也在不知不觉中加入了个别苏北方言的元素，变得越来越多元和多源。这一过程暗示苏北移民的后代在随着下只角被推土机碾为平地之后，告别了不堪回首的个人和社区的过去。而他们在城市社会生活中饱受不公待遇的地位已被如潮水般涌入的民工群体迅速代替。 随着改革的深化，新一代具有专业知识和国际眼光的政府官员开始主导城市管理实践。与老一代相比，他们有新颖的思路和强烈的进取意愿，来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城市扩张和“流动人口”剧增带来的压力。与此同时，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国企重组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包括消肿和分流在内的措施，使得数量可观的待岗和下岗职工逐渐代替老弱病残，成为社区“困难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上海有领先全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但应付下岗带来的社会问题仍然是城市管理的当务之急。由于上海在20世纪一直是国家重轻工业集中的超大型城市，纺织等产业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冲击。许多传统的制造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下岗现象存在。市内未开发的“下只角”一度成为“吃低保”的下岗工人和其他困难人群的主要集中地。许多待岗和下岗职工，在一夜间发现，他们得努力去适应一种以他们居住的社区而不是单位为轴心的所谓“社会人”的生活方式，不管他们对此有无思想准备。 跨国公司和私有企业的涌现，也使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变得更加多元。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各种知识、技术和观念的普及，也在渐渐地影响上海都市“上/下只角”的社区改造思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专业化和细分化，以及强调社区有序发展和注重经济效益的路径选择，正在主导着城市旧区改造中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士绅化”进程(gentrification)。作为后工业化社会所特有的城市社区重构和住宅建设变化模式，“士绅化”(高档化)这一社会学家所造的词汇所描述的是最近二三十年欧美大城市(如伦敦、纽约和华盛顿等)的一种复兴和重塑过程。城市社会学视角内的“士绅化”表现形式通常是: 高收入的专业人士迁入改建后住房条件和治安状况显著改善的内城，同时社区重建所引起的房价和租金上涨，使久居内城的低收入居民( 以少数族裔和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为主)被迫外迁。房地产开发商、当地政府官员和新近迁入的高收入人士都在“士绅化”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近几年来因商务和学术研究久居上海的欧美人士，在谈到上海市中心及周边地带在近十年发生的瞩目变化，都会使用“士绅化”这一词汇。但要更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士绅化”进程，我们不能脱离住房改革、地方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和基建发展的大背景。在20世纪末上海城市改造的具体语境中，“士绅化”首先表现为一系列旨在美化市容和改变文化景观的市政措施和建设项目。与欧美国家城市发展所经历过的富裕人士因穷人不断迁入，“放弃”内城，在近郊购置房产所不同的是，在上海，即便是拥挤的闹市区就有相当部分属于“上只角”。而来自海内外各种社会和经济力量近年来对这部分“上只角”所展开的空间重构，是值得城市研究者认真关注的“士绅化”进程的重要方面。总之，“士绅化”作为一股造就上海文化生态景观的结构性力量，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决策和规划机构，也是自下而上的植根于邻里社区的组织和网络。 “士绅化”进程的催化剂是以怀旧为主题的老上海文化产业。以上海怀旧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影视剧、摄影集、回忆录、散文、音乐和物品收藏等一系列文化产品的创作、营销和消费，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无非是对当年十里洋场繁华旧梦的回味、想象和咏叹。这一怀旧产业的兴盛，得益于上海在城市改革进程中涌现出的来自海内外社会精英人士的精心策划和推介。当然，上海怀旧的产业化也为研究观察都市文化变迁与城市规划和社区构建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宝贵契机。透过怀旧的表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老上海集体记忆的重新发掘、重新评价和再度包装，以期重现和重构文化的复杂过程。基于笔者的观察，对于记忆的策略选择和历史的想象重构，是人们在经历城市百年未有的社会和经济领域巨变时的回应。从某种程度上讲，上海怀旧能使城市的新生代精英(如各级政府官员、作家和艺术家、建筑师、地产开发商和白领人士等)回味大都市的昔日辉煌，为实现规划蓝图，营造21世纪的全球化都市做好热身准备。从新天地到思南公馆以及徐汇和静安的学区房，都是特定地段和社区士绅化程度在崭新语境中的鲜明体现。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笔者的主要田野点湾桥社区以北的“上只角”地段，各类租界时期的公寓楼，别墅和洋房修缮一新，与时下兴建的风格迥异的高层住宅和办公楼相映成趣。的确，日渐多元化的建筑与景观设计，在卢湾北部商业中心周边高档消费区( 以新天地为代表)刻意凸显的新“上只角”氛围，与美国波士顿城旧区改造“士绅化”杰作之一的昆西市场旅游景点，可谓异曲同工。公共艺术和灯饰的巧妙使用，使一些历史建筑旧貌换新颜。同时，一些废弃的老厂房和车间经翻修重整，成为时尚设计室、画廊和工作坊。位于原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交界处的新天地多功能消费和娱乐区，与红色圣地“一大”会址比邻而居，集历史凝重、现实考和未来憧憬于一体。在这里投资者煞费苦心，耗资千万，打造以展示上海石库门民居风格的新旧混合建筑群体，其轰动效应非同一般，引得远近游人纷至沓来。新天地在商业上的初步成功，使市内其他地段(尤其是位于“上只角”附近住房条件陈旧的一些街区)纷纷效仿，以重建文化街和维护沪上旧别墅群为目标，试图再造“新天地”，从而人为地加快和加深新时期海派“士绅化”的程度。从理念上讲，在城市改革语境中依靠市场和文化重建的力量来促进街区“士绅化”，比单纯依赖行政手段来美化市容和塑造文明社区要更为有效和持久。然而，与后工业化城市复兴实践经历相仿的是，真正受益于“士绅化”的往往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宠儿，而低收入人群却难以欣赏和分享良好的家居环境和治安状况带来的好处。20世纪90年代末，南部湾桥的“士绅化”进程较其北部“上只角”地区要缓慢得多。 以湾桥所在城区的街道设置为例，我们不难看到这“上/下”二分论在考察“士绅化”过程中的实际意义。该区北部的三个街道大致位于“上只角”内，而位于南部的湾桥则是闻名遐迩的“下只角”，是由一个街道单独管辖的小型行政单元。与市内其他的“下只角”相类似的是，湾桥街道的老居民多是1949年以前逃荒和躲避战乱的难民和本地菜农的后代。在1998年初次进行人类学田野研究时，笔者注意到: 那已经变了调的苏北和山东方言，在某些里弄，是比上海话更为有效和实用的沟通语言。如下文所述，湾桥在地段、居民出生籍贯和当地人口的社会成分方面，的确具备“下只角”的一些污名化特征。笔者发现，不管是上海本地人也好，或是研究上海的专业学者也好，对于“上/下只角”二元论，难免会有一种莫衷一是的态度。这种难以启齿的感觉，类似于笔者与来自印度的学者谈到种姓或与美国同学论及族裔和阶级差异话题所遭遇的尴尬。一般来说，相对于其他阶层，具有婆罗门背景的印度同学更愿意带有一种优越感来谈论种姓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而低种姓阶层的人士则会高谈阔论圣雄甘地废除种姓差异的壮举，而闭口不谈平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在笔者曾任教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来自中上层背景的美国白人学生会轻松地谈论起他们所居住的高尚住宅区以及同样高尚的邻近学区(school district)。而来自华府东南黑人区的学生则干脆以“巧克力城”(喻指其所属种族的肤色) 作为首都的昵称，在心理空间上与居住在华府西北部的精英人士保持距离。 (责任编辑：admin) |